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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至圣者有言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谓之失言。”路遥这回显然是“失言”了。但是,那个听话的人也有责任弄清这样一点,那就是,哪些话是朋友在特殊的语境下讲给你一人听的,因而是不可以广为传播的,哪些话是朋友慎重严肃地讲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广而告之”地与众人分享的。罗曼·罗兰曾经对茨威格讲了一些朋友之间才讲的事情,但是,茨威格没有辜负罗曼·罗兰的信任,他在写《罗曼·罗兰传》的时候,没有随便就把大师的隐私出卖给公众。1919年11月,茨威格在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这样说道:“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拖了很久,因为我想尽量不要以知情人的面貌出现,不要泄漏您完全处于好意告诉我的事情。”(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传》)老实说,我当初读到这段文字,很是感动,觉得茨威格的人格非常高尚:他是一个真正的有道君子。 有人也许会说:“这有什么呀?只要是他说过的话,就应该据实记录。”此话似乎在理,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每个人都有姑妄言之的权利,也有随便说话的时候,只要他的话没有成为社会性的话语事件,没有带来明显的社会后果,那么,这些话就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被以随便的方式公之于众;同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而这些隐私,他并不希望被所有人知道。1880年6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自己“心爱的朋友”卡尔·阿门达,告诉他自己的听觉已经变得很弱,内脏状况也不好,总之,不得不过着“悲惨之极的生活”。他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安慰,但是,不希望他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请把我告诉你的有关我的听力情况当作重大的秘密保守吧,不要将它泄漏给任何人,无论他是谁。”(《贝多芬书简》,上册)这足以说明,有时候为朋友的尊严而保守秘密,恰好是为友之道中最重要的德性。 在任何时候,说真话都是值得鼓励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真话都有意义的。真话之“真”有两种:一种是事实性意义上的真,一种是真理性意义上的真;或者说,一种是形式上的真,一种是实质上的真。有些叙述话语具有事实性和形式上的“真”,但却并不具有真理性和实质上的“真”,也就是说,它所言之事即使的确存在或发生过,但是未必一定是有意义的、值得谈论的。无聊的真话与聪明的假话一样没有价值,因此,说这样的“真话”,实在是近乎子贡所厌恶的“不逊以为勇”和“诘以为直”的。从那篇题为《怀念路遥》的文章里,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真理性意义上的“真”,而是形式意义上的“真”;不是伤悲之情与爱惜之意,而是对于死者的侮慢和讥讽。这篇文章告诉我们:“我”和路遥刚参加完一个选举活动,“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接下来,是一句“恋污癖”式的描写:“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路遥并不是“累死”的,因为大家都像“野兽一样昼伏夜出”地写作啊,别人都没累死,怎么偏就他累死了呢?所以,他的死与“累”无关。这篇文章提供给我们的另一个信息是:路遥也不是“穷死”的,因为,那年头,“大家都穷啊”,——更何况,他还抽高级香烟,还喝高级咖啡,还“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何穷之有? 总之,此文最后的结论是:路遥之死与文学无关,与贫穷无关,而不过是遗传的结果罢了,因为,路遥的几个兄弟都得的是“这个病”,而且都是在几乎相同的年龄去世的。从这些阴阳怪气的话语里,我们可以读解出这样的微言大义——如此为造化小儿所苦,路遥只有自认倒霉,至于别的人,根本用不着为路遥的穷与死大惊小怪;路遥更关心的是文学之外的事情,而不是所谓的文学,因此,路遥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优秀,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值得尊敬。 刚参加完路遥的纪念会,就读到这样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委实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路遥也许真的没话找话地与“我”谈论过“得票”多少之类的事情,但是,他有没有说过更值得“怀念”的话?也许“我”真的看见过路遥在厕所撒尿的细节,但是,我们想知道,在厕所之外,“我”是否也看见过路遥的更值得“怀念”的行为?路遥的生活方式也许真的不好,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穷啊;几个兄弟跟他得同样的病、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段去世,的确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然而,饶是如此,你也不能一口咬定人家这就是遗传的原因,而不是其他的问题。