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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李迪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各地，云南西双版纳、辽宁丹东、江苏无锡、新疆塔里木、山西永和、湖南十八洞村……每一处他曾经走访、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文字、思想和情感；每一个曾与他攀谈、交心的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怀念、铭记着他的温暖。 李迪是能写出好作品的优秀作家，他为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奉献自己的情感，用挥洒自如的笔墨为万千世界书写斑斓。遗憾的是，他已于2020年6月29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迪辞世以后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一位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一文中，盛赞他是“时代的记录者，是人民的歌者”，并高度评价他的文学成就：“他的作品是质朴的，没有华丽的修辞，他努力写出人民心里的话，他的风格温暖明亮，他的态度情深意长，这从根本上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切的情感认同。” 日前，本报记者追随着作家李迪生前的脚步，寻访生活在云南、辽宁、江苏、山西、新疆等地的受访者，通过他们生动而丰富的细节回忆，尝试勾勒出一幅人民心中的李迪画像。 火热的心，火热的生活 李迪曾说过：“文学，存在于火热的生活中，我写作的动力和信念，一直来源于火热的生活。”火热的心与火热的生活，是李迪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的动力源泉，更是他把握自我、认识世界、理解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李迪曾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当知识青年，其间发表小说处女作《后代》，彩云之南的风土人情、水色山光成为他早期文学艺术创作的基色。据旧日战友、媒体人杨浪回忆，当年在昆明军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里，李迪是“很有天赋，呈现异彩”的一位，他的性格与文风一样鲜明，“是有着火热的心的、不老的老家伙”。 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宣传队队长周恒的印象中，李迪是一个“朴实真诚，古道热肠，嫉恶如仇，快人快语”的人，他的文学创作“功底扎实，思路敏捷，作品活泼有生气”。在1971年8月到9月间，李迪从一团十营借调到一师宣传队担任创作员，1974年9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销并恢复成国营农场以后，李迪从农场入伍到陆军第42师文化科担任创作员。在这个过程中，李迪非常热心地积极参与到宣传队的节目排演、文艺创作等活动中去，他创作的《去云南的姐姐探亲回来了》《宣传队》等文艺作品深受兵团干部战士和各地知识青年的喜爱。 多年以后，李迪参加“中国作家走边防”活动，重新踏上了这片阔别已久的云南热土。一同参与采访活动的公安作家李晓重回忆自己与李迪曾由活动方带着参观希望小学，尽管他们事先准备了一些书包和笔记本，但到实地后发现当地小学的教学条件特别恶劣。看着好学的孩子们求知若渴，李迪非常动容，当场号召大伙儿捐钱，一行人纷纷掏出身上的现金，最后凑了几千块钱，由李迪代表大家把募集的善款捐赠给了学校，为当地小学条件的改善尽了绵薄之力。 去年，李迪走访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采访村民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时，他为十八洞村能顺利脱贫、走向小康而欢欣鼓舞，也为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个老师几度落泪。他给报告文学《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责任编辑发来自己拍摄的当地学校的照片、孩子们的视频，讲述他们的状况，含泪倾诉孩子们和小蒲老师的艰难不易，希望当地富裕后能够更重视教育，真正实现精神和心灵的脱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李迪始终保持着一颗热情、真挚而单纯的初心，以他的火热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李迪与人民警察结缘于20世纪80年代，他到北京市公安局七处体验生活时，完成了侦探推理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随后在《啄木鸟》杂志1984年第4期刊发。这部小说的缘起，是李迪在位于半步桥的公安局预审处，被一份女死刑犯的卷宗吸引，他以此为线索找到了当年的预审员，并深挖出了一个扣人心弦、如泣如诉的爱情故事。倘若没有对于犯人的悲悯与同情，没有对于生活的理解与热情，作家就很可能和一个好故事擦肩而过。 