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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小说语体的变革与语言革新运动息息相关，在言文合一运动与国语统一运动前仆后继的推动下，近代小说语体实现了文言与白话的消长。在文白消长的过程中，白话语体吸收了传统文言的精华，接受了翻译语体的影响，又包容了文言与官话两种模式，呈现出众声喧哗的语体形态。近代小说语体变革的完成，为现代小说语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资源。 关键词：言文合一；国语统一；白话文运动；近代小说；语体 在中国小说文体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两次重大的语体变革。一次是宋代白话语体异军突起，产生了话本小说，至明代章回小说发展臻于鼎盛，形成与文言语体平分秋色的局面，文言系的笔记体、传奇体与白话系的话本体、章回体呈现双峰并峙、四水分流的状态。另一次是近代白话语体强势突围，在吸收欧美、日本等外来语体的养分之后渐趋规范与平稳，最终挤压了文言语体的生存空间而一家独大，并迫使文言小说退出历史舞台。关于宋代小说语体的变革，前贤已有论述。1本文不揣谫陋，试图对近代小说语体的变革略陈浅见。 语言革新运动与文白消长 近代小说语体的变革并非单纯的语言问题或文学问题，而是政治革新背景下语言革新的结果。它发端于晚清的言文合一运动，终结于民初的国语统一运动，在白话语体臻于完善并确立唯我独尊的地位之后，它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合流，最终完成小说语体的变革。近代语言革新运动既是小说语体变革发生的外部语境，又是小说语体变革形成的内在推力，庶几成为小说语体变革的重要内容。 晚清甲午海战与戊戌变法相继失败，维新人士谋求变革的眼光便从军事、政治等领域转向思想、文学等领域，试图借助文学之力以改造国民思想。而要借助文学改造国民性，首先得改变文学创作言文分离的状态，盖因“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楚卿8—14)。最早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的是黄遵宪。同治年间，黄遵宪提出以俗语入诗，主张“我手写我口”，其理论内核即言文合一：手写者文也，口说者言也。光绪三年(1877年)至八年(1882年)，黄遵宪在担任驻日参赞期间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巨变，开始编撰《日本国志》并借此构想中国的维新变革。黄遵宪根据中日语言文字的对比，明确提出要改变中国长期以来言文分离的现状，实现言文合一： 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自草书平假名行世，音不过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1419—20) 黄遵宪的言文合一主张，得到了梁启超的呼应。梁启超提出，“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可量耶！”(“变法通议”1—3)在黄、梁二子的推动下，从此拉开了晚清言文合一运动的序幕。 言文合一落到实处便是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我口”，即怎么说就怎么写，于是倡导白话废除文言就成了这场语言革新运动的首要目标。在理论上清算文言之恶并揄扬白话之美，在实践上创办白话报刊并创作白话文学，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措施。维新派志士中，较早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推动言文合一的要数裘廷梁。这位清末举人极力鼓吹白话，曾经创办白话报刊、排演白话戏剧并成立白话学会。除了白话实践，裘廷梁还撰文阐述其白话理论。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裘廷梁首先从反面历数文言之害，认为“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的原因即在“文言之为害”；接着从正面肯定白话之利，认为白话有“省日力”“便贫民”等八益；最后得出结论云：“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4)。裘廷梁这篇雄文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其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价值，实与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相当，堪称双璧。在晚清白话文的崛起过程中，白话报刊居功至伟。自1876年3月30日申报馆创办第一份白话报刊《民报》以来，数年间涌现了大批白话报刊，如1897年的《演义白话报》、1898年的《无锡白话报》、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等。据统计，1911年以前标明“白话”或“俗话”的报刊有41种，连同无白话之名但行白话之实的报刊一共140余种，仅上海一地印行的白话报刊就有27种。