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唐
    □媒体人士，广州
    关于中国文人论政的精神传统，傅国涌先生在其“百年中国言论史系列”（《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中多有爬梳和阐扬。在他看来，“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七十五年”。而近代史上的著名报人和行业组织对此亦不乏表彰之词，如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该报总编辑张季鸾在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同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学会也在宣言中指出:“我国报业之有与各国不同者，盖大抵为文人发表政见而设……”
    当然，傅先生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挖掘和存留的功夫，真正对“文人论政”这个命题进行学术探讨还需要更精深的洞察和更宽广的观照。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李金铨先生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一书，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本书的编辑出版缘于2007年4月的一次“自由的理念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其旨趣在于“以现代中国著名报刊为主体，结合历史与新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追索并烛照一系列思想史、政治史、新闻史问题”（本书序言），在此过程中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在其间扮演的角色。由于题域的广泛性和来稿的偶然性，该书收入的13篇文章相当“自由”，彼此并无多少联系，这固然无法让人对“文人论政”形成一种完整的印象，但也为各取所需式的阅读带来了便利。比如笔者就对几篇辨析自由民主理念的文章不甚在意，因这是思想史的课题，而对一些讲述“地下挖掘发现”的文章却颇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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