正如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国强评价的那样，李迪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最大的追求就是“做一个有情的人，做一些有情的事儿，写一些有情的作品”。负责李迪作品审校工作的《啄木鸟》杂志责编张璟瑜也在文章《99℃李迪》中有过类似的表述：“李迪，是我见过的血最热的作家，常年保持99℃，稍一加热，即刻沸腾。他被圈里人称作‘红衣少年’，一团红色，既是他的色彩，也是他的温度。接触过他的文字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份热量，而接触过他本人的人，都知道，99℃是他的体温。” 以《傍晚敲门的女人》为开端，这位火热的“红衣少年”与人民警察的文学联系越来越紧密。2009年底，李迪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代表，参加中国作协、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组织的“中国作家走进公安监管场所”活动，七次走访辽宁省丹东市看守所，与干警和在押人员同吃同住；2014年到2016年间，李迪六下无锡、三下扬州，深入公安基层采访，聆听数百名各警种人民警察的动人事迹；2017年到2018年间，李迪先后三次走访深圳，扎根公安生活、深入警营采访，历时8个月共收集了160余位深圳警察的真实故事。 根据10年来奔走于各地公安基层积累的经验和素材，李迪先后创作出《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陈先岩的故事》《警官王快乐》《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等警察题材纪实文学作品，真正为当代报告文学创作填补了空白。时任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的张策，高度评价了李迪对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公安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他是一位在公安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有贡献的重要作家……他是个激情充沛的人，又是个善良快乐的人，对朋友，特别是基层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保持着真诚正直而友善的态度。他对待文学创作有近于疯狂的热爱和严肃认真的精神。这是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都有的印象。” 正如张策所言，当记者采访辽宁、江苏和深圳各基层民警，问及他们对作家李迪的情感和印象时，各地受访民警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我爱李老师”。他们爱李迪热情开朗的性格、积极乐观的态度、充满激情的创作风格，以及对于生活、对于人民毫无保留的一腔热忱。在访谈和交流的过程中，李迪始终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他耐心倾听、认真记录，对普通干警的关怀就像朋友之间的交往一般随性、平等和亲切。 生活中的李迪就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一点儿也没有作家的架子和长者的威严。他关心爱护小动物，熟悉柴米油盐与人间烟火，了解具体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也因此更能深刻透视人性、时代与社会的丰富性。群众出版社责任编辑易孟林和李迪交往多年，最为他身上的仗义和热情打动，他告诉记者：“李迪与我发微信时，常常带着一排惊叹号，或者鲜花、大拇指的表情，一连发6个才能表达心中的热情。他眼中人与人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他能在油田上和石油工人聊家常，也能在十八洞村里和语言不通的村民坐下来聊天，也能和家附近修鞋小摊上的师傅聊得起劲。他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特别有激情的人，幽默、自信、热情，对社会大众又是平等博爱的。他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喜爱，是实打实的人格魅力使然。” 热心、热血、热情，几乎构成了亲人、朋友、战友，以及每一个和作家李迪有过交往的人对他的主要印象，这种火热的温度熨帖着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追求，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每一篇故事里、每一个人物身上。 不能去宾馆里“打井”，要自己“下火线” 优秀的报告文学，往往不是来自于书斋，也不是依靠网络搜集素材拼贴而成的，而要自己“下火线”，到人民生活的现场去。作家李迪有个众所周知的创作方法：“打井”。他到当地采访的习惯是能不住宾馆就不住宾馆，他曾说过，绝不能去宾馆里“打井”，这种“住在宾馆里的写作”脱离了生活的源泉，必然没有感人、动人的生命张力。 因此，在各地走访时，李迪在衣食住行方面非常简单质朴，毫不讲究，即便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监所，也坚持和受访者同吃同住，绝不搞特殊化。