2创办白话报刊的目的是为了开启民智，裘廷梁便认为“欲民智大启，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书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报始”(“无锡白话报序”2—4)。这与梁启超对小说功能的认定不谋而合。梁氏认为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力，能够开启民智；而要开启民智，白话小说最佳，盖“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小说丛话”174—85)。于是白话报刊与白话小说联姻，“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使人之喜看者亦如泰西之盛，可以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由是以津逮于文言各报，盖无难矣”(“《杭州白话报》书后”)。白话报刊为白话小说的翻译与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培育并刺激了白话小说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小说语体的变革。 发端于晚清的言文合一运动，至民初已演变为白话文运动，并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陈独秀等人以较为激进的方式倡导白话废除文言，加速了文白之间的消长。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断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为将来文学之利器”，主张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文学改良刍议”26—36)。为了声援胡适，陈独秀于是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说从文学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内涵等角度立意，可立论基础仍在语言，只有白话才可能促成他的文学革命，陈独秀自己也赞同“《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文学革命论”6—9)。1918年，胡适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断言“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主张借助白话这个工具，通过“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与“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实现“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6—23)。除了理论上倡导白话，胡适与陈独秀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1906年至1917年间，胡适先后用白话翻译了《暴堪海舰之沉没》《生死之交》《二漁夫》等外国小说，自创小说《东洋车夫》《真如岛》《苦学生》等也均以白话写成。此外，胡适还大量创作白话诗歌，甚至用白话填词。仅1917年，胡适就在《留美学生周报》《新青年》《通俗周报》等报刊发表白话诗词上百首。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陈独秀创办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初衷便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1—7)。这其实就是晚清维新人士利用白话以开启民智的形象说法。 自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言文合一的口号，至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白话文运动，白话对文言已成压倒之势。然而在倡导白话废除文言的主流声部背后，仍然存在少量“执拗的低音”。不少人对言文合一的学理性表示怀疑，尤其对以言代文的可行性表示担忧。有人提出，“欲谋今日之言文合一，则有二难。言文合一，必用白话。白话繁而文话简，文话一字可达者，白话必须数字，而意义犹觉不完。去简就繁，一难也。既用白话，必多别字。而方言各异，南北迥殊。如南人所作之小说，北人读之，则莫名其妙，去同就异，二难也。二难不去，安在其教育普及耶？”(“论言文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又有人提出，“吾国幅员寥廓，方言庞杂，以言代文，将以何者为标准乎？[……]吾悲楚人齐语，其难且甚于文言。若各以其地之方言为标准，则是破坏统一之文字而从纷庞之语言也。故国语未统一，则言文合一决不能见诸实行也。”(周时敏1—4)实事求是地讲，上述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自有其道理。白话固然比文言通俗，但不见得比文言准确。相反，因方言的存在，白话表意的准确性甚至还不如文言，往往“甲地之谦辞，而乙地以为傲语；丙地之方言，而丁地以为忌讳”(吴兴让176—79)，“姑苏白话小说，燕人观之，难知有过《殷盘》；燕都通俗文章，滇人诵之，费解十倍《周诰》”(张煊1—5)。