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 睿
     尽管已经出席过无数次这样的发布会，尽管他伟岸的身材往往予人一种雄壮的印象，但克莱齐奥在10月9日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发布会上，始终保持着平素的内敛，甚至一贯的，套用一些法国传媒的用辞——腼腆。
     克莱齐奥说自己那天“恰巧”在韩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航程中到巴黎转机，收到消息时，自己“正好”在阅读，而这喜讯令他感到十分“惊喜”。其实早在文学奖揭晓之前，已经有传闻说今年法国有两位作家极有机会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诗人伊夫˙本桦（Yves Bonnefoy），另一个则是克莱齐奥，难怪法国的报刊对勒˙克莱齐奥的“惊喜”都不得不感到“形迹可疑”。
     法国人对克莱齐奥并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法国高中的许多课本，都选了他的作品；初到法国在语言学校学法语的人，也一定会在课上读过他精练简洁的优雅法语。克莱齐奥在稍大的书店都有专门的架子，他许多的作品每季都放在书店最起眼的推荐柜台上。走进拉丁区的书店，也往往能在墙壁或橱窗上看到他的照片，他的声音一年总有几次会透过France Culture电台在法国的大气中飘扬，而他高挑的身影，虽然因为他旅居外地而少见了，但对法国读者群而言，却似乎总还在身边。
     在法国谈作家，总会先谈他的地域渊源，因为地域渊源决定了作者的艺术气质，而它亦往往是引领读者通向作家心灵世界的关键钥匙，这理论尤其能体现在克莱齐奥的作品上面。
     出生在尼斯的克莱齐奥，家族可以一直追溯到十八世纪英属殖民地——毛里求斯岛，一个来自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家庭。在他的血液里，可说是沉睡着英、法和毛里求斯三种不同文化的复杂记忆。这记忆起码在两方面影响了克莱齐奥，一个是阅读兴趣，另一个则是作品的中心主题。
     克莱齐奥是少数既会欣赏左拉（Zola）和洛特里阿芒特（Comte de Lautreamont），又奉乔哀思（James Joyce）和史蒂文生（Stevenson）为偶像的作家。从他的作品中，读者也可以看出，他从不狭隘地将自己定性为某个文化系统的作家，而小说故事里，也少见有扮演着中心角色的主体文化。相反，不同的文化在故事中相互共鸣，反覆游移，而这脱离中心的多元文化信念，亦令克莱齐奥的作品始终回响着一种流浪的声音。例如，至今仍被视为他最瑰丽的史诗《沙漠》（Desert）中的主角，就是一个撒哈拉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的後裔；至於法国人，甚至法国，很多时在克莱齐奥的小说里只是种陪衬或点缀，例如《饥饿的间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中的场景是1931年在巴黎举办的殖民地博览，然而故事所关心的，则是毛里求斯和印度的土地。克莱齐奥总向往那些遥远的土地，毛里求斯、非洲、印度、墨西哥等地。早在克莱齐奥七岁时为自己制作的第一本书里，“飘洋过海”，就彷似命中注定般，成为了他作品的主题。他在这本书里幻想自己跟母亲在船舱上经历了漫长的旅程，终於抵达尼日利亚，重遇自己在当地当乡村医生的父亲。
     然而克莱齐奥最向往的国度并不是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而是他在一个个以寓言笔法创造出的乌托邦世界。这国度既是《乌拉尼亚》（Ourania）的乌拉尼亚，也是《哈加——航向看不见的大陆》（Raga-Approche du continent invisible）里遍寻而不见的隐形大陆。
     克莱齐奥的作品至今共有三十多册，在他的作品里，总能看到他对环境保护的关顾，他对西方理性主义未能兼容并包而作出的批评，还有他对美洲印第安人世界的向往。在一次访问中，他这样说道:
     “我们唯一共同隶属的族群，就是由书本组成的那个。我们在当中跟讲故事的人一起经验着情感的渗透力:他为我们赋予了多少力量，多少冷颤。”
     自1963年出版首本小说《诉讼笔录》(Le Proces-verbal）後，在过去的四十五年的岁月里，克莱齐奥始终孜孜不倦地希望在他的作品里耕耘出一个大同的世界，一个不同文化的声音能相互交响的世界。今天的克莱齐奥一年有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南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沙漠地区，问他为甚麽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答道:“我需要边境，因为只要一越过边境就能拥有另一个世界，这种丰富是国家内部地区所不能企及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