李迪来到丹东看守所旧址进行考察采访的时候，已是北国的初冬时节。他为了真正深入到干警与在押人员的真实生活之中，也为了不给看守所的同志们添麻烦，婉拒了让他住在条件更优越的附近旅店内的安排，而是对干警和在押人员们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们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在李迪的主动要求和执著坚持之下，他就住在在押人员的监房隔壁——一间由监室改造的没有暖气的干警休息室内，每天与留所服刑在押人员共用食堂和盥洗设备。 为了更全面地搜集素材，李迪抓紧一切机会跟警察和犯人们交谈。据看守所青年干警曲楠回忆，李迪在监所过年时总是兴致很高，他笑呵呵地说：“在这里过年多好，热闹！你们不也是在这里过年吗？我必须和你们在一起。”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李迪先后七次赴丹东，与看守所民警和犯人们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7个多月，度过了两个春节和一个“五一”假期。他与干警们一同准备年夜饭、为犯人包饺子，为他们买衣服和生活必需品，甚至心无芥蒂地与艾滋病犯人一起抽烟，聊到动情之处，他也毫无保留地和他们一起笑，一起哭。慢慢地，看守所的干警和在押人员打心眼儿里接纳了他，对他的称呼也从“李作家”“李老师”变成了“老李”“李老汉”。 “他总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白色的裤子，这个积极乐观的‘红衣少年’经常牺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只穿着单裤，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与在押人员促膝长谈直至深夜。在谈心的过程中，他曾经为许多干警、犯人答疑解惑、打开心结，甚至有犯人情不自禁地下跪感谢他，他也会和犯人一起抱头痛哭。尽管采访的时间如此紧张，他还曾主动帮助看守所筹备联欢活动、修改宣传文稿，甚至义务为定点公安监管系统做了大量的专业服务和文学培训方面的工作。”曾任看守所副所长、女监室管教，现辽宁省丹东市政协委员王晶真诚地表达了对李迪的感激与怀念。“李迪老师给我们丹东看守所的干警们坚定了一个信念：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给国家减轻了负担。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他的恩情，他怎么就离我们而去了呢？”提及李迪的辞世，王晶数次哽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 在丹东看守所采访的这段时间里，李迪几乎记住了所有干警的名字，他不仅发掘了北国边地人民警察的生动事迹，也发现了在押人员这一群体内心深处的矛盾与困惑。他被这个特殊场所蕴涵的人性光辉，以及其中深藏的波澜起伏、爱恨情仇的故事深深吸引，更被看守所干警们长年累月透支生命、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灵冲击，以及为社会默默无闻工作的精神深深打动。 据易孟林回忆，搜集完素材以后，李迪最初准备将素材写成小说，但随着创作过程的推进，他选择采用纪实文学的体裁来写。最终，李迪完成了近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真实记录他在看守所度过的一个个不眠之夜的所见所想，书中饱含着他对公安监管战线的人民警察的讴歌，以及对误入歧途、失足遗恨的犯人的扼腕叹息。戴晓军、王晶、韩峰、陆春子、魏红召……作品中这些鲜活的人物，在采访结束后仍和李迪保持着密切交往，时常交流近况，正因为李迪是如此的热忱率真，诚以待人，他才能与被采访对象建立起深厚而长久的友谊。 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常委桂明强曾全程参与、陪同李迪在江苏无锡基层进行采访，根据他的回忆，李迪曾先后六下无锡，共采访了100多个警察，他用朴实的语言和基层民警彼此交谈，问的都是接地气的话，让他们讲故事。一般来说，与每个民警的聊天时长安排在两三个小时左右，但基本上每次李迪与他们的采访都要超过四五个小时。虽然已年近70岁，但李迪仍然有着很高的热情和很快的反应能力，文章的标题、思路和情节往往就在采访的过程中，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有时候前一天进行采访，当天晚上整理录音，第二天上午稿子就能够完成，第三天文章就可以刊发。他扎根无锡基层民警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很多作家都难以比肩的。 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高级四级警长、全国公安一级英模陈先岩是李迪笔下《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警官王快乐》等系列作品的人物原型。根据他的回忆，在他接受过的采访中，要数李迪的采访形式最为与众不同：“他诙谐幽默，全程贯穿着那独具魅力的爽朗笑声，那笑声发自肺腑，是鼓励，是期待，接着便是‘很生动，继续说’。我讲，他记，面前还放着录音笔，不知不觉，几天过去了，直讲得山穷水尽。最后，他来上一句：‘好，差不多挤干净了，明天咱们去你的工作单位和社区。’