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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尔德与“围城”内的中国考古(2)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中国考古学目前的困境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考古学一边已自成体系地走着一条独特的道路,一边又不忘重建古史的使命。考古学者们仍然要从报告中汲取有用的物质资料去研究历史,去弥补历史的空白,去证明历史的记载,甚至可以去矫正文献在某些方面的不当描述。但由于过重过多的田野和室内整理工作,很多人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去阅读和消化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包括考古资料),所以,学考古的人文献功底一般相对薄弱一些;而其他学科哪怕历史学科的人又很难读懂晦涩却有着原典作用的考古报告(“物质”文献),换言之,不能有效地利用考古新发现新材料(除了古文字材料运用较多一点外,其他就较少了)。于是,由于围城内考古材料的丰富性,里面的人不愿意出来,似乎自得其乐着;外面的人眼巴巴地看着里面有好东西、好材料,却无计可施,攻不进去。就这样,大家各做各的学问,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围城,但这无疑与重建古史的伟大使命是相悖的。
    而在超越柴尔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畴的过程考古学乃至后过程考古学等发达的洋理论面前,我们的学者又务实得近乎保守。以至于,美籍华裔的张光直、美国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等考古学家在各自论著中提到:中国的考古学在1949年到1980年代几乎是孤立于国际考古学界的。
    这让我们突然发现,在我们本土内,天书般的考古报告使得考古学被动地排斥着其他学科,“不许”其他人靠近;对于外界,中国考古学又主动地拒绝着那些我们认为玄妙的洋理论,三联书店出版的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集《四海为家》中就隐约地提到这些情况。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正走向一条“孤独”的道路。当我们在城内津津乐道着我们的所获时,城外的人却如坠雾里。而实际上,即使考古学内,史前考古、夏商周三代考古以及汉唐宋元考古,这三段也是有区别的。其中,史前考古属于考古学的天下,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献可依,考古学方法的运用更为纯粹一些,不必被文献牵着鼻子走,所以学旧石器新石器考古的人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考古学更正宗,他们对于洋理论的接受和理解更多一些。三代及汉唐以后,属于历史时期的考古,考古学证史的作用主要体现于此段(史前考古主要是补史,且补的是以万年计的整个人类历史)。但同是有文字有文献的时期,三代考古又稍许特别一些。因时间的久远,该时期的考古遗存保存的较好,遗留下来的人类遗存仍然很复杂,所以田野考古工作的难度不次于史前遗址,而把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即夏人、商人、周人)纠缠在一起时,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了。汉唐以后,复杂的遗址不多,以单纯的墓葬或城址或窑址为主,考古学文化的意义已渐被弱化了。
    中国考古学的曙光所在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的脑海里自然会浮现这样一些问题:洋理论如何在中国被有效运用?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接合点在哪儿?考古学文化这个定义,是否只重于描述、总结而难以解释更多的现象,它对于史前、三代及汉唐以后的考古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被我们奉行几十年的考古学基础方法即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被借鉴时只是掌握了其概念吗?在如今区系类型框架也就是考古学文化谱系被广泛确立后,中国考古学下一步的路在何方?重建古史的使命何时能完成?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完全走出疑古时代了吗?……以上这些恐怕是我们当前有关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要思考。
    所幸,近些年来,这样的思考正在被逐步重视起来。首先,大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西方考古理论方面的译著已不断增多,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包括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达柯《理论考古学》等;又如上述柴尔德系列译著,包括《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欧洲文明的曙光》等。而中外联合发掘也在国内一些地方逐步展开,如中澳共同合作的有关中国青铜时代早期铜和盐的开发及伊洛河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项目,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河南洹河流域、山东日照两城、内蒙赤峰等地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这样的中外合作对于促进双方文化交流以及洋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精确使用,有些问题得以重新认识,如石器的微痕分析,使得人们之前对于旧石器简单的分类即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产生质疑。最后,一些桥梁性的论著(其作者多是有中国的学术背景,然后到国外深造,所谓“中西合璧”的人才)开始出现,如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将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含铭文和文献资料)融于一体,也是考古学上所重视的时(历史学)空(地理学)概念的有机结合。该论著中所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我们将来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之一。
    末了,我们希望的是,不仅要多学科来共同研究(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来更能尝试多学科的合作调查、发掘(这种传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有),显然,参与者专业背景不同,对于发现材料的敏感度和重视度自然有别,所以这种第一线的合作更利于材料的客观再现,也尽可能保持其完整性。而为了方便其他学科对于考古材料的使用,考古学家也有必要对考古报告进行再消化、再转化,或曰“二级开发”。
    幸运的是,当下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没有了大师,没有了所谓的“学术权威”,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百家争鸣”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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