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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个半》，写PTSD和自杀，顺便捎带了爱情。 可爱情却反客为主占了上风，这绝非我作为写作者的主观故意，恰恰是生活逻辑让爱情成了风雨孤舟的压舱石。“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如果没有爱情的灼灼其华，那位叫丽丽的女子就有可能用自杀的手段让自己变成一具女尸——这是PTSD人员最残酷、也是最常见的终极选择。随之而来的，必将是更多亲友们无以复加的严重心理创伤、心理疾病或有可能的持续自杀。——都什么时代了，你会认为我在重复一个老套的古典爱情悲剧或爱情的乌托邦吗？ PTSD，对！包括你在内，芸芸众生的心灵一隅都潜伏着PTSD，只不过有的按兵不动，有的蓄势待发，有的蠢蠢欲动，一旦有打击攻入你的内心，PTSD即揭竿而起，里应外合，席卷你的心理世界。请允许我延伸普及一个常识：PTSD和WTO、GDP一样都属英文缩写，PTSD翻译成汉语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12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让PTSD这个舶来品成为我国心理学界热词的时候，它实际上已在国外“热”了近50年。一般而言，PTSD人员是相关灾难死亡人员的60倍。举个例子，假如一场车祸造成1人死亡，那么，罹难者的家属、亲戚、朋友、同事、合作伙伴、相识者当中至少有60人会出现PTSD症状，岁月有可能会让轻症状者慢慢走出心灵的阴霾，而重症状者则会终身饱受折磨，乃至抑郁自杀。 汶川地震的死亡和失踪人数是8万，那么PTSD人员是多少？8乘以60，你自己算吧。很多人并没有换算的机会，因为灾难和自杀带走了他。此刻的你如果尚能够优哉快哉地分享时光，那你一定要记住了，你是幸存者。都说灾难不长眼睛，它其实耳聪目明，它懂得出其不意。人间除了自杀，断无一厢情愿的死亡。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走出“心震”带》中有这样的描述：“我国每年至少有28.7万人自杀身亡、200万人自杀未遂，这几年自杀的数据上升到了30万，位居世界首位。” 如果说我这样的普及不够现实主义或“现实生活”，对不起！你无须看《第二十九个半》，尽管你同样拥有生命和心理世界。只是，我真的不会相信，当灾难让你面对死神的时候，血流满面的你会笑逐颜开；当爱情转身而去的时候，形单影只的你会喜形于色。哥们，别装了！请认认真真、乖乖爽爽、规规矩矩、厚厚道道地面对你视野里无常的世界。 小说无须装神弄鬼。上述普及，就权当《第二十九个半》的写作背景吧。 该言归正传进入小说了——你现在还对这样的故事感到陌生吗？某次大地震后，劫后余生的段坤先生饱受PTSD的折磨，恰恰是这个PTSD调动了他爱的本能，并成为明知无望却要呼唤、寻找妻子的驱动力。四天过后，他终于把血肉模糊的丽丽从废墟中救了出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救出来的竟然是甄松的妻子——两位女性同名。自己的丽丽显然已经罹难，但段坤无法摆脱被PTSD控制的心理世界，毫无理性地继续在废墟上呼唤妻子。事实上，甄松也曾寻找、呼唤过妻子，只不过在第三天——废墟下生命的时间极限，他理智地停止了呼唤。作为PTSD人员，丽丽无法容忍甄松的理智和放弃，执意要求离婚或自杀，这使同样饱受PTSD折磨的甄松一时无可适从。最终，丽丽和甄松离婚后嫁给了段坤，但是，废墟上却传来了甄松对丽丽的呼唤……在人间，甄松到底在呼唤哪个丽丽？他到底要呼唤多久？ 说穿了，这是PTSD人员的爱情故事。PTSD人员不是别的，是人。 为了能进入PTSD人员的心理现场，我采取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叙事的方法，并以“我”这个心理专家的视点展开。三个PTSD人员段坤、丽丽、甄松均属于“我”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对象，其中丽丽有明显的自杀倾向——之前已经有二十九个心理问题人员自杀，丽丽属于在自杀与活着之间徘徊的“第二十九个半”。毋庸讳言，“我”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科学有效的心理干预，缓解他们的PTSD症状，避免当事人离婚或自杀，可干预的结果连“我”也始料未及。我在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始终无法把对第二十九个半实施心理干预的过程纳入案例汇编，因为，尽管我们成功阻止了一个女性自杀的悲剧，但结果与我们心理干预方案中的预期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如果一样了，爱情还有什么可谈的。 不只是为了追问，也不只是为了考量，如果你对地震、瘟疫、洪涝、泥石流、砍杀、车祸、坠楼等大大小小的灾难不至于熟视无睹，你悄悄问自己就行了。故事的核心是我从死亡人数超过1万之巨的北川县城听来的，而类似的故事岂止一例两例，用成千上万形容也毫不为过。比如，灾后不到三个月，大量失去配偶、失去子女、失去长辈的幸存者单身群体中，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结婚、复婚潮，拎出其中任何一个案例，背后的故事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毫无疑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PTSD人员。