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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许久东的长篇小说《旭氏家族的女人们》是一部近几年来我省优秀的长篇家族小说之一，其主旨的深刻性、情节的精彩性、人物性格的鲜活性以及叙事语言典雅、纯净等特质均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这部长篇小说以作者本家族三代人的日常生活为素材，经由艺术加工，秉取第一人称的视角，对遥远的历史时空进行文化想象和回望，生动地展现了祖母以降老少三代寡妇“经动荡、历祸殃、承变革、受炼狱，坚贞不屈，处变不移，善正不改，磨难不悔”，持家立业，扶弱济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喜剧。作者饱蘸深情地描绘故乡青源县“娘娘河”的风土人情、时尚习俗，通过一出出凄美的故事和文化掌故，寄托他的乡恩、乡恋与乡愁，充分地体现冀东山区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存状况，既表现了人性的深度，又富有地域性色彩，从而拓展了长篇小说的表现领域。 在我国，长篇家族小说大体存在两种结构形态:一是编年史的形制，处处着力于“史”的意蕴的映现；二是家族秘史的形制，其着力点由描述“历史的人”，转换为雕镂“人的历史”，人物不再为历史所累，而归回到了本身。《旭氏家族的女人们》其重心很显然地放在“女人们”身上。小说的历史逻辑让位于性格的逻辑，人物按照各自性格的轨道，自然地向前推衍。那里历史的兴衰盛亡已然成为人物性格、命运变化的诱因和舞台，而这一切又都融汇于未亡人杨若檀、三奶奶宋春梅、大奶奶柳柔枝及小姑秋虹们的心灵历程里，化为他们各自独特的行动。看得出，作者是以仰慕的色彩全力描绘主人公杨若檀的形象。不仅细微地勾勒她美丽超众的外貌，也极有耐心地雕刻她善良仁厚的心地及过人的智慧才能。在众多繁复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她巧于周旋，心机深邃，沉稳练达。她30余年的经历，几乎涵纳了我们民族所历经的各种大事变，其性格本身就是一部意味深长的形象历史。 读解《旭氏家族的女人们》，就不能不涉及作者崇尚女性的文化精神。小说把女性置于最尊贵、最亲近的显豁地位，即使在写男女之情时，也从未见男人的强烈的征服占有心理，没有男性君临女性之上的胜利者的愉悦。在小说营造的世界里，虽然也写了像旭秋山那样的悲歌慷慨之士，但第一章“乱云飞祸”开篇，他就被人活埋了，而他的先人也是个清咸丰年间的贪官污吏……总之，在这个艺术世界里，男性主要是女人们的陪衬，且作者多以男性生命的褊狭、委顿、颓唐，来衬托女性生命的坚强、充沛和鲜亮。与之相反，小说中的女性，每个人都各显其美，各尽其能，同时又各露其陋而并不失风情。如三奶奶宋春梅能干却善妒；大奶奶忠厚仁义却无能等等，以此构成她们各自真实完整的生命存在。小说的这种崇尚女性的文化精神，源自作者对女性生存状态作为思考和评判人们生活的出发点以及对女性生命的敬重与关爱。因此他作品中的女性群体形象都显得熠熠闪烁，光彩照人。 《旭氏家族的女人们》的确写了许多“情案”，这些情案有冬至和荞麦、三爷与翠翠的婚外情，也有姑奶奶秋虹的大胆私奔。那里的“情”字，完全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充溢着以尊重和怜爱女性为重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心仪”成为建立恋情的基石。这一点，深得《红楼梦》之文化神韵和精髓。作品写情爱，泼墨成趣，想象驰骋，形式从不雷同。有二奶奶对二爷的悲情；三爷对三奶奶的忍情；荞麦对冬至的深情；山牛对大少奶奶的未了情；翠翠对旭秋田的痴情；旭秋虹对“影匠”艺人吕品的专情……分别从不同侧面写尽了女性群体的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哪怕前面是条毁灭之路，她们为情也飞蛾扑火般毅然奔赴。透过上述这些“情案”的从容淡定的讲述和显现的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比较彻底地清除了目前许多小说“狎妓”、“意淫”的腐朽的士大夫思想的侵扰，营造出小说平等和谐的文化氛围。 记得尼采曾说过:“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们对文化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是啊，在文化精英被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边缘化了的今日，作家应该怎样定位自己的文化角色？市场取向，功利取向的影响，使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崇高”和“悲悯”的宗旨与目标？这些原则问题，作家们应有自己的见地和持守。《旭氏家族的女人们》所秉持的文化精神，足以证明作家对以人为本原则的尊重和弘扬。 在笔者看来，许久东善感的气质与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成就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沉真挚的爱。正是这份难能可贵的爱和悲悯，使作家对他所刻画的人物的命运都投入了真情，对他们不同的际遇以及不同的人性表征给以关注并展开了探索和叩问。其情感的维度没有跌入单一窠臼。因此，就小说的类别属性而言，它既非单纯的悲剧，又非单纯的喜剧，而是一出沉静、幽深的悲喜剧。正如英国作家华波尔所言:“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作家许久东是位“爱思索”又“重感情”的人，他的小说透现的文化精神，自然离不开他的生活准则和审美标准。因为文学是他耕耘和劳作的精神田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