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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对生活的观照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激发读者对于社会世相的思考及言说冲动。秦岭的心理问题小说《第二十九个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及时性、迫切性和深入性，延展了我们思考感情、人生、命运的疆界。 PTSD指创伤后应激障碍。小说中有这样的表述：“灾后心理创伤人员的人数一般是罹难、失踪人数的近60倍，也就是说，这次地震造成的心理创伤人员多达几百万之众，他们当中以PTSD症状人员居多，绝大部分属于罹难者的家属、朋友、同事、同学或其他亲近者。”小说的大致主线是：地震后，段坤一直在呼唤、搜救自己的妻子丽丽，第四天，段坤终于救出了丽丽，却发现是甄松的妻子丽丽，而自己的丽丽早已罹难。坚持要自杀的丽丽最终和甄松离婚，嫁给了段坤。饱受PTSD折磨的甄松，又开始了对丽丽的呼唤……小说的叙事是以“我”这个心理专家的视点展开的，三个PTSD人员段坤、丽丽、甄松均属于“我”的心理干预对象，其中丽丽有明显的自杀倾向——之前已经有29个PTSD人员自杀，丽丽属于在自杀与活着之间徘徊的“第二十九个半”。 作者细致、真实地叙写了两对家庭三个PTSD人员各自陷入的心理困境，在生与死、爱与恨的“半”数较量中，展示了人类情感最深处的渴望、焦躁、不安和追寻，在最终成功营救回一个将死者的背后，留下更为深远的话题待读者思考。 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心理干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始终无法把对第二十九个半实施心理干预的过程纳入案例汇编，因为，尽管我们成功阻止了一个女性自杀的悲剧，但结果与我们心理干预方案中的预期完全不一样。”恰恰是这个“不一样”和段坤、丽丽、甄松悲喜叠加的命运转换，让一个直逼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婚姻问题浮出水面：唤醒真爱，非得需要灾难吗？ 婚姻的持久得益于责任心，但这个“责任心”往往等同于“我嫁给你了你就要对我负责”式的道德绑架。这样的认同在潜意识里会带来消极的心理暗示，然而“爱情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情绪，是人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被俘获的情绪”。你能否自觉去感知所爱之人表达出来的或者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并付诸于行动去回应她（他），《第二十九个半》将这种情感困境凸显了出来，并以戏剧化的方式揭示出了结局。虽然自己的妻子丽丽不幸罹难，但段坤超强的“爱的能力”唤醒了另一个丽丽对爱的渴望。甄松也是爱妻子的，但他误以为丽丽已经罹难，于是理智地终止了寻找，却最终失去了所爱的人。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作者把弥漫于庸常婚姻中的爱与恨、希望与失望、困顿与迷惘针针见血、发人深思地揭露出来，可谓振聋发聩。这是PTSD人员对人性的另一种呼唤，也是小说无法复制的独特性、寓言性、深刻性所在。 心理问题小说很容易陷入就心理而心理的叙事桎梏，但秦岭却把“我”置身于当事人心理世界的经纬之中，既充当了故事的主角，同时也是故事的见证者和观察者，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现场感和可能性，也冲击着读者的阅读经验。“我”在剖析、疏导心理创伤人员的每一个步骤，隐喻、折射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痼疾。在表现手法上，秦岭通篇营造了心理小说特有的语境，叙事在层层设伏中像抽丝剥茧一样渐次展开，人物对话和情节铺陈紧密联系PTSD人员的心理特征，从而为人性世界的展示提供了合理、有效、真实的平台。当PTSD人员对生命和爱情的追问方式反而比常人还要通彻透明时，无疑为常人的情感生活敲响了一记警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