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
    [英]戈登·柴尔德著
    方堃杨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7月第一版
    240页，30.00元
    柴尔德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
    前不久，上海三联出版了考古学系列译著（如《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等）。其中，作者柴尔德对于考古材料的解读和描述、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运用，给了我们异样的启示。而更让我们愕然的是，陈淳先生在序言里的这段描述:“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的范例采纳了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今天，我们仍然用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概念作为我们分析的主要概念，以传播迁移论来建立区域文化的关系和年代序列。对照柴尔德的思想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借鉴和引入欧洲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的过程中，缺失了许多重要的内容，即使仍被我们一些学者奉为圭臬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和柴尔德的论著作一比较，我们发觉也只是掌握了其概念，并没有注意到在操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柴尔德（1892－1957）这个名字，学考古的人都不陌生。这位被誉为“远远超越其时代的考古学家” 的著名英国考古学家，其理论相对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以及八十年代倡导的后过程考古学而言，显得有些过时了，但其精髓部分如考古学文化、文化传播论，仍是我们中国今天考古工作的基础。而引领今天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夏鼐（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苏秉琦（提出中国六大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等考古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无不受柴尔德启发和影响。大胆地讲，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并没有超越柴尔德那个时代多少。这一点是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柴尔德等人译著的逐渐增多，充其量只是学科内理论建设的问题，但目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考古学自筑“围城”，自我隔绝。
    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特殊性
    考古学在中国来讲算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外来的学科。从上世纪初引入中国，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简单地讲，这是一门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的科学。它不同于文献研究，而是希望“透物见人”甚至伸入到隐藏于物背后的思想意识观念等等。考古学属于人文学科，与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息息相关。但这些年考古学的发展，却似乎逐渐走向“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一条严谨的纯科学之路，好像凭空围了一堵墙:城内城外，各自言说，各自为战，也各自苦恼。
    看看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工作:观察、划分人类文化层；确定遗迹的早晚关系；根据遗物（如陶器）的纹饰、质地、器形等特征对其进行分类、排比；命名某某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上代表着“一群人”）；建立考古文化谱系。这些成果将最终体现于考古报告中。
    从田野发掘到室内整理，再到形诸笔端的考古报告，俨然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操作模式，这也是考古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基础所在。但当随便翻开一本我们近年的成果总结即考古报告，会发现其主体部分仍是满眼的专业术语及图表数据。面对这样一种近乎枯燥晦涩的“报告语言”，即使有专业背景的人，除非要查找材料，否则也是很少去碰它的。一些其他学科的人将考古报告视若“天书”，不知道怎么找材料，更妄谈读材料和用材料。可见这本“物质”文献，和传统的历史文献如二十四史等相比，其可读性实在难以相提并论。这点与整理报告的人（多是完全受过考古科班训练的）有关系，也与学科的要求和发展有关系。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客观而完整地公布材料，尽量避免主观上的“偏见”认识，具体的阐释和消化留给作研究时需要这批材料的人。这几乎成为考古界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渐渐变成一个传统，且代代相传。但实际上，从野外调查到实地发掘，再到室内整理，尽管有一套具体的几成惯例的方法，但人类活动遗迹的异常复杂性和考古第一线工作者们发掘水平的不平衡性，有时候让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准确，很有可能忽略掉一些我们认为不重要却很有价值的信息。何况，这些年配合国家基础建设而进行的大量的被动的考古发掘，考古报告的产出数量、速度是提升了，材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却要打不少折扣。而古已有之且从未停止的盗掘现象更是将实物材料推出考古视野外，有些材料的考古信息将因此而彻底丢失，如最近成为热点的“清华简”，作为现代考古史上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竹简之一，且能对夏商周断代史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竟然没有相关的考古信息，这不得不让人深感痛惜；而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因多年的盗掘而导致无“古”可考。可见，盗掘现象已经让一部分地下出土材料重归“金石学”研究的范畴，这对于考古学而言，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除了学科自身的内容要求外，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其特殊性。在美国，考古学属于人类学学科，而在中国，考古学则一直附庸于历史学（如我们的考古专业也多设于历史系）。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轫于宋代鼎盛于清代的金石学的影响，最早吕大临讲的“考古”，是指用出土发现（主要是出土的文字资料）“证经补史”；上世纪的“罗王之学”所谓的“地下地上相结合”、“二重证据法”，在方法上仍是承袭宋代金石学。甚至有人认为，“金石学就是考古学的前身”。另一方面，与考古学引入中国时的学术背景也很有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风靡中国史学界的“疑古思潮”以摧枯拉朽之势破坏了旧有的史学体系，但疑古思潮的代表们却无力重新构建，也就是只“破”未“立”。这个时候人们自然把眼光盯向地下出土之文物，如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辩〉的》一文中说道:“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李玄伯更为明确:“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所以要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无疑，这时刚被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充当了重建史学框架的“救世主”。而后来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殷墟发掘（1928－1937年），起初也是带着这样的目的进行的。有人说，如果当时的史语所把这次发掘定在别处而不是殷墟，今天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无论怎样，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为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确定了一系列技术、方法体系，同时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等精英人才，当然，这些人也影响甚至主宰了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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