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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政史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社会史 我们可以读到令人手足无措的历史底稿。从“文革”后期至1984年本地公社体制瓦解时期的基层财政不分你我、统收统支方式，到80年代中后期各级政府分灶吃饭推行、公共责任和开支下放，再到90年代起的分税制改革，作者越来越体味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财政税收体制是平城社会变迁的关键‘推手’之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大量篇幅重点叙述的付费引税即“买税”行为———通过支付好处费、“财政返还”等权宜方式，把按照纳税原则原应归入别的行政区域的税款“引入”本地，以增长财力或者完成税收任务。这样的好处费一般由政府财政支付，因此表面上税收的增长未必代表着真实财力的等同增长。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兴起与发展后，“引税竟然从当初不为人注意的‘非制度’税收增长方式演变为将乡镇职能、财力和内在凝聚力掏空的途径。”这促使作者将这种曾经的疼痛作为全书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叙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我们可以读到让人哭笑不得的历史原稿。例如，90年代中后期，兴远财政局副局长隐约察觉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地方政府竟然出来两个奇怪的税收任务———一个是税务部门预测的，另一个是地方政府下达的，两个任务不一样，一般是政府定的指标高些。这种税收“人为增长”的情况在分税制后逐年明显，当税收的多少直接影响当地财政的支付能力和上级税收返还比例时，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干预，“出面周旋、怂恿、指使，甚至命令税务机关搞人为增长。”在众多不同性质的资金互相拖欠关系越发复杂时，“谁能想到，伙计向饭馆老板追讨工资，最后却和国家收税联系起来了呢？”日常生活中，就此透出一丝荒诞不经的苦涩。 我们可以读到未经集体空间和权力空间整理的历史初稿。例如，传统研究多认为农民是宏观力量的被动接受者，但作者用田野调查得到的事实告诉我们，“农民虽然分散，但绝不是任人摆弄的木偶，很多时候，他们创造了大量隐秘和半公开的方式表达意愿。”又例如，我们常常对基层干部抱有种种负面的刻板成见，但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有的乡镇干部把自己的房子拿去银行做抵押贷款以给教师发放工资，有的乡镇干部为村里修渠、建闸等公益事业垫款超过10万元。在2004年发放国家粮食直接补贴中的干部形象，更是“让本地一些善于观察的人感觉眼睛一亮”:曾经要粮、要税和要钱的干部不见了，更多地体现的是公开、公正和公平。 我们可以读到穿透时代烟云变得明晰却又尚待检验的历史定稿。两位作者认为，“三十年间，市场的不确定性、财政的不确定性和行政体制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乡村，乡镇政权也竭力以自己的不确定（或非制度）行为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状态。”我们应当警惕:本应以护持社会规则、抗拒市场风险为核心功能的政府，因为种种原因而频繁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本应“以相对不变应对变化”的政权组织，只能“以万变应对万变”，种种非制度、非正式的权变逐渐异化、固化甚至正规化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与规则。因此作者也强调，为了尽可能减少上述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规则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以此为突破口深化改革开放。 民间社会的独立与尊严 作者引用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来揭示全书主题:“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奇迹的时代，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和要求，在健康的公共财政机制与政治经济环境下，每个人都将依法纳税作为显示自己兴趣与支持的民主投票，将积极监督作为显示自己认同与归属的民主训练。当作者强调财政税收体制对平城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同样影响着财政税收体制的发展与变化，种种可能看似微小的日常行为、结构变化和改革措施，必将在深层次上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物尚其流、人尽其才、税得其用的流动大势不可抗拒。”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他乡之税》中能同时体会到社会学的思路、历史学的功夫、经济学的分析与政治学的锐利。作者采取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发掘与梳理而非观点的列举铺陈，是“自下而上”的饱满述说而非“自上而下”的简单论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写作正好契合了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方法:我们的生活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主要是历史和社会力量的产物，“个体复杂而微妙的生活方式能够反映我们的社会经历。”也正因如此，作者在全书的最后才致谢道:“平城的百姓和干部们是他们自己历史的拥有者，是他们让我们渐渐懂得了历史中最朴素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所在。” 让我们看看关于“郭白头”的故事结尾:平城镇政府向县法院发函，表示将分批偿还郭白头的借款；虽然函件中流露出镇政府的困境与委屈，但如果顺利，“白了头的郭白头在六年后可以完全还上为镇政府借来垫税的高利贷。”对一个国家来说，三十年或许很短；而对一个人来说，六年已经很长。每一名普通的民众、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每一种底层的记忆，都应得到信任、尊重与敬畏。因为在这段历史背后，写满了我们共同的沉痛、挣扎、疑惑和希望。政权意识固然决定了社会主流记忆的内容、方式与倾向，但我们无疑还应努力保持日渐退却的个人空间里极易褪色的私人记忆，保持在秩序、信仰、权威、道德等诸多方面与国家社会相对、相望又相守的民间社会的独立与尊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