这是灾区生活中的生活，也是灾区爱情生活中的生活，更是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归根到底，这是——人间的生活。 问题是——爱情，这个古老的、早已不再奢侈的、讳莫如深的老物件，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灾区反而复活了，鲜亮了，有生机了，像花儿一样绽放了。哲人云：“爱情是有力量的”。爱情可以阻止人为的生命凋零，这好像没有什么悬念。 可是，当爱情需要PTSD和自杀来唤醒，这说明了什么？ 平时——我们凡俗的、常态的、平安的生活中，那些唤醒爱情的主导力量，都隐藏在哪里呢？ 事实是，在现代生活的安乐世界里，爱情有时反而脆弱得不如一片薄冰，它哪经得起岁月的浸染、凡俗的磨砺和道德的考量，家常便饭似的背叛和放弃，让离婚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不绝衰”这样的千古名句在现代社会形同呓语，以至于提起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焦仲卿和刘兰芝，就像重温一种象征，一种寓言，一种毫不相干却楚楚动人的爱情海市蜃楼。于是乎，《第二十九个半》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它分明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可它一直都在着，那么光明磊落，那么玲珑剔透，只不过，它背负着灾难的代价和标签。 换句话，假如没有灾难呢？ “人类历史是一部灾难史”。这可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说的。非灾区变成灾区，只是一刹那的事。如果你认为这不算“生活”，那需要善劝你的是，不幸中的万幸才是生活的个别，而真正的生活却是普遍性的。 灾难容不得虚构，它和血一样真实，生活也是。 不是我非得让处在“心理应激反应”中的段坤、丽丽、甄松完成悲喜叠加的命运转换，不是我非得让他们超出常人的心理疆界在执着、坚持和守望中折射人性的光芒，不是我非得让他们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演绎人间弥足珍贵的真情和真爱，不是我非得专门为了“立此存照”警示常人对生命、爱情的态度——是不是有点戏剧化啊！可灾难真的是大自然最著名的编导——从宇宙以大爆炸的形式分娩地球那天开始。《第二十九个半》的戏剧性是由灾难和生命的逻辑决定的，实在是因为，爱情在PTSD这里不再古老，而自杀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任性地有点滔滔泛滥了。 我珍惜这个素材，它在我自己的心理世界折腾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勇气下笔。它的面貌和我之前地震灾难系列小说中的《心震》《相思树》《阴阳界》《透明的废墟》《流淌在祖院的时光》太不一样了。我始终在寻找符合心理问题小说语境的叙事手段和构架方式。在我看来，展示PTSD人员的行为表现和内心活动，务必要跳出当下流行的主观讲述方式，让心理世界异于常人的“人物”自己来完成形象塑造，于是，我仍然选择在情节、描写上下功夫。在我看来，唯有情节，才能让人物“异质”的一面随着行为表现而不再犹抱琵琶；唯有描写，才能充分展示PTSD人员特殊的言行和心理活动。 我真的不习惯以普及心理科学常识的姿态书写创作感言，可仍有人重复发问：“这样的生活，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生活吗？” “你的现实生活在哪里？”我反问。 对方突然哑口无言。许久，他轻轻说：“在我直冒的冷汗里。” 我必须要感谢《芙蓉》杂志的编辑杨晓澜兄，是他敬业的“威逼”和“限时令”，让我在庚子年四月二十七日的那个深夜决然拎笔。这也是我庚子年的第一个小说，我伏在电暖气上赶完初稿的时候，猛抬头，才发现已不是昨天。这是我大量被转载的小说中，被《小说月报》等报刊破例同期转载的一篇小说（《小说月报》2020年第7期选载）。《天水日报》“先下手为强”以公众号形式发布后，短短几天点击量就过了万。四川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如今的小说，照样可以用来呼唤的。” 话够让我动容，却无以作答，因为面对PTSD和爱情，我其实也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俗人写俗事的时候，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位读者而不是作者，因为人间的很多俗与不俗实在是难解难分的，它让我写作的智慧相形见绌。 比如我有一位北川的朋友，叫代国宏，地震让他失去了双腿，可一位远在成都的姑娘苏思妙毅然嫁给了他。思妙身体健康，美丽如花。我一直想哪天把二位有情人写进小说或拍成电影，可就是不知道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 因为我担心，一不小心会把这样的生活搞成神话，或者传说。 如果你等不及，且从网上浏览一下他俩的故事吧，或者帮我取个小说标题也行，与《第二十九个半》不一样的那种。 恰逢端午，一个既喜庆又悲壮的节日，我祝福《芙蓉》和《第二十九个半》的读者，以生活和粽子的名义。 2020年端午节于天津观海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