他背着小挎包，弓着背，在我工作的社区走家串户，召开座谈会，凡是之前提及的人物，他都要求逐一见面再分别采访，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为了写好陈先岩的故事，李迪三下扬州只为更深入地了解陈警官回到八大家社区当基层民警的细节和过程，甚至表示愿意自费出版，这是对公安事业的负责，更是讲好警察故事的执著。 李迪曾在陈先岩的留言簿上写下赠言“人民至上”，数十年来，他用自己的行动真正践行着题词的精神，俯身贴地走进人民的生活、事必躬亲地参与人民的劳动，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实实在在地放在心上。 时代的记录者，人民的歌者 生活的真实远比文学的虚构丰富得多，李迪的每一篇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呈现了现实的市井世界和普通的人民生活，他的文学创作在展现温暖的同时从不回避黑暗，但又不耽于暴露和批判，他善于书写平民的英雄，能够走向生活的深处，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人性的闪光。 2012年7月至2013年间，在《中国作家》《北京日报》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塔里木油田公司的相继组织筹备之下，李迪跟随作家采访团先后三次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艾克拜尔·米吉提、李培禹、李佩红等人全程参与、陪同作家李迪在新疆各地采访，他们先后走访了克拉2气田、轮南油田、西气东输首站、沙漠公路、004号水井房、塔中油田、塔中4井区等地的石油工人，穿越了长达500余公里的沙漠公路，前往横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的气化南疆利民工程现场进行考察。 在初次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李迪被当地多年坚守在沙漠守护滴灌水井和流动公路的农民工邓师傅夫妇所打动，坐在简陋的小板凳上与他们促膝长谈。在沙漠中生活、陪伴夫妻俩6年的一只名叫“沙漠”的卷毛京巴狗，深深地吸引了喜爱动物、善良柔软的作家李迪。回到北京后不久，李迪即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004号水井房》，故事以小狗“沙漠”开篇，新鲜而灵动，充满了生活的诗意： 天还不亮，小沙漠就叫醒了大沙漠，也叫醒了邓师傅。 邓师傅摸黑爬起，耶——刚刚梦到回锅肉端上来，你就叫喽！你等一会儿叫要得不让我吃口嘛！ 小沙漠摇摇尾巴，终结了邓师傅舌尖上的美梦。它的时间掐得很准，该开发电机抽水啦! 小沙漠是一只可爱的京巴，灰黄的绒毛，大大的眼。刚来时只有巴掌大，一个鸡蛋黄儿要舔两天才能吃完。 邓师傅把袋装牛奶挤在手心里，一滴滴地喂，生怕养不活。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着；白天揣在怀里，晚上搂进被窝。他脸对脸亲着小东西说，你毛色像沙子，又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叫你小沙漠吧。 就这样，大沙漠里有了小沙漠，邓师傅家再也不寂寞。 守护004号水井房的邓师傅夫妇是平凡的英雄，“小沙漠”在这个孤寂的大沙漠里，给了他们很大的心灵慰藉。作品以两人的小家为切口，通过风趣幽默的人物对话、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细节，把孤独坚守在祖国最偏远的新疆塔里木石油人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呈现给读者。 李佩红告诉记者，在接受采访的石油工人心目中，李迪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讲话特别逗，没有架子。无论走到哪个地方，他都能很快地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每到一处都喜欢到处看、到处问，看得仔细、问得详细，哪怕是一只小猫小狗，都十分关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新疆之行结束以后，李迪曾与作家丰收交流在沙漠腹地采访的感受，据丰收回忆，他们聊天的主题还是围绕着那只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心的小狗：“迪兄感慨万千地和我说着‘小沙漠，小沙漠，它还在004号水井房吗？我很怀念那一段时光，丰收老弟啊，新疆可真是大山大水大境界啊！’”遗憾的是，“小沙漠”已经被开车路过的游人偷偷带走，下落不明。负责沙漠公路防护的004号水井已不再是塔里木油田的管理范围，改为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沙漠运输分公司管辖。记者辗转找到了相关负责单位，得知邓师傅夫妇是季节性临时工，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继续工作和生活。关于小沙漠、关于邓师傅夫妇、关于004号水井的记忆，已随着时间的淘洗慢慢褪去了颜色，但却永远鲜活在李迪笔下的故事里。 2019年5月，李迪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贫困村采访的时候，五次走访这个只有一条马路穿城而过、15分钟就能走遍的小县城。