因应“将以何者为标准”的问题，便产生了“官话”与“国语”概念，催生了国语统一运动。 所谓官话，指一定范围内通行较广的语言。3所谓国语，即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官话，为一国语言的代表。王照《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说：“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语。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相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5)在众多语言中，京话通行最广，于是作为官话推行全国，成为国语。 要推行官话和国语教育，就得有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王照编成《官话合声字母》，仿日本片假名(此即黄遵宪心仪已久的日本实现言文合一的利器)，取汉字一部分制成注音字母，凡声母五十，叫“字母”；韵母十二，叫“喉音”，合计六十二字母。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百熙等人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学堂皆学官话，从制度层面保障官话教育的实行：“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语’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学务纲要”52—61)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拟将《四子全书》改编为官话体，并作为教科书颁行各省。5仅有官话教材还不够，还得有教学官话的场所，于是官话学会、官话学堂或官话学科应运而生：“今若使各省通行官话，大而府厅州县，小而镇市村庄，立为定章，无任假借，或组织官话学会，或创兴官话学堂，或即在于已设置学堂中增设官话一门为科学”(董韵笙4—6)。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颁文要求“各省学司所有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习官话”，并规定“各学堂应于正课时间之外，添课官话时限，每星期二小时至三小时”，“官话教员每堂各聘一员”(“学部咨行各省学堂”125)。1919年4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后送呈议案三件：“请从速加添注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案三件”137—52)。1920年1月，“教育部”下令“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又修正《国民学校令》，“第十三条第十五条‘国文’均改为‘国语’”(“教育部通告”20)。至此，国语统一运动宣告完成，具备白话文字、注音字母与新式标点的白话语体也基本取代文言语体，真正成为“文学之正宗”。 文白之争与小说语体的变革 从同光年间黄遵宪提出言文合一的构想，到民国初年“教育部”颁行改“国文”为“国语”的训令，近代语言革新运动用不到五十年时间便大致实现了文白消长。如此高效快速的语言革新是外界力量强势干预的结果，与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并不合拍。制度层面的改革或许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但思维层面的改变需要一点一滴才能完成。小说语体的变革无疑会受语言革新运动的影响，但文学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语言革新运动并不同步。在小说语体变革的过程中，文言与白话存在着双重意义的竞争。在显性层面，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互别苗头，在文学革命完成以前，二者无论数量还是影响都难分伯仲，之后白话才逐渐胜出，成为文言小说的终结者。在隐性层面，存在小说家对白话语体的有意识选择与潜意识中对文言语体的使用惯性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小说家在接受白话以前，都曾有过用文言翻译或创作小说的经历。小说语体文白之争的平息，一方面表明小说家克服了用文言组织语言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白话语体自身的完善过程，这标志着小说语体变革的真正完成。 在语言革新运动的论述策略中，白话的优点被尽力渲染，而文言的长处则被有意遮蔽。小说家在翻译或创作时选择白话语体，一般都着眼于其通俗易懂与明白晓畅的特征，认为“小说之理境，贵涵泳而曲折也，白话则显豁而展布之；小说之词笔，贵离奇而展拓也，白话则明白而晓畅之”(老伯1409—14)，“小说最好用白话体，以用白话方能描写得尽情尽致”(梦生1)。