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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贵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两河口》（《民族文学》2020年第1期），取得了新一年创作的开门红。这一厚重的作品着力关注与思考了城市化进程给我国城市郊区农民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表现与探讨城郊农民身份转换、展示城郊农民生活新前景等方面显示出许多新的亮点。 作品的一个突出亮点，是对农村城市化进程做出了理性的思考并给予了温情的文化关怀。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就城市规模而言，大、中、小城市面积普遍成倍增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农村的城市化及相应而来的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逐渐演化为一种规模宏大与新的社会生活潮流。有鉴于此，许多作家积极融入时代，坚持为人民写作，积极关注中国农民的生存命运，并及时在写作中关注城市化进程给中国农民生存命运带来的冲击。《两河口》思考与尝试回答的时代命题，是中国农民如何应对城市化潮流的问题。两河口村处在我国大西南交通枢纽城市——大鹏市龙坪县，是一个有着2500余人、3000多亩耕地、靠种植大棚菜与开办农家乐不断走向富裕生活的行政村。市里为了响应国家开发大西南、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决策，决定在两河口建设一个集生产、加工、集散与流转于一体、西南五省周边地区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两河口村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由于时代的发展，向本贵在作品中对农村城市化进程的理解与20多年前的贾平凹写《土门》时有了很大不同，也有了认识上的挺进。在《两河口》中，乡村城市化不再是《土门》中城市盲目扩张对乡村带来的无情挤压，而是国家实施战略决策、兴邦惠民政策给西部城郊乡村现代化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需要。对国家的经济战略布局，两河口村民给予了充分理解与鼎力支持，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拆迁工作完成之顺利出乎领导的预料。虽然，与仁厚村村民一样，两河口村村民深怀着对土地和生存家园的眷恋，从心理与情感上对搬离家园有太多的不舍，但他们还是理智地接受了这一巨大的生活变迁，选择了与时俱进。在这里，向本贵写出了新世纪中国农民的善良与识大局、顾大体，写出了中国农民与国家共命运的博大心怀。 《两河口》的另一写作亮点，是写出了城市郊区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转换身份、破茧化蝶的壮丽历程，展示了他们寻求幸福新生活的光辉前景。向本贵清醒地认识到，农民一旦失去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势必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就业或饭碗的问题。而缘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家现阶段也无法包揽城郊拆迁农民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就业问题。这样的话，转变观念，勇敢地告别过去农民的身份，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下自主创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以新市民的身份拥抱与开创未来，成为城市郊区农民的生活抉择。尽管这一过程会极其不易，尤其是会经历转换思想与生活的阵痛，但势在必然，无法逃避。实际上，执政为民是党和政府的宗旨，政府时刻都在关心群众的利益。政府实施城市化决策不但是惠民政策的体现，也为城市郊区农民实现身份转换、寻求新的生存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作品的一个重要文学贡献或收获，便是写出了两河口村民在这一过程中“华丽的转身”。搬迁之后有一段时间，两河口村民除个别人（如伍福安）之外，大多陷入了生活与思想的双重困境，一度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他们要么打牌赌博，乃至输掉了政府下发的大部分拆迁费，要么从事一些文化、技术含量低的苦力活，收入微薄。如果不是老支书为制止赌博而死亡，许多家庭都存在赌博引发的家破人亡的危险。但这些是他们暂时不适应城市化生活环境的表现，是他们走出传统习惯和心理阴霾必需经历的艰难过程。终于，生活的转机不约而至。原来的种粮能手杨广文改行做了瓦匠与石匠，很快在土建工程中积累了经验，成为土木工程公司经理。复员军人出身的村支书与村长丁有旺一度靠拉板车为生，很快也在丁行长、原县委书记、商贸物流中心赵同生主任、杨杰副市长等人的启发、关心与支持下，成立了两河口广告装璜公司，担任总经理，在资本运作、人才招揽、工程策划与企业管理等方面知识陡涨，再次迸发了自己见多识广、组织与号召力强的优势。其他村民有的（如周金珂、美美）开办了水上乐园、商铺等等，有的甚至做起了电商，把本地土特产销往全国大都市。这无疑是中国农民的新时代蜕变。在《土门》中，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让仁厚村村民对于城市的老板、经理抱着难以动摇的抵触心理，他们因此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举棋不定、徘徊不前；而《两河口》中的两河口村民则勇敢地抛弃了传统文化的糟粕，积极接纳新思想、新文化，选择了与时代同行共进，也迎来了新的幸福生活前景。向本贵在作品中多次用“华丽的转身”来形容两河口村民的时代蜕变与身份转换，特别富于艺术的韵味，也由衷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改革创新精神的高度礼赞。 除此之外，小说还表现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重要主题并形成多声部合唱，也能引发读者的深思。比如，对于城市化进程，向本贵在理智上是十分认同的，尤其是高度理解与拥护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一带一路战略决策，因而在作品中高度赞扬了两河口村民对城市化潮流的支持与顺应。但也看得出来，他对乡村与乡村文化也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钟爱之情。或许在他看来，无论是城市化、工业化还是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促进历史进步，也可能会产生生态破坏等负面影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文明或城市文明也好，农业文明或乡村文明也好，各有其所长，也各有其所短。只是在中国现代化特定背景下，城市化主导了社会生活的主潮。而全国大多数乡村事实上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保持着青山绿水的生态美。因而在描绘两河口乡村风光时，向本贵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渲染那种桃红柳绿、炊烟袅袅、小桥流水、鸡犬相闻的田园牧歌情调，仿佛在召唤乡村生活的诗情画意，也让读者久久沉浸在乡村生活的优美、洁净与恬淡之中。对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河口吼龙，向本贵更是赞不绝口，大呼保护与传承。对于原村会计伍福安的灵活经济头脑，向本贵进行了肯定，但对其金钱主义、人情淡薄、亲情冷漠、短期行为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所作所为及其恶果，向本贵表示了严厉的批判，也显示出他对城市化进程的警惕。对于政府领导与群众鱼水之情的动情书写以及由此凸显的作家为人民而写作的赤子情怀、对于农村脱贫致富路上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的重视、对于城市商贸往来中诚信伦理的倡导与呼唤，等等，在作品中都形成了强烈的声音或情感力量，并大大拓展了小说的话语空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