要知道,遗传是纵向垂直影响的结果,因此,除非你经过认真调查,得知人家几代人都这样,否则,你就没有任何根据冷冰冰地下一个“遗传”的判断了事。古人说:“死生亦大矣!”然而,对于路遥之死,某些人的“怀念”却是如此冷漠,解释却是如此随意。 当然,路遥不是完人。无论他的为人,还是他的作品,都没有完美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但是,评价一个人,应该观其大体,要本着“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原则。路遥之死之所以令人觉得惋惜,他的作品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读者,人们之所以到今天还怀念他,是因为,他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是忠诚的,负责任的,——在粗俗、堕落、颓废和华而不实等文学风气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守住了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是因为,在他的文字里,没有任何让人觉得恶心和厌恶的低级趣味;是因为,在路遥的作品里,女性受到的是尊敬和赞美,而不是羞辱和伤害;是因为,在路遥的小说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尤其是青年,受到的是切切实实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隔岸观火的“了解”和煞有介事的“描写”。 那么,路遥英年早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有两点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是他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确实不利于健康。勃兰兑斯在谈到法国浪漫派的时候,这样说道:“文学工作的性质对许多人来讲是致命的。这种工作不知道什么叫休息日,它绞尽脑汁,而且不能悠闲地完成,因为只有作家在白热时刻产生的作品才能够用他所感受到的情感来感染读者。”(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路遥所从事的,就是这种对他来讲“致命”的文学工作。然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性质,完全不懂得劳逸结合的重要性。糟糕的生活方式和过于劳累的工作方式,最终摧毁了他的健康,剥夺了他的生命。 还有一点不应该被遗忘,那就是童年的贫穷和饥饿。据统计,18世纪以来,40岁以前去世的俄罗斯作家有18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平民阶层。高尔基说:“平民文学家很少有人活到40岁,他们差不多都经历过饥饿的、贫民窟和小酒店的生活。”(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做为农民之子,路遥不仅属于“平民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贫民文学家”。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在陕北那样一个苦焦的地方,长期被可怕的饥饿折磨着,长到了十几岁,还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出生于1949年的路遥,在心灵和身体上所承受的折磨和伤害,远非常人更非今天的“80后”和“90后”们所能想象。树怕伤根,没有比童年的饥寒交迫更能减损一个人的生命的了。读读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吧,如果没有切身的饥饿体验,他不可能写得那样真实;读读《早晨从中午开始》吧,看看因为贫穷,路遥体验过多少屈辱和痛苦,又有着多么黯淡、不幸的童年记忆。一个人,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却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观态度,还能怀着感恩的心情进行写作,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也是那些利己主义的“消极写作者”永远无法理解的。 如果想真正破解一个作家创作的秘密,如果想解释他的痛苦、欢乐与死亡等问题,一定要联系他的经历,尤其要注意研究他童年时代的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阐释不至于太过离谱。然而,真是奇怪得很,面对死者,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总是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傲慢的心态,以为自己有资格凭着随意的想象对他们信口开河,妄下雌黄。这实在是一种浅薄的优越感和庸俗的胜利感。活着,只不过说明我们的生命还在继续而已,并不足以证明我们比那些先我们而死的人更光荣,更值得骄傲。事实上,任何人,无论有多么“伟大”,多么“英明”,多么“正确”,多么能上九天揽月,多么能下五洋捉鳖,谁都难免一死,都必须接受历史老人的审视。我们必须明白,无论生者,还是死者,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死亡不过是培养这种平等意识和谦虚精神的学堂。正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自己深爱的萨皮纳死后所体悟到的那样:“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每个人都要追随着抗拒过死,否认过死,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第三卷)但这只不过是从生命的自然过程来说,其实,从精神价值和伦理意义的角度看,有的人虽死犹生,有的人却虽生犹死。