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初二日《申报》登载“求著时新小说启”，要求征文“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虽未明言用白话，但要合乎“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的要求，显然只有白话做得到。彭翼仲用白话改写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首回“鉴黑奴伤心论时事 演白话苦口劝痴人”声称“(原书)文义略高，只能给那通文墨的读读，识字不多，合那文理浅近的人，可就看不懂了。我们把他演成白话，附在报后，请学生们到处传说，照着原文高声念念，连那不识字的，亦可以叫他们知道知道黑奴被人欺压[……]”(2)。程宗启解释他用白话作《天足引》的原因时说：“女人家虽有识字的，到底文墨深的很少，故把白话编成小说。况且将来女学堂必定越开越多，女先生把这白话，说与小女学生听，格外容易懂些。就是乡村人家，照书念念，也容易懂了。所以我这部书，连每回目录都用白话的。”(1)《新恋情》的译者认为“翻译东西洋的小说，往往有些地方说话的口气、举动的神情，和那骨头缝里的汁髓，不拿俗话去描画他，到底有些达不出，吸不尽”。(赫德1)一时间，使用白话语体已成书商竞相标榜的噱头，如《珊瑚美人》“全书纯用白话，描写得神，尤为爽心悦目”(“‘商务印书馆新出小说’广告”)，《禽海石》“用纯粹京语编成”(“‘言情小说《禽海石》’广告”)。《钱塘狱》“用白话演出，洵足占近时著作之一席而无愧”(“‘新出版’广告”)。 然而晚清以降的小说领域并非全是白话的天下，文言曾经占据半壁江山，甚至一度“越界”渗入到传统白话小说的地盘，产生了不少长篇小说。咸丰三年(1853年)，魏文中所撰《绣云阁》便是一部文言章回小说，全书共八卷143回，如第一回“聚仙台诸真论道 虚无子四境游神”开头即云：“黄龙初，道君身临八卦台中，宣诸真而谕之曰：‘道本无私，而世之传道者，何多私相授受也。’”(1)此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蔡召华所撰《笏山记》(69回)，宣统三年(1911年)何诹所撰《碎琴楼》(34章)，都是文言长篇小说。林纾用文言翻译了163种长篇小说，还用文言创作了十余种长篇小说，如《京华碧血录》《劫外昙花》等。横跨晚清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文言长篇也非常之多，如徐枕亚《玉梨魂》《雪鸿泪史》、吴双热《孽冤镜》《兰娘哀史》、李定夷《茜窗泪》《鸳湖潮》、刘铁冷《斗艳记》《桃李姻缘》、蒋箸超《琵琶泪》《蝶花劫》等都是文言长篇小说。不少作家甚至回到六朝，用骈体创作小说，如喻血轮《悲红悼翠录》、许指严《泣路记》、杨南村《孤鸳语》、陈韬园《兰闺恨》等是骈体(魏绍昌，“我看”161—64)。 在具体的写作行为中，选择文言还是白话主要受制于作者的文化素养与语言习惯，与文言白话的优劣高下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以小说翻译为例，有人坚持使用白话，认为“不拿白话去刻画他，那骨头缝里的原液，吸不出来”(梦生157)，有人却在白话面前屡屡碰壁而不得不拥抱文言。梁启超翻译《十五小豪杰》，“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计前数回文体，每点钟仅能译千字，此次则译二千五百字。译者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十五小豪杰》”94—101)。周树人翻译《月界旅行》，“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1)。1908年，徐念慈对上一年小说界的销售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著作小说与翻译小说中，“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二是在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中，“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觉我9—15)。1909年，上海《新闻报》分析了当前翻译小说中文言与白话的比例，认为“俗语行文，更难于文言。[……]一书之中，大抵用文言者十之五、六，而用白话者仅十之三、四耳”(“新小说之平议”)。两者结合，说明晚清小说界以翻译小说占优，翻译小说中又以文言语体占优。 对于绝大多数接受旧式教育、习惯于以文言表达思想情感的人来说，使用文言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姚鹏图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作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其初每倩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自以为文人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白话之短长也。”(姚鹏图807)姚鹏图说“文义稍高之人”反而不习惯使用白话，这与裘廷梁说的“愈工于文言者，其受困愈甚”如出一辙，道出了习惯以文言组织语言者的思维困境。至文学革命后，仍有人认为“白话诚不如文言之便利”：“吾宁草万言粗浅之文，吾不愿草千言之白话。吾宁阅万言古雅之文，吾不愿阅千言之白话。[……]然此或根于习惯，吾自幼时执笔，未尝为白话文，故今为之，较难于文言。