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29.80元。 浅川 □杂志编辑,广州 五年前,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在舆论的种种非议中,美化历史人物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罪状。一位北大历史教授站出来说,如果说可以这样为李鸿章翻案,大清国就没有投降派可言了。 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上,李鸿章被描述为晚清投降派的代表,签订了若干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似乎无一是处。但令人起疑的是,当时为什么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一方面对洋人卑躬屈膝,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为什么李鸿章会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为什么梁启超会在《李鸿章传》中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 历史学者雷颐在新近出版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通过研究李鸿章四十年的大量奏折和信函,为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他在书中看上去是解读奏折以还原李鸿章其人,实则是以此折射晚清四十年真实的政治社会图景。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字数不能多,但又得达成目的,最考功力。而李鸿章则是晚清最擅此道之人,其在官场上的发迹史即是从替曾国藩撰写那篇著名的《参翁同书片》开始,仅用六百余字就将帝师之子、翁同龢的长兄参倒。 从1861年到1901年,李鸿章自就任江苏巡抚之后,渐成晚清第一重臣。雷颐总结道:李敢于任事,又精于自保,擅长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李鸿章的奏折颇能反映其性情与权谋。如李鸿章早年带兵平乱时发生的苏州杀降事件、常胜军首领白齐文溺水事件等,可见其心狠手辣。而李鸿章数次安然度过政治危机,也得益于其擅长揣摩朝廷心理、政治手段老辣,其中包括他一纸奏折就摆脱了其在江苏横征暴敛惹来的朝廷指责,以及他晚年支持维修变法,在变法失败后被指为康党,结果他仅仅一番自证是“思想错误”而非“组织错误”的表白,就消除了慈禧的疑虑。 但在李鸿章的知人之明的问题上,雷颐此书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的评价大相径庭。雷通过分析李鸿章荐举郭嵩焘和冯桂芬两折,认为李虽有任用私人之旧习,但也有识人之慧眼。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却对李任用私人痛恨不已,他认为李对出国习军事的人才弃而不用,反“惟以亲属、淮籍及淮军系为用人之资,于是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皆得重任”;而海军兵败,也与其任用其女婿张佩纶购置弹药材料有关。由此可见,历来臧否人物最难,常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 李鸿章历来最受人诟病之处在外交。但“懂外交”也恰恰是李权倾一时的原因。李最早在上海任江苏巡抚时,将“常胜军”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曾显示出其外交才华。后来接替其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虽此事实因法国陷入普法战争无暇顾及而不了了之,但却为李赢得了外交家的美名。由于李“拼命做官”(曾国藩语)、“敢于任事”,此后清廷的大小外交事务都少不了他出场,洋人也渐渐迷上了他,凡事必指名要他来谈。东方俾斯麦之名由此而来。 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中,若将外交上的历次失败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显然有失公平。他也自嘲为一间破屋的“裱糊匠”。在晚清历次外交事件中,李鸿章既要顾全朝廷“天朝上国”的体面,又无实力与洋人抗衡,且还需对付各路地方诸侯的掣肘,实属难事。在中日战事结束之后,竟有广东地方与日军接洽,希望索回广丙一舰,称“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由此可见李任事之难。因此,梁启超在评价甲午海战失利时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不过,李鸿章在外交上确有严重失误。梁启超虽悲李之遇,但也不讳言李误国之深。他在传中分析说,李鸿章先是在与日本立约问题上处理失当,使朝鲜摆脱了中国藩属国地位,从而引发战事;后持“以夷制夷”之思路,引俄德法三国逼日本还辽东一事,但也因此引发无穷后患。雷颐在书中持论与此相近,他评价说,“若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判断错误,则无论‘痞子手段’多么成功,都不能挽救全局的灾难性整体失败”。 李的见识主要体现在洋务上。他在奏折中数次提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并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在奏折中对朝廷普及西方科学知识。今日看来,犹如对三岁小儿上课。他在羡慕洋人的船坚炮利之余,还提出以日本效法西方为例鞭策国人。在游历欧美之后,他更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器物”不如人,而根本原因在于“政教”不如人。在李积极推进洋务运动之时,他早就认识到必须从“求强”转变为“求富”,而求富又必须使大机器进入“民用”领域。 但可悲的是,李鸿章虽有超越时代的见识,却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安排,而他也只能成为时势造出的英雄,而无法破格成为造时势之人。 ●延伸阅读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版,25.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