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真正使一个人“不亡”的,不是无疾而终的长寿,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他的高尚的人格和仁慈的心肠,是他对自己时代以及后来时代的积极意义上的影响力。 所以,通过写作来怀念一个人,就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既不是流言家抖落别人的隐私,也不是王婆婆传播邻舍的闲话,而是发现他在精神生活诸方面对人类的贡献,进而感谢逝者对于我们的恩德,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思念和伤悼之情。在这里,尊敬的态度和真诚的情感决定一切。没有充满敬意的态度,没有充满爱意的情感,便不可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怀念文章。在《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里,王戎丧子,悲不自胜,山简大惑不解:“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魏晋时人,的确是最懂得感情的。正因为情深意切,所以《世说新语》里的伤逝和追怀,至今还仍然令人怦然心动:“卫洗马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卫 死于公元313年,到咸和年间,时间至少过了十五年。十多年的岁月,足以使一个人把一切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但是,丞相王导却不仅记得亡故的朋友,而且还张罗着给他改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以此与今天的人情浇薄、世情衰歇相比较,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晋人的伤悼,往往超越了一己鸡毛蒜皮的利害得失,具有更为博大深刻的情感内容:“王子敬与羊绥善。绥清淳简贵,为中书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语东亭云:‘是国家可惜人!’”对于真气渊醇的晋人来说,仇恨止于死者,——在我看来,除了极少数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十恶不赦的罪犯(例如尼禄和秦始皇之类的暴君,例如希特勒和萨达姆之类的独裁者,例如东条英机和本拉登之类的杀人犯),其余的人都可以领取由死亡颁发的赦免书——面对死亡,以前种种恩仇,皆可在一刹那间消泯尽净:“王东亭与谢公交恶。王在东闻谢丧,便出都诣子敬,道欲哭谢公。子敬始卧,闻其言,便惊起曰:‘所望于法护。’王于是往哭。都帅刁约不听前,曰:‘官平生在时,不见此客。’王亦不与语,直前哭,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艺境》)。 是的,一往情深,这就是一切伟大的艺术和文学在精神上最重要的特征。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从根本上讲,就决定于作家的情感态度与作品的情感力度。然而,缺乏教养的粗俗化和缺乏仁慈的无情化,却是我们时代文学最严重的问题。这也不奇怪。半个多世纪以来,温文尔雅被当做有害的行为方式,温情脉脉则被当做消极的情感态度。在一种怪异的理论看来,“革命”意味着放弃同情,“进步”意味着习惯仇恨。我们终于学会了仇恨。到处都是《大卫·科波菲尔》里的爱德华·莫德斯通式的人物。冷酷的报复和残忍的毁灭成了光荣的事业。没有敌人,我们就失去了发泄的目标;没有斗争,我们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于是,我们看一切人都是敌人,但是却放过了真正的敌人,——不仅放过了他,还把他当做恩主;我们看一切事都是罪恶,但是却看不见真正的罪恶,——不仅看不见罪恶,还把它当做功绩。我们把自己当做绝对真理的化身,以革命的名义破坏一切,以拯救者的身份奴役别人也奴役自己。我们先是斗那些陌生的人,后来便开始斗熟悉的人,斗自己的老师,斗自己的朋友,甚至斗自己的父母。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硬,越来越狭隘。我们不相信爱的价值,也渐渐丧失了爱的能力。我们被塑造成了肆无忌惮、狂妄自负的野蛮人。对仇恨和“斗争”的迷恋最后导致的不仅是冷漠,还有自我中心主义的自私和自恋。因为,事实上,人不可能过无爱的日子,所以,人若不能正常地去爱别人,或者爱值得爱的事物,就会转而以病态、畸形的方式爱自己,或者爱根本不值得爱的事物,崇拜根本不值得崇拜的人。在爱的原则和基础被破坏的精神废墟上,文学的复活和复兴,无疑是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自传”写作的境界和“怀念”死者的能力之所以如此低下,之所以如此令人失望,究其外因,盖在于此。 然而,文学并不总是外部世界的直接投影,作家也不是时代风气的束手无策的奴隶。人世间没有一个如此美好的所在,在那里,诗人可以无忧无虑地吟唱,作家可以毫无阻难地写作。真正的文学永远出自与现实摩荡冲突的高贵而不屈、纯洁而温柔的心灵。所以,我们先要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先要把自己的心灵世界变成一个有情世界。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无情者,必无诗,亦无文。唯有至情至性之人,才能写出至情至性之诗与至情至性之文。 刘勰说:“任情失正,其文殆哉。”又说:“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写“自传”和“怀念”文章的大人先生们,慎乎哉!勉乎哉! 2008年2月10日,于北京之平西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