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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三十年之后，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绩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取得的并不是最终成功，而仅仅是阶段性成果。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总结改革，那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张维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337页，45.00元 三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但这三十年的变化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没有的。 一切的变化集中体现在GDP上。八十年代初，当邓小平同志提出到二十世纪末GDP翻两番时，许多人心存疑虑，但事实比小平同志设想的还快。过去三十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7%，GDP不到十年就翻一番。到2007年，中国的GDP已从1978年的世界第十三位上升到第四位。随着GDP的增加，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不过，我赞同钱颖一教授的看法，如果放到世界的范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说，中国的增长速度之快并不特殊。且不说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早期的增长，就是在二战以后，也有日本、韩国等国出现过类似的奇迹。更重要的是引起这种增长的基本因素也不特殊。它所体现的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市场经济之路。尽管在走这条路时，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但基本特点仍然是共同的。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产权明晰、价格调节和开放。无论你把这几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叫什么“共识”，也无论你在口头上是反对还是拥护这些“共识”，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遵循这些基本点。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深层次原因也在于市场化改革始终抓住了这些基本点。 1978年的改革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产权改革。过去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产权形式是集体所有。当然，要把这种产权制度一下子变为私有化，无论在政治上和操作性上，都是不可能的。产权包括四种权利，即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及受益权。承包制是在不改变占有权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使用权和受益权。这种渐进式的产权改革，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飞跃，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以后又使使用权进一步长期化，并逐渐实现了转让权。虽然至今也没有实现土地的私人所有，但本质上已经实现了产权明晰，而且这种产权明晰有力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承包制不是一种具体做法，而是产权改革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起点。 产权改革并没有止步于承包制。允许私人经济是更彻底的产权改革。改革前的近二十年，一直是不断消灭私人经济的，似乎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社会越先进。改革之后放开私人经济，允许地下小作坊、个体经营者合法存在，就等于给了私人以完整的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和受益权在内。此后又从法律上确认了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从完全否认私有到承认私有，对中国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一个飞跃。今天私人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而且成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产权改革最难的是国有企业，在经历了让权放利、承包制等形式的改革之后，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产权问题。于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终于用股份制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股份制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产权明晰最有效的形式，当年马克思也把股份制称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的最好形式。虽然，这种产权改革比农村的承包制和放开私人经济遇到了更多的阻力，起先也还能保证国家控股而把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但最后的股权分置改革使股份制真正成为产权明晰的股份制形式。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股份制经历了更为艰难的历程，但终于达到大体相同的结果。 产权改革的结果导致《物权法》的通过，而《物权法》的通过标志着我们终于实现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保护产权。我们看到的往往是GDP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实际上引起这种结果的是形而下的制度变革。在市场经济所有的制度中，基础还是产权制度。周其仁教授的《重新界定产权之路》正是以此为中心的。 市场经济的另一种制度是价格调节经济，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中国改革前的定价制度与供求无关，由政府定价，且保持不变。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的状况，也起不到调节经济的作用，所以，经济表现出强烈“短缺”的特征。放开价格是改革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但中国的价格改革不同于苏东国家。这些国家采用了激进式改革路途，价格一步放开到位。这引起短期极为严重的通胀，整个经济和社会受到极大冲击。中国的价格改革是渐进的，从价格双轨制开始逐渐放开绝大部分价格。这个过程尽管需要的时间长一点，但保证了改革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价格指导资源配置成为经济最有效的推动力，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消灭了“短缺”，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整个经济充满了活力。 当今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与开放必定是同步的。其实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关起门来总觉得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自己的经济也是最好的，世界上受苦的三分之二人都在国外，等着我们去解放。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真不可思议，但在封闭的环境中并没有人怀疑。打开大门，看到世界日新月异，其实受苦的是我们自己。这时才会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才有了改革的动力。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国家，只有打开大门，呼吸到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才会有新生。 打开国门也使中国找到了自己适合的发展道路。我们有十三亿人口，劳动力大量闲置，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最快捷的发展途径就是利用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打开世界市场。这些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从1978年的世界二十三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在许多产品中中国已占世界市场的70％以上。过去我们出口是不计成本为了“换汇”或“创汇”，而今天高达1.7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决策者与经济学家头疼。过去，我们的汇率要靠政府用行政手段维持，如今人民币汇率上升成为我们的困难。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新思想，也带来了经济繁荣。 当我们在三十年之后，回顾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绩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取得的并不是最终成功，而仅仅是阶段性成果。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总结改革，那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而且我觉得，在总结三十年时，看到改革中的问题，找出以后的方向比歌功颂德更为重要。这也正是《中国改革30年》中，十位经济学家所讨论的中心。 首先要确定的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应该说，我们过去把GDP作为主要目标并没有错。毕竟GDP是基础，没有GDP的增长就没有其他一切。但要知道，GDP并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个中间目标，因为更重要的是用GDP来做什么。如果把GDP作为一切，为GDP而GDP，GDP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会引起不合意的结果。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无非是强国富民，即国家的强大，以及全体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党中央把下一步的发展目标确定为“和谐”发展，我认为是极其准确的。“和谐”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就要求实现社会平等、地区平等。不能仅仅满足于让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是要实现各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或者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就要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能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来增长GDP。 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三十年改革中还存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首先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8。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它以平均主义为目标，牺牲效率，实现的只是平等的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给贡献不同的人相同的收入才是最大的不平等。所以，改革之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绝不是越大越好。根据国际经验，基尼系数保持在0.3-0.4之间比较合适，而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在我国，各地区之间、各行业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并不全是来自能力与贡献，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制度的原因。 其次是三十年间增长主要靠投资增加，是一种投入型或数量型增长，没有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增长。党中央早就意识到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性，但至今没有实现这种转型。经历了三十年的数量型增长之后，我国已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由无限变为短缺的“刘易斯拐点”。这种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了。如今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经济过热、成本增加、通胀加剧、出口困难等，都是由增长模式转型迟缓所造成的。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 最后是环境破坏、污染严重的问题。个别地方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GDP增长，甚至提出“宁可毒死，也不穷死”的口号，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虽然这一问题已得到重视，但要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还有待时日。 问题找出来了，下一步该如何走呢？这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建议。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条。 一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些人看到市场改革中的问题就想走回头路，甚至回到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解决问题要靠深化市场化改革。张维迎教授在本书的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都与这种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獈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我之所以摘录这么长一段话是因为它说明了“革命尚未成功”的原因。 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当前最重要的有几项:第一，通过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让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独立的企业，政府要放弃对国企的直接控制。第二，放开电力、石油等重要资源的价格，政府把对价格的干预减少至最小。第三，放开金融，让民间资本可以成立银行。当然，市场化改革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 二是实现以法治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和法学家江平先生一直在为法治而呐喊。在这本书中钱颖一教授等都强调了这一问题。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的定是坏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这点道理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没人否认。但现实中往往是立法易而执法难。中国几千年中一直是一个人治的国家，老百姓盼望的是“明君贤相”，而不是法。应该说三十年间，我们在法治方面也有了极大的进步，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钱颖一教授指出，法治的核心之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只有政府愿意依法行事，受法律的限制，法治才能实现。这就涉及到政府的改革。温总理多次强调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中心。其实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改革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其特点是先从容易的地方入手，但越往后越难。如今改革就进入了艰难的胶着时期。这正是我总想起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原因。 《中国改革30年》是十位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总结三十年改革时的发言和相关文章的集子。读了他们的文章，我有了以上的想法。希望每一个关心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人，都认真读读这本书。也许你们读过后感想比我还多、还深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