若以教今日之少年，则其将来收功或不如是，以其本未知文言而惟习白话故也。”(佛灵，“文言与白话”45—48)林纾使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是因为林纾对先秦两汉以及唐宋古文深有研究。林纾自称“八年读《汉书》，八年读《史记》，近年则专读《左氏传》及《庄子》，至于韩、柳、欧三氏之文，楮叶汗渍近四十年”(60)，浸淫古文多年，古文的词汇、句法、修辞自然得心应手，所以同是翻译家的徐念慈要赞叹其译作“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君朔(伍光健)使用白话翻译外国小说，是因为他十五岁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式教育，毕业后又去英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又长期出使日本。这种教育经历与文化素养使得君朔比常人更早实现言文合一，运用白话组织语言的能力更加突出，所以胡适赞赏有加，称其“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论短篇小说”32—44)。最能说明语体选择容易受作家思维惯性左右的是，维新派人士大张旗鼓地呼吁废除文言，可他们声讨文言的“檄文”几乎都是用文言写的 ：黄遵宪的整部《日本国志》是文言，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是文言，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是文言。几道、别士声称“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若其书与口说之语言相远者，则其书不传”(“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0)，可他翻译《原富》《天演论》等用的却是古奥的文言。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与陈独秀的几篇纲领性论文《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都是文言。陈独秀曾武断地说，“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仲甫答胡适书”133)，可这段满口之乎者也的话，仍然属于文言。 白话文运动后，文白势力失衡，文言小说逐渐衰落，白话小说日益发达。以侦探小说为例。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天虚我生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是文言语体，到1925年大东书局出版周瘦鹃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与《亚森罗苹案全集》便改成白话语体，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程小青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也用白话，其中不少篇目更是直接由文言转译成白话。鸳鸯蝴蝶派的短篇小说创作也经历了由文言转白话的过程。前期以文言为主，如徐枕亚《枕亚浪墨》、吴双热《双热嚼墨》、李定夷《定夷丛刊》、周瘦鹃《紫罗兰庵言情丛刊》等都是文言小说集。后期以白话为主，世界书局编印的“小说集”类，如《独鹤小说集》《瞻庐小说集》《卓呆小说集》《舍我小说集》等十种，以及大东书局编印的“说集”类小说，如《包天笑说集》《李定夷说集》《沈禹钟说集》《周瘦鹃说集》等十七种，全是白话小说集(魏绍昌，“我看”188—89)。针对鸳鸯蝴蝶派小说语体的转变，瞿秋白曾有过论述，他说：“礼拜六派在‘五四’之后，虽然在思想上没有投降新青年派，他们也决不会投降，可是文腔上都投降了。礼拜六派的小说，从那个时候起，就一天天的文言的少，白话的多了。可是，这亦只是市场的公律罢了。并不是他们赞成废除文言的原则上的主张，而是他们受着市场的支配：白话小说的销路一天天的好起来，文言的一天天的坏下去。”(瞿秋白-92)其实五四前后“文腔”发生转变的何止“礼拜六派”，不少作家纷纷“弃文从白”。包天笑曾写过文言小说《一缕麻》(1909年)，又根据意大利小说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改编成文言小说《馨儿就学记》(1910年)，到1917年创办《小说画报》时便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不登文言小说。陈景韩作为晚清第一批白话短篇小说作家，之前也写过文言小说《催醒术》(1909年)。鲁迅在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前，用文言写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说《怀旧》(1913年)。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刘半侬自1913年至1917年，在《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言小说，创作小说如《匕首》《假发》《女侦探》等，翻译小说包括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列夫、德富芦花等人的作品，都是文言。