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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周弃子，过去在台湾颇以旧体诗闻名，然以两岸阻隔，人往风微，作品事迹所知皆有限，今缀合若干片断，但述其一事而已。 周的诗作，流传最广的当数讥嘲胡适一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雷震因《自由中国》杂志及反对党问题，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强加以涉嫌叛乱罪名，判决监禁十年；而胡适营救未果，亦未到狱中探监。周当时遂有《本事一首》刺之，张忠栋所引的文本作: 曾闻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铜像当时姑谩语，铁窗今日是凋年。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我论人材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胡适与殷海光——两代自由主义者思想风格的异同》，《胡适·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人物画像》） 而雷震所引则稍有异文，第一句作“无凭北海知刘备”，三句作“铜像当年姑漫语”，七句作“我论人才忘美事”（《雷震回忆录——〈我的母亲〉续篇》）。 至于诗中所指，第一句典出《后汉书·孔融传》:“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指胡适或知作者之名；第二句典出《南史·褚炤传》:“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惜胡氏晚节不保；三四句指胡曾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而如今雷氏入狱，胡却未加援手；五六句谓胡不舍“中央研究院”院长之位，未副其“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自喻。 在当日非共即蒋的政治形势下，胡适从大局考虑，从维护民国法统考虑，不可能与国民党决裂。以他的声望地位，假若公开探监，则等于向蒋氏父子示威，虽较能挽回其个人形象，却可能更加激怒独裁者，而于狱中的雷震反倒更为不利。他后来即传话给雷震:未来看他是怕触怒了蒋先生（据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他既投鼠忌器，就只能在幕后用力，而终亦无法挽回雷震的十年冤狱。今日视之，胡适的态度宜可谅解，然而当时台湾的自由知识分子，尤其是原《自由中国》杂志的同仁，则多觉胡缺乏决绝的勇气。如殷海光就极为不满，私下跟人谈起，总说“胡适这个人，真未免太……”（据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两代自由主义者思想风格的异同》），甚至责骂胡是“大乡愿”（据黎汉基《混沌中的探索——殷海光的思想困境》）；聂华苓谈到雷震时更说:“他没负人，是人负他，胡适就是一个！”（《忆雷震》，《人景与风景》）那么，周弃子诗的动机和用意，是否就跟殷海光、聂华苓一样呢？似又未必。 当时的周弃子，供职于“总统府”，尽管仕途不算得意，但终是台阁中人。据迁台的民主社会党人杨永乾回忆，他在主编民社党刊物《民主中国》时，屡受国民党的威逼利诱，而周就是唱红脸者也: 有位周弃子先生，此人曾是张群的秘书，在总统府为参议。中文不错，诗也做得相当好，而且也为我的刊物写过文章，因此常有来往。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以雷震刊物被判刑的标准，你刊物的文章也够上那种标准。”我就回答说:“假定国民党说他们所行的是民主，我刊物的文章一点错都没有，他们若说是独裁专政，我认倒楣，马上停办刊物。”…… 有一天这位周先生又来对我说:“你刊物的立场可以不改变，只要文章的语气缓和一些，国民党每月送你三数万元是没问题的……” 过有不久，周先生带一种抱怨的口吻对我说:“你这个人真难办，劝你不听，吓你不怕，给你钱你不要……”我仍是默然一笑，没有答腔。所以没答腔者，知道这位周先生是个利害人，他能言善道，交游又广，台湾各党各派，台北大小机构，他熟人很多，一言不慎，得罪了他，他到处乱说，就太不值得。同时又觉得一个读书人，有这么样的行为，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传》） 周氏未必就如杨永乾所述的那么不堪，但至少表明，那时他是官府背景的，是为国民党当说客的。以此律彼，在胡适问题上，怎能相信其思想的出发点跟在野的知识分子一样呢？当时在台的自由主义领袖胡适，亦如海外的民社党党魁张君劢，庙堂人物皆视之为政府的“麻烦制造者”；而周弃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想来也不无这类敌视心理吧。故他作诗讥胡，表面上虽是批评其恋栈和无勇，而究其底细，恐怕多少有些“黄鹤楼上看翻船”的意味，甚至，是不是还有借机抹黑自由主义旗帜的微意呢？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周弃子与雷震是有相当交谊的。据龚鹏程记述，雷案发生后，周弃子也曾出力周旋，当日有《闻雷敬寰事急投于右老》诗云: 横议从来在草茅，谁教铅椠得名高。釜中豆为同根泣，天外罗难一目（面？）逃。盛世定无钩党祸，清流曾有敢言褒。太平傥要祥和启，万一群公善补牢。（《草山旧事》，《多情怀酒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