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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马托夫与我们 艾特马托夫的《查密莉雅》发表后不久就被译成了汉语，刊登在我国最权威的译文刊物《世界文学》上，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苏联少数民族作家；苏联解体之后，与其他苏联作家一样与我们疏远了20余年的这位作家，再次成了汉语读者最为追捧的阅读对象之一，他的作品几乎全被译成了汉语，《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等作品在中国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只言片语，都会成为中国学界的报道内容；直到今天，我国的高校中仍不时出现以他的创作为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虽说，艾特马托夫的死讯也曾在我们的报刊和互联网上引起了诸如艾特马托夫“究竟是否大师”之类的争论，但他无疑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20世纪下半期俄语作家中的一个。在苏联解体之后，除了在他的故乡吉尔吉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他的阅读兴趣显然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读者和学者对他的持续关注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艾特马托夫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首先当然得益于他的“东方身份”，他是吉尔吉斯族人，所谓的“吉尔吉斯人”（Kirghiz），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柯尔克孜人”，而且，艾特马托夫的母亲还是与中国人有着更近血缘关系的鞑靼人，艾特马托夫若是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是没有人会把他当做外国人的。其次，艾特马托夫所描写的“群山和草原”，就在天山的那一边，中亚的风土人情通过我国新疆的文化接力，对于我们而言已然具有了某种天然的亲近感，艾特马托夫作品所具有的“东方风格”（善恶对立的二元模式、相对明晰的结构、浪漫清新的笔触和体现东方智慧的神话传说等等），能在中国读者处赢得更多的共鸣。最后，艾特马托夫在中国的流行，对于读者而言，或许是其“中庸”的风格更易于接受，他的作品既新颖独特，又不至于现代、后现代到让人读起来感到吃力的地步；而他在中国作家中间赢得了较多的认可，恐怕还在于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为尽量体现创作个性、努力突破模式局限而付出的种种努力。 艾特马托夫不属于笔者最喜爱的俄语作家行列，然而，在获悉他去世的消息后翻拣与他相关的记忆，笔者却蓦然意识到，自己竟与他有过这么多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的交往。笔者很早就接触到了他的文字，在大三的文学选读课上，我的老师、著名翻译家力冈先生就以他的翻译处女作为样板，对照原文从头到尾为我们讲解了一遍《查密莉雅》，艾特马托夫的优美文笔和力冈老师的优美译笔交相辉映，那一堂堂文学选读课也就成了我们的审美盛宴。在写作学士学位论文时，笔者便选择了一个与艾特马托夫有关的题目:《艾特马托夫的短篇小说〈白哗哗的雨〉的翻译和评论》。在另一位翻译家张本桂老师的指导下，笔者不仅顺利完成论文，而且还立下了此生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志向。读研期间，笔者又翻译了艾特马托夫的另一篇早期小说《阿申姆》，武汉大学主办的《俄苏文学》原拟发表这篇译作，后因其他原因撤下了。此刻，翻看着自己的毕业论文，翻看着《阿申姆》的译稿以及《俄苏文学》杂志编辑那篇字迹工整、语气善意的退稿信，不禁感触良多，那些发黄的纸张在论证着笔者与艾特马托夫交往历史的悠久。 笔者曾两次见到艾特马托夫。198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上，笔者第一次看到他，好像是在会议中间，他在一帮人的簇拥下走进会场，简短地做了一个发言后就扬长而去了；另一次，在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于莫斯科文学家之家举办的生日宴会上，我们有了距离更近的接触，叶夫图申科介绍我与他认识，还说我翻译过他的作品，他很礼貌、但显然也很冷淡地和我敷衍了两句，就转身投入到与那些政治、文学和外交界名流的谈笑中去了，他的身边依然簇拥着一帮人，他们大多是中亚人，其中一些人还戴着墨镜。两次见面，艾特马托夫给笔者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太好，笔者觉得他似乎是一个春风得意的文学政客，甚至像一位文学界的黑社会老大。然而，艾特马托夫又毕竟是笔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笔者一直在阅读他的每一部新作和每一条与他相关的新闻，直到不久之前，在应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序时，我还“借用”了一下他的书名，将自己的序言命名为《“一天”长于百年》。 此刻，在为他的逝去而写作此文的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文字对于我们而言的珍贵，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了他的创作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意义。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大作家，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评价他和他的创作；那么，一位真正的大作家，莫非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才能让我们更真切地感觉到他的可亲与可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