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29.80元。 浅川 □杂志编辑，广州 五年前，电视剧《走向共和》播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在舆论的种种非议中，美化历史人物成为这部电视剧的一大罪状。一位北大历史教授站出来说，如果说可以这样为李鸿章翻案，大清国就没有投降派可言了。 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上，李鸿章被描述为晚清投降派的代表，签订了若干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似乎无一是处。但令人起疑的是，当时为什么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一方面对洋人卑躬屈膝，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为什么李鸿章会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为什么梁启超会在《李鸿章传》中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 历史学者雷颐在新近出版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通过研究李鸿章四十年的大量奏折和信函，为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他在书中看上去是解读奏折以还原李鸿章其人，实则是以此折射晚清四十年真实的政治社会图景。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字数不能多，但又得达成目的，最考功力。而李鸿章则是晚清最擅此道之人，其在官场上的发迹史即是从替曾国藩撰写那篇著名的《参翁同书片》开始，仅用六百余字就将帝师之子、翁同龢的长兄参倒。 从1861年到1901年，李鸿章自就任江苏巡抚之后，渐成晚清第一重臣。雷颐总结道:李敢于任事，又精于自保，擅长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李鸿章的奏折颇能反映其性情与权谋。如李鸿章早年带兵平乱时发生的苏州杀降事件、常胜军首领白齐文溺水事件等，可见其心狠手辣。而李鸿章数次安然度过政治危机，也得益于其擅长揣摩朝廷心理、政治手段老辣，其中包括他一纸奏折就摆脱了其在江苏横征暴敛惹来的朝廷指责，以及他晚年支持维修变法，在变法失败后被指为康党，结果他仅仅一番自证是“思想错误”而非“组织错误”的表白，就消除了慈禧的疑虑。 但在李鸿章的知人之明的问题上，雷颐此书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传》的评价大相径庭。雷通过分析李鸿章荐举郭嵩焘和冯桂芬两折，认为李虽有任用私人之旧习，但也有识人之慧眼。但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却对李任用私人痛恨不已，他认为李对出国习军事的人才弃而不用，反“惟以亲属、淮籍及淮军系为用人之资，于是叶志超卫汝贵之流，皆得重任”；而海军兵败，也与其任用其女婿张佩纶购置弹药材料有关。由此可见，历来臧否人物最难，常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感。 李鸿章历来最受人诟病之处在外交。但“懂外交”也恰恰是李权倾一时的原因。李最早在上海任江苏巡抚时，将“常胜军”玩弄于股掌之间，就曾显示出其外交才华。后来接替其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虽此事实因法国陷入普法战争无暇顾及而不了了之，但却为李赢得了外交家的美名。由于李“拼命做官”（曾国藩语）、“敢于任事”，此后清廷的大小外交事务都少不了他出场，洋人也渐渐迷上了他，凡事必指名要他来谈。东方俾斯麦之名由此而来。 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中，若将外交上的历次失败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显然有失公平。他也自嘲为一间破屋的“裱糊匠”。在晚清历次外交事件中，李鸿章既要顾全朝廷“天朝上国”的体面，又无实力与洋人抗衡，且还需对付各路地方诸侯的掣肘，实属难事。在中日战事结束之后，竟有广东地方与日军接洽，希望索回广丙一舰，称“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由此可见李任事之难。因此，梁启超在评价甲午海战失利时称，“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不过，李鸿章在外交上确有严重失误。梁启超虽悲李之遇，但也不讳言李误国之深。他在传中分析说，李鸿章先是在与日本立约问题上处理失当，使朝鲜摆脱了中国藩属国地位，从而引发战事；后持“以夷制夷”之思路，引俄德法三国逼日本还辽东一事，但也因此引发无穷后患。雷颐在书中持论与此相近，他评价说，“若对世界大势缺乏认识，判断错误，则无论‘痞子手段’多么成功，都不能挽救全局的灾难性整体失败”。 李的见识主要体现在洋务上。他在奏折中数次提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并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在奏折中对朝廷普及西方科学知识。今日看来，犹如对三岁小儿上课。他在羡慕洋人的船坚炮利之余，还提出以日本效法西方为例鞭策国人。在游历欧美之后，他更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器物”不如人，而根本原因在于“政教”不如人。在李积极推进洋务运动之时，他早就认识到必须从“求强”转变为“求富”，而求富又必须使大机器进入“民用”领域。 但可悲的是，李鸿章虽有超越时代的见识，却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安排，而他也只能成为时势造出的英雄，而无法破格成为造时势之人。 ●延伸阅读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版，25.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