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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自己的自我审视 桑塔格的情人，包括大名鼎鼎的人像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Liebovitz）等好几位女性，早已不是文化圈的秘密。然而关于私人感情问题，桑塔格本人向来三缄其口， “反对阐释”。由于她生前始终避免公开谈及私生活、野心及对他人的评判，大卫·里夫承认，出版日记委实承担了许多“文学风险与道德负担”。里夫在关于母亲最后时日的回忆录《死海浮沉》（Swimming in a Sea ofDeath）里记录过，曾两度罹患癌症并死里逃生的母亲临终前仍坚信，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至死都不肯“与命运和解”。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里夫征求她是否愿意出版日记，每每总是失败，一提到“你去世后……”桑塔格就急忙回避问题， “你知道日记在哪个柜子里，不是吗？”—她看起来是打定主意要将难题扔给儿子处理。 著名评论家卢克·桑特（Luc Sante）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保留日记的作家，一种满心希望日记终有一天能出版，另一种则怀有害怕日记内容曝光的心情。言下之意,作家写日记根本不存在所谓“不戴任何面具的内心记录”。在苏珊·桑塔格的例子中，虽日记的内容尽是她晚年避而不谈的“秘密”，但要说这都是写给她自己看的，也未免太天真了。《卫报》的评论也认为，桑塔格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文字早晚是要被他人阅读的，而她日后形成的独特的反思性思维，也早就在日记中明白地显现出来。24 岁时，桑塔格就曾对“写日记”发表意见: “将日记理解为盛装个人隐私的容器，太肤浅了—这是对个人意识的装聋作哑。在日记里，我做的并不是更开放地表达自己；我创造我自己。” 通过日记，桑塔格在审视别人的同时，也在自我审视；在自我审视的同时，又在考虑别人会如何审视自己的自我审视。一次，她故意偷看“H”的日记，觉得“H”对自己的评断既不公又无情，她为此伤心，却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她为自己开脱道:“日记的主要社会功能恰恰就是要让别人偷偷地读，只有在日记里，你才会残忍却诚实地评价父母与情人。”“‘H’会不会读到我写的这一段？”“不戴面具才是骗人的（Nomask is wholly a mask）。”看起来，桑塔格会赞同桑特的观点，即日记对作家而言，不过是公开秘密的艺术。 重生:无处不在的快乐 “写作欲望与我的同性恋紧密相关，我需要作家的身份作为武器，反击社会。写作并不为同性恋辩护，但我感到，它将给予我特许。”26 岁那年，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日记中如此记录， “同性恋让我感到更易受攻击，它加剧了我隐身的欲望，隐身于无形。” 1949 年，16 岁的桑塔格已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大一学生。她拥有过人的学习禀赋。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后，她已经获准修习研究生课程。桑塔格曾在一次回忆中开玩笑道: “星期一我被编到一年级A 班，星期二转到B 班，星期三升到二年级A 班，星期四又到B 班，过完一个礼拜，他们就让我直接上三年级了。” 与学习成绩一样，桑塔格在婚恋问题上也显得格外早熟。16岁那年与“H”之间癫狂的性体验让桑塔格开了窍—“一切从现在起重新开始，我重生了”。1949 年5 月底，青春期的桑塔格心醉神迷地写道， “我的性观念被如此改变—感谢上帝……我不想让理智支配人生，我想历尽所有……不管它令我快乐或痛苦，我会小心谨慎拒绝痛苦—我将到处预支快乐，发现快乐，因为到处都是快乐，我将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此开始，一股“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在她身上蔓延开来。1949年6月4日，就在醉酒之余与“ H”发生性关系后的第二篇日记里，桑塔格写道: “肖斯塔科维奇钢琴协奏曲/ 斯克里亚宾序曲/ 塞萨尔·弗兰克D 小调交响曲/ 普罗科夫耶夫第五交响曲/ 巴赫B 小调弥撒/ 在音乐中做爱！多么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