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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年轻的王蒙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青春万岁”。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为自己许下的诺言呀！他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60多年来，在王蒙的内心始终鼓动着青春的风帆，在王蒙的笔端也始终跳跃着青春的音符，他通过文学的方式让“青春万岁”在自己的身上成为了现实。当他86高龄之后，青春的再一次证明便是他酣畅淋漓地写起了爱情故事，继《生死恋》之后，他的又一部爱情小说《笑的风》很快完稿，这一路上，王蒙情绪饱满，发力了又再发力，他说他“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我尊敬王蒙，我叹服他是不老的王蒙，但我很快就修正了我的想法，我不能将“不老”这样的词汇用在王蒙身上，因为他的每一颗细胞和每一根神经都洋溢着青春，他是青春的王蒙！ 《笑的风》以农民子弟傅大成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他六七十年来如何在时代大潮的推动、席卷和裹挟下成长为一名著名作家，并经历婚姻、情感的各种波折和变故的。故事线索简单明晰，但讲述这个故事只是王蒙写作的由头，一旦下笔（亦指敲击键盘），他大脑所有神经的闸门全部打开，才思从各个闸门不可遏制地喷涌而出，创造出一个由语言狂欢和想象盛宴构建的恢弘文本。我阅读这样的文本，有一种银河倾泄、飞瀑流泉、酣畅淋漓的痛快感受。这是典型的王蒙风格，过去我读王蒙作品时都会领略到，但在《笑的风》中，这种感受是如此强烈，它密不透风，它让人喘不过气来，见证了王蒙风格的无穷魅力。进入80高龄后的王蒙在文学写作上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而是进入到出神入化的自由境界。因此他的特有风格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这种表现不仅来自他的语言天赋和想象力，而且也来自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生智慧。 傅大成的爱情来得很突然。当他还在读高中时，就被家长包办婚姻娶了农村姑娘白甜美，他与白甜美说得上是“先结婚后恋爱”的一对儿，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女，生活很幸福。但傅大成成为著名作家后，与作家杜小鹃有了自由恋爱的机会和愿望。经过一番周折，傅大成与白甜美离婚，与杜小鹃结婚了。但与杜小鹃生活了十余年后，傅大成还是与她办了离婚手续。最后傅大成来到白甜美的墓地，感慨良多。王蒙并没有孤立地写傅大成的爱情故事，他把傅大成的爱情之旅贯穿在共和国之旅之中。既有个人情感的“小我”，也有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大我”。王蒙也借助这一巧妙的构思，尽情地抒写了自己对于历史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而王蒙对于历史的认知和人生的感悟可以概括为一点，即乐观的人道主义。 有学者认为，“王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贯穿王蒙整个创作过程的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温奉桥语）。我非常认同这一评价，同时我还认为，王蒙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道主义，这种独特性在他晚年的创作中更加突出和鲜明，我把它称为“乐观的人道主义”。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起，重视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就成为王蒙小说的基本主题。但同时我也发现，王蒙的人道主义具有明显的乐观性。他是以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观察世界、历史和人生的，乐观性也是他坚定的理想主义在人道主义精神上的具体呈现，相信理想终将成为现实，光明一定会取代黑暗。他在文学中热情张扬和讴歌人道主义精神，他善于发现人世间那些人道主义光芒，人道主义光芒也让王蒙的文字变得格外的明亮。“笑的风”，就是乐观人道主义带来的风。 王蒙以乐观的人道主义回望新中国70年的历史，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小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当家做主人，王蒙写出了这一时期朝气蓬勃的时代特征。主人公傅大成也因为得到资助农家子弟的扩大招生助学金而重入校园，他迎着疾风一路高歌，考上外语学校，毕业后又到Z城成为一名边事译员。白甜美同样感受到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她以一双贤惠的手和高超的厨艺将一个家庭操持得温暖如春，让一直不满意包办婚姻的傅大成在听到儿子出口成章朗诵出“穿棉袄”的诗歌时，也心生愧意。对于“文革”十年的叙述，更显出乐观人道主义的独到眼光。王蒙写傅大成与白甜美一家成为Z城广交朋友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品尝白甜美精心做的美食，大家又相互帮衬，互通有无。王蒙赞叹道：“他们是真正的成功者，他们是能干的老百姓。”王蒙是将傅大成和白甜美看成是“文革”中的逍遥派来描写的。王蒙写道：“为什么出现了逍遥派，出现了那么多自由与任意、靠边站的不甘与靠边后的轻松如意，还普遍有了度假感娱乐感自主感……中国人民的顺水推舟的智慧哪个能比呢？”在王蒙看来，逍遥派就是人民应对那个动荡、荒诞年代的智慧方式，有了人民性的逍遥派，才有了社会“平实平稳平衡的三平”。傅大成和白甜美也就是在逍遥派的生活方式下“平安幸福地度过了动荡的年代”。