甚至连白话文运动的旗手胡适，也曾有过用文言翻译小说的经历，如所译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柏林之围》(1914年)用的便是文言。 众声喧哗与白话小说的语体形态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变革，小说语体基本实现了文白消长，白话最终一家独大。同时，白话语体自身又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形态：一方面文言遗响犹存，不少单音词、成语、俗语、典故等羼入白话并作为惯用语内化为白话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外邦声音传进，新名词、对话体、欧化句式、新式标点等洋人的话语模式引发了白话语体的欧化倾向；再加上白话内部一直存在的官话与方言双声齐奏，便形成了近代白话小说众声喧哗的语体形态。 言文合一运动倡导白话废除文言采取的是“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就语言本身来说，白话未必如此美好，而文言也未必如此不堪。相对于“时说时新”的白话，历经上千年磨练的文言已经变得稳定、精练与典雅。撇开审美意义不谈，至少在表达的准确性与传播的时效性方面，文言具有白话不可比拟的优势。阮元指出，“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使能达意，使能行远。”(605)作为书面文学，白话小说也并非口语的简单堆砌，必然会经过作者的过滤筛选和加工提炼，才能形成文字的排列组合，一定程度上也是“文”过之“言”。梁启超是小说领域中有意使用白话的先驱，可他依然难以忘怀文言“劳半功倍”的长处，在翻译《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小说时大量使用单音词、生僻词、四字格、省略句，是典型的文言语体。即便是构思五年之久、为发表政见而作的白话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该书实际上是一篇套着小说外壳的演讲稿，因而不得不使用白话——其中也羼杂有不少文言词汇，如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世史 黄毅伯组织宪政党” ： 且说二月初一日午后十二点半钟，听众都已齐集讲堂，史学会干事长、大学校史学科助教林君志衡，先登讲坛第二级左侧，向众人鞠躬，演述开会之意，并谢孔博士以如此高年，不辞劳苦，为国民演说国事，实可为今次祝典一大纪念等语。演述已毕，众人静穆毋哗，一齐恭候。正交一点钟，只见曲阜先生[……]道貌堂堂，温容可掬，徐步登坛，满座听众一齐起立致敬，拍掌欢迎之声忽如山崩涛涌，听众坐下，满堂肃静[……](76—80) 这段文字中，没有白话口语中常见的“的”“地”“得”等语气助词，却有“之”“已”“为”等常见的文言虚词，“君”“登”“意”“谢”“毕”等单音词以及“静穆毋哗”“道貌堂堂”“温容可掬”“山崩涛涌”等四字格更是屡见不鲜。全文语句简洁凝练，语气干脆利落，散发出浓郁的文言气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白话。《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然而小说开头的楔子却用的是文言：“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唔一人言病者其弟也[……]”(52—62)。楔子用文言交代故事缘起，显得庄重严肃；正文以白话描写迫害症患者的内心独白，充满荒诞戏谑，在文言的煞有介事与白话的语无伦次之间，便产生了反讽的张力。 其实在白话文运动中，即使胡适、陈独秀阵营也有人主张给予文言一席之地，以收言文互补之效。就在胡适主张“白话为文学之正宗”、钱玄同主张“白话为文学之进化”的同时，刘半侬提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以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18—30)。傅斯年提出“言文合一”十条建议，其中有三条明确要求保留文言，如说“白话之不足用，以文词益之；状况物象之词，用文词较用俗语为有力者，便用文词。如‘高明’‘博大’‘庄严’等”(“文言合一草议”108—12)。结合具体文本来看，不仅近代白话小说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留有文言的遗响，现代小说如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中也时常可见文言的痕迹，傅斯年所举“文词”已完全内化为白话的组成部分。 近代小说语体的欧化首先表现在新名词的译入。随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原有的汉语词汇已难以满足表达的需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说：“恃中国之六万字，彼西方尚有十四万字，何从表见于中国之文中乎？故新名词不能不撰[……]余前与傅兰雅先生同译书于制造局，计为中国新添之字与名词，已不啻一万有奇矣。”(林乐知 范祎679)新名词的译入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给小说语体增添了新鲜的活力。