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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蝴蝶” 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通常认为他们只知有“哥哥妹妹”而不知有“国家民族”，是颓废的而不是健康的，是苟且的而不是战斗的，总之名声不佳地位不高。其实这是大大的误解，自然也是受到主流文学史观压抑的结果。“鸳鸯蝴蝶派”文人不但论政，而且非常犀利，甚至在言论空间的开拓上比“投枪”“匕首”之类更有效果。同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和文章虽然“通俗”，却实具大众启蒙之作用，这也是不应忽视的。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只蝴蝶”，一只是干瘪变形的标本，一只是鲜活本真的存在。 以周瘦鹃（1894-1968）为例。周氏于1920年4月起任《申报·自由谈》主编，直至1932年为倡导“新文学”的黎烈文所取代。其间周氏主笔的“自由谈之自由谈”、“三言两语”等专栏，以一两百字的篇幅，“在追踪时事、揭露当局之时，对民国政要自总统、国会议员至各地军阀冷嘲热讽，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作为一个报纸文学副刊，却表现出如此明显的政治性，事实上如‘自由谈’这一命名所蕴涵的，自其问世伊始即担负着某种言论自由的使命。”（见本书《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一文）在其专栏文字中，周氏自觉为“民意”的喉舌，尽管多为牢骚和感叹，从中难以找出其有关国是的具体主张和建言，但“就每日发生的公共事件略加评点，片言只语，令人忍俊不禁，同公众分享某种感受和情绪，其中却隐含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上文）。不仅如此，李欧梵先生指出，这类游戏文章的言论空间开拓之功，比鲁迅的《伪自由书》还大，岂可小觑！ 在主笔时事短评专栏之外，周瘦鹃还主编了《家庭周刊》和《家庭半月刊》。作为一个言情小说家，周氏对“家庭”情有独钟。他在1910年代的大量小说，均以婚姻与家庭为主题，表达对旧制度的不满，为自由恋爱张目。1920年代的小说已不限于“哀情”而更具社会关怀，针对都市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提倡传统的家庭伦理。周氏认为:“人有家庭，一身始有归着之地。否则如鸟之无巢，回翔不定。曹孟德‘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之句，正可为无家庭者咏叹也。”家庭专版聚集了一批重量级通俗作家，大谈“模范家庭”即“小家庭”的理想与建设，涉及新旧文化的广泛议题。在提倡个性解放的时代，周瘦鹃们津津乐道于“小家庭”，未免为主张取消家庭的激进主义者所不待见，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提倡要自缚于传统的大家庭中，而只是不主张在“新”“旧”之间严分畛域，或者说针对激进和欧化的倾向而竭力弥补文化的断裂，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如果将此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段中来观察，维持“小家庭”这样一种小共同体的存在，在当时民族主义日趋高涨和阶级冲突日益尖锐的环境里，恰恰有助于维护个人空间的自主性，而这不也是要求个性解放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吗？ 侍从“叛乱” 有关“雷震与《自由中国》案”的研究已经不少，人们对于雷震践行自由主义的风骨也再三致意，其实，斗士的英勇诚然令人称赏，而斗士的心路更加耐人寻味，启人深思。雷震由一个位高权重、深获“圣心”的“党人”逐步蜕变为一个批评当道、力持异议的“报人”，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历程？ 雷震于1917年5月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国民党，因其坚信“国民党是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政治团体，如果国民党一旦能够掌握政权，一切改革均可立即进行，而民主政治就可建立起来”。回国后，因着王世杰的提携而在党政系统内不断获得升迁。1938年7月国民党成立“国民参政会”，雷震出任议事组组长，此外他还先后兼任由蒋介石任会长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后改为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秘书，由此与蒋产生了关系并受到重用，进而成为衔命与在野党与无党派人士折中的要员。吊诡的是，作为说服者的雷震在说服在野党与无党派人士接受国民党的主张的过程中，也在相当程度上渐渐被对方说服，既体会到了非国民党人要求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改组政府以及军队国家化的理念，也相信“自由中国”的蓝图可以通过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来完成，这就为雷蒋矛盾埋下了伏笔。 《自由中国》之创办，源于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抗俄政策，这也是该杂志得到蒋介石支持的重要原因。当其并未挑衅蒋介石的权威之时，“‘自由中国’此一符号，在蒋来说，是他反共的工具，掩饰独裁的面具，并非实质的民主改革”，“杂志尚可一存”，而与创办杂志同时进行的“自由中国”运动（组党）之所以卒未成功，则是因其非但对蒋没有利用价值（退据台湾的国民党已不需要笼络其他政党），反而可能威胁国民党的地位，“运动因此免了”（见本书《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机器的合与分》一文）。对于蒋介石的厚此薄彼，雷震以他的政治历练和对蒋介石的理解，对个中微妙应该心知肚明，但他自1951年6月刊发《“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开始，一再以自由主义的论述冲撞国民党的威权论述，也就注定了其与《自由中国》遭受严酷打压的命运。 李金铨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提出，“近现代中国主流报纸，大概有三种范式:民营商业报纸、专业报纸和党报系统”。这三种报纸当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互有渗透，比如商业报纸和党报都有某种专业报纸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报纸的文人论政意识似乎鲜受重视，而资深党人向秉持文人论政之义的报人蜕变心路也多被忽略，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论政》一书就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