李培禹陪同李迪一同深入永和，他目睹了李迪在采访中对山村和小人物的热爱，他看到老乡身有残疾，就想着帮忙治疗；了解到农户加工的野菜卖不出去，就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推销；发现贫困户拉下“亏空”，就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据多次陪同李迪赴各地采访、参与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故事》出版发行工作的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回忆，李迪每次从永和采访归来都会买几大箱衣物，和老伴两人想办法拉到邮局，寄给永和县打石腰乡辛舍沟村的村民们。当地村民给他写来的感谢信上写着：“是你给我们偏僻的小山村送来了温暖，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支持以及精神上的鼓励；是你把党和政府对脱贫攻坚事业的支持和对贫困老百姓的关心传递给我们；是你把中华民族的美德传递给我们，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我们用语言难以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 感谢信上朴实的语言，仿佛能让我们在这个几乎一眼能望见全貌的“山沟沟”里，看到李迪和村民一起徒步上山、赤足蹚河，走农户、闯田间、探枣林的忙碌身影，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了许许多多质朴而动人的平民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精选了33位具有代表性的当地人物。第一个故事《我是你的腿》是这样开篇的： 这道石坎儿，他不止一次踩过。 可是，这回，他忘了。前两天刚下过雪，石坎儿上还留着残渣。 他一脚踩上去，鞋底一滑，整个人就掉下了山崖，像一棵被砍倒的树。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来到上罢骨村，走进他家的小院。坐在轮椅上的他，迎着我，一脸笑。那样阳光，那样灿烂，像见到久别的老友。 他向我讲起自己的故事，难忘的岁月如水流淌—— 受访者自述前的寥寥几笔，将那些“在磨难中长大，像一棵旱天的玉米”一般的庄稼汉形象，以及烙印在他们生命里的苦难与沧桑，尽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傍晚敲门的女人》到《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李迪始终保持着语言的本味，圆融、流畅而“接地气”，具有泥土的芬芳和清新的野味。他汲取各地风土人情的文化精华，最大限度地保留故事的“原汁原味”，不搞先入为主和脸谱化的写作，更不会老调重弹、自我重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到新鲜活泼、热气腾腾的故事，能够看到沾满泥土、血肉丰盈的人物。 近日，李迪的遗作《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讲述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及湖南湘西十八洞村人民脱贫攻坚奋斗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已相继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据李迪的夫人魏桂兰回忆，李迪为了完成最后一部书稿，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在坚持完成13个故事以后，他躺在病榻上用电话和速记口述，讲完了另外的5个故事。5月27日，他即将接受手术治疗前夕，仍通过微信语音联系出版社，安慰书稿责编：“书稿已经交齐了，放心吧！这是我最大的心事，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在我手术之前，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没有辜负出版社的期待，应该说，这是一本成功的书！” “先生李迪是在用生命写作，他的笔管里流淌着的不是墨水，而是自己的热血。他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燃烧殆尽，又用自己的灵魂去远行。” 魏桂兰告诉记者，“他的坚强、他的快乐、他的温暖通过文字传递给了大家，我们应该痛并坚强着，生活必须继续向前，把生活过好，这是李迪的希望。” 优秀的写作者，应该在平凡而纷扰的人间烟火中，保持一颗最纯洁的初心和一腔最滚烫的热血。李迪正是如此，他像雪一样纯洁，又如火一般炽热。初心与热血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正因为有着对世界的好奇、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真诚和对人性的悲悯，李迪的作品才是有温度、有重量的，饱满结实、气象万千的好作品。显然，李迪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他的故事也远远没有讲完，他的精神会伴随着这些感人、动人的中国故事，像熊熊燃烧、可以燎原的一团热火，如璀璨明亮、指引方向的满天星辰，不断影响传递至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