80年代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明显体现在傅大成与白甜美的身上。白甜美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办了Z城第一家棋牌茶室，“小地方小人物小茶室随着历史的节拍而摇曳多趣”。傅大成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发挥，他融入文坛，感受着文学观念变化的风起云涌。王蒙还用详细笔墨描写傅大成的出国之旅，这既可以尽情展现傅大成与杜小鹃爱情的孕育和酝酿，也能直接反映国门打开后国人在外来文化的浸润下开启心智的时代之风。当然观念更新的结果不仅是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也使傅大成与白甜美离了婚。90年代中国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快。“速成，所以，速灭。生活的发展，快得你眼花缭乱。”这时傅大成已与杜小鹃正式结婚，王蒙写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也卷入到快节奏之中，“随着全球化信息科技的进化而进化”，可是“大众化的同时还有肤浅化与闹剧化”，王蒙便感叹道：“发展的飞速使他头晕目眩了哟。”进入21世纪，傅大成的爱情也进入了沉着期，他为了让杜小鹃更好地与她早年遗弃的儿子一起生活，主动和杜小鹃办理了离婚手续。他有了更多机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傅大成也像王蒙一样具有乐观人道主义精神，他在反思自己一生时显得十分潇洒，他觉得与古人和前辈们比，“我们就算活得有声有色的了，我们比古人差的不是环境也不是运气，是自己的本事、智慧和品质”。总之，王蒙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信息密集的长篇小说，它既是傅大成从一个农家子弟到著名作家的成长史和爱情史，也是新中国70年成长壮大辉煌历史的一种充满明快和谑趣的变奏曲。 王蒙的乐观人道主义并非盲目乐观，并非只看到光明面看不到黑暗面，更不是说他因为乐观就放弃了文学应有的批判功能，而是说他从乐观人道主义出发会有另外一种处理黑暗和批判的方式。这种方式又与王蒙独特的文学风格构成了最佳状态的无缝对接。在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遇到过问题，经受过挫折，这些问题和挫折也影响到傅大成的人生命运。王蒙写到这些问题和挫折时，采取了一种自我解嘲和戏谑的方式。如傅大成在20世纪60年代被批为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这种大环境下只能停止写作。但这倒是促成他在修理自行车上自学成才，靠为大家修自行车密切了与各方的关系。王蒙以自我解嘲的口吻说：“家有图书腹有读书万卷，不如红尘俗艺随身，他就是‘劳动创造世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的样板与形象代言人。”又如写到80年代初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被禁止和压抑的各种文艺样式都能够充分展现时，王蒙又捎上一句：“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出来多少赤脚医生、赤脚作家，还有赤脚政治家啊，呵呵，而20世纪80年代后，也不知怎么的，赤脚诸君，都穿戴起靴鞋来了，或者悄悄蔫蔫地告退了呢。”短短一句话，却蕴含着非常丰富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性，看似戏谑的文字却透出一种思想的严肃。 王蒙一贯的、在80高龄后愈演愈烈的乐观人道主义有力地证明了王蒙是永葆青春的。也就是说，乐观人道主义是王蒙青春焕发的直接结果，乐观人道主义也最充分阐释了王蒙的青春内涵。我想就王蒙的青春内涵多说几句。王蒙是在新中国诞生不久开始写作的，当时他还不满20岁，一个是青春的王蒙，一个是青春的共和国，两个青春重叠在一起，王蒙内在生命的青春力在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的灌注下获得了自然生理向社会心理的升华，使他的青春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它意味着信仰、信念和理想，意味着为理想而永不放弃地向前进。他于是写下了《青春万岁》，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生，心情是那么的阳光，青春是那么的飞扬，他们就是共和国和时代象征。这种代表一个时代本质的青春内涵就凝聚在王蒙内心，哪怕命运不断遭遇挫折，思想困惑不断生成，但青春内涵难以从他内心抹去，只会变得越来越沉稳和成熟。新时期之初，王蒙的青春重新焕发，当时文学“解冻”，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纷至沓来，但王蒙以一个庄重的布尔什维克的“布礼”，再次擦亮青春的信念和信仰底色。在《活动变人形》中，王蒙揭示民族性格的痼疾，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青春则像一股潜流涌动在叙述背后，他由此撇去了青春表面的飞沫，让青春紧贴着大地。如今王蒙86高龄，青春更加轻盈，更加飞扬。因为在他的内心，信念、信仰和理想更加坚定，更加明晰，这一切在《笑的风》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为自己的青春而骄傲，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一生坚守的理想而骄傲。他因为骄傲才变得如此地乐观，为文学而乐观，为未来而乐观。王蒙喜欢普希金的诗歌，他在小说中多次引用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想起普希金的另一首诗《预感》，诗中说：“是否让我骄傲的青春/以坚强的耐力/迎接它的来临？”这诗句用在王蒙身上再贴切不过了。王蒙的青春就是一种“骄傲的青春”，他以骄傲的姿态再一次扬起了青春的风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