白话小说使用新名词的年代颇早，同治十一年(1872年)《申报》刊载蠡勺居士所译《昕夕闲谈》，第一回的回目“山桥村排士遇友 礼拜堂非利成亲”便使用了“礼拜堂”“排士”“非利”三个新名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杭州上贤斋版沈惟贤所作《万国演义》，同样大量使用新名词，仅回目便可见一斑，如“亚述国神权尊伯路 婆罗门梵典演韦驼”“以色列大兴新种族 耶和华一洗旧神权”等。相对于新名词，欧化句式、对话体等修辞手法对近代小说语体的影响更为显著。新庵(周桂笙)翻译《解颐语》时曾感慨地说：“(泰西小说)其叙述一事也，往往直录个中人对答之辞，以尽其态，口吻毕肖，举动如生，令人读之，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妙，而不知皆作者之狡狯也。”(219—24)这种以直录对话推进叙事进程、塑造人物形象的表达方式很快为近代小说家借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趼人创作的《查功课》便是一例。6小说在描写监督与学堂人员的对话时，并未如传统小说那样标明话语来源，如“某某道”之类，而是直接呈现你来我往的对答之辞。省略了说话人的身份，话语本身成为对话的主角，读者需要根据说什么去判断谁在说，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在当时能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又由于说话人退隐幕后，声音走向前台，缺少说话人身份转换时形成的时间停顿，读者无暇思索，需直面话语内容的冲击，便能最大程度地获得现场感。 当文言消沉而白话坐大时，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缺点便浮出水面。一如此前以白话烛照文言来凸显文言之不足，人们以西文为参照审视白话，同样发现白话存在诸多缺陷，比如文法弹性较大，许多虚字可用可不用，字与词的位置可随意颠倒，不如西文谨严；较少复句和插句，往往一义自成一句，有时难免失之松散平滑，不如西文曲折变化且能见出轻重疾徐。7有鉴于此，学界便产生了学习西文，使白话语体欧化的动议。傅斯年认为白话在“文典学”“言语学”“修词学”三方面均存在缺陷，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留心说话，“吸收说话里自然的简洁的活泼的手段”；二是乞灵于洋文，“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怎样做白话文？”26—39)。傅斯年的主张很快得到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人的呼应，继白话文运动之后，又掀起了一场“语体文欧化”运动，并影响了现代小说欧化语体的形成。《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7期刊登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小说《煊赫的流星》，有读者给译者写信，称对其中的欧化句式难以理解，建议按照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改写。读者提出，小说中“‘你的照像是美丽的，’他喃喃的说，‘但你比……’”这样的直接引语，应该改写成“他喃喃的说，‘你的照像是美丽的，但你比……’”这样的间接引语。译者在复信中指出，“把西文谈话体的各种形式，一律范成一个样子，实在是于原文语气及其优美有损的，于是他们不得不把国语上谈话体的文句来‘欧化’一下，翻译外国文的时候，便把原文的形式，完全保留起来。现在便是创作界，也有许多人理会了‘欧化’的好处，各拣便利的形式，仿着应用了。”(谁君 仲持121—23)若干年后，人们果真“理会了‘欧化’的好处”，在现代小说中习以为常了。 方言大量进入小说，与官话杂糅甚或分庭抗礼，是近代白话小说语体的一大特点。其实以方言入小说古已有之，但从方言的种类之多以及方言小说的数量之众与影响之广来看，近代小说无疑前无古人且鲜有来者。尤可关注的是，宋元至清前中期的白话小说使用方言，大多只是以零星词汇、音韵或句法的形式作为官话的点缀，如《金瓶梅》用鲁语，但其中也有吴语的成分；《红楼梦》用北京话，同样还存在南京方言，方言在小说中尚未形成气候，其地位不足以改变小说语体的官话性质。近代小说中的方言，则大多以写作策略甚至是思维方式的姿态出现，如《海上花列传》中妓女用苏白而嫖客用官话，《九尾龟》中挂牌的妓女用苏白而从良的妓女用官话，方言在小说中已成地域与身份的象征，是可与官话相提并论的语言形态。按照流行的区域划分，近代方言小说主要有京津地区的京味小说、江南一带的吴语小说、东南沿海的粤语小说与闽语小说以及西南地区的川音小说。各种方言都有代表作品，如京味小说《儿女英雄传》、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粤语小说《续黄粱梦》、闽语小说《闽都别记》、川音小说《跻春台》。受所在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制约，方言在小说中的发展并不平衡，与白话语体的关系也并不一致。 在方言小说中，京味小说数量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初的京味小说多达1123篇。8京味小说的发达，一方面与京津地区报刊业的发达有关，另一方面与北京话自身的特质有关，比如发展变化快，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尤其是声调少，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消失。北京话的这些特点使得京味小说可以超越其方言领域，在全国畅通无阻。《北京繁华梦》在上海发布的售书广告称，“是书纯用北京白话编成，人人可读，非若他说部之限于一方言者。”(“‘请看新出小说’广告”)山东人傅斯年比较广东话与北京话的区别时说，“广东人到北京，学语三四个月，便可上口。北人至广东，虽三四年不能言也。”(“文言合一草议”108—12)强调的都是北京话易学、好懂的特点。因此当方言成为言文合一运动的技术难题，面临以何者为标准的质疑时，人们不约而同想到的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经过加工改造形成全国通用的国语：“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大武21—22)；“小说一道，文话不如俗话，各处的土话又不如北京的官话”(“新恋情闲评”1)；“国语以官话为衡，而官话以京音为主”(“论言文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1913年，读音统一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特点，制定标准的国音。 除了京味小说，其他方言小说都程度不等地存在流通障碍。同样是写近代上海的青楼女子，孙家振《海上繁华梦》用官话，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操吴语，读者反应却有天壤之别：“(《海上花列传》)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孙家振65)或许正因为吴语、粤语、闽语等方言过于艰涩，与外省人士交流困难，所以江、浙与闽、广人士对语言革新颇为上心。晚清切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卢赣章、王炳耀、蔡锡勇等人，都是闽、广人；而民初国语统一运动中江、浙两省人士更是占半壁江山，蔡元培、吴敬恒、汪荣宝等都是江、浙人。经过国语统一与文学革命的双重洗礼，方言逐渐从白话语体中退隐，最终确立了以普通话为标准的现代白话小说语体模式。 中国小说语体的两次变革，结果均表现为文言与白话之间的此消彼长，但二者的动因及意义与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宋代小说语体的变革是文学语言发展内在的自发行为，是白话的力量经过长期积聚之后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白话的崛起打破了文言独霸天下的局面，但仍然无法与文言匹敌，在官方与正式场合，文言依旧掌握着话语权力，故白话小说难入史志目录。近代小说语体的变革则是在外界力量的干预下，由语言与文学两界学者联手完成的自觉改革。得力于政治与制度的保驾护航，白话最终取代文言，成为小说语体唯一的选项，并影响了现代小说语体的生成。本文以近代语言革新运动为主轴，结合语言学史与文学史的发展，从古今交替与中西融汇的多重维度考察了近代小说语体的变革。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注释 1 详见孟昭连 ： “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中国社会科学》3(2011) ：185-94。 2 参见熊月之主编 ： 《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6页。 3 也有人用其他称谓代替“官话”，如黎锦熙代之以“大众语”，指一个国家内大多数人都听得懂的语言，见黎锦熙 ：“大众语和方言是否矛盾？”，《社会月报》1.4(1934) ：24-27。郭绍虞称之为“普通话”，指与方言相对的雅言，见郭绍虞 ：“谈方言文学”，《观察》5.5(1948) ：16-17。 4 编撰拼音方案是晚清推广官话的主要措施。除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外，晚清尚有卢赣章《切音新字》等七部拼音方案。 5 “学务摘要 ：学部拟编《四子全书》为官话体” ：“闻近日学部堂官拟饬司员，《四子全书》编为官话体，插入图画，俟将来全书告成，当即颁发各省蒙小学堂，藉作教科书云。”《寰球中国学生报》1.2(1906) ：71。 6 详见《月月小说》1.8(1907) ：169-72。 7 详见陈望道 ：“语体文欧化底我观”，《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6月16日，袁寿田 ：“杂感 ：‘语体文欧化’”，《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5日，与朱光潜 ：“谈翻译”，《华声》1.4(1944) ：10-16等。 8 参刘永文 ： 《晚清小说目录·前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页。 引用作品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6(1917) ：6—9。 程宗启 ：“《天足引》序例”，《天足引》。上海 ：上海鸿文书局，1907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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