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少数民族作家中篇小说创作相比往年有了较大收获，阿来、叶广芩、鬼子、王华、田耳等作家都发表了重要作品，尤其是他们对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作了重要开掘，丰富了小说创作的思想境界和美学魅力。人的精神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许能找到启示。 以理想抵抗时间 时间是无法抗拒的，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不可逆转，代表了生命的无法复返。在时间面前，历史只有不断地前行，生命只能不断地衰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蘑菇圈》是一篇具有丰富时间内涵和深刻历史意识的小说。故事贯串整个中国当代史，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与人物命运沉浮相互融合，小说主人公斯烱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也遭受了多次经济冲击，但她始终坚守“蘑菇圈”。斯烱能够坦然面对时间的消逝和生命的衰颓，但却无法接受蘑菇圈的消失，蘑菇圈是小说的思想内核，是斯烱的理想世界和精神寄托，也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精神的象征。从20世纪末期以来，现代化迅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长，欲望也在不断膨胀，因此需要保持精神世界的纯洁，尤其需要保持人格、理想、道德、伦理、情感的纯洁，就像斯烱一样，在困难年代无私地帮助村民，在富裕年代仍然坚守自己的园地。时间流逝，世事如烟，但斯烱的纯洁和理想永不改变。《三只虫草》也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桑吉坚持不懈地寻找百科全书，也是在坚持不懈地追寻自己的理想，桑吉对自然、知识和理想怀有无限的渴望，但是这个儿童遇到了种种困难，桑吉的经历也许意味着成长的艰难，或许意味着社会的艰险。在《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中，纯洁和理想总是与时间紧密结合，时间不断消逝，时代也在不断变化，但纯洁和理想却永远坚定不移。阿来创造了抵抗时间消逝的两种方式，他一方面用斯烱和桑吉的纯洁和理想来抵抗时间消逝，另一方面以自然的原始与美妙来抵抗时间消逝，阿来希望以时间的停顿来挽留美妙的自然，但是自然的破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或许在阿来看来，抵抗时间消逝只能存在于精神世界，他已对物质世界不再抱有希望。总体来说，《蘑菇圈》和《三只虫草》对精神纯洁和理想主义怀有坚定不移的态度，希望以此来抵抗时间的无情流逝和时代的急剧变化。 以空间表现人格 叶广芩《扶桑馆》《苦雨斋》和《树德桥》也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前两部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贯串了中国现当代历史，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下，在宏大历史潮流中表现世事变迁和人格高贵。不同于阿来着重表现时间意蕴，叶广芩着重突出了空间意蕴。叶广芩选择具有空间意蕴的名词作为小说的题目，体现了她对空间形式的重视。《扶桑馆》讲述了北京胡同里几个儿童的成长经历。叶广芩描绘了扶桑馆的空间结构和内部布局，着重描绘了挂在扶桑馆正屋墙上的牌匾，牌匾上白底黑字写着“扶桑馆”三个字，这些描绘体现了叶广芩对空间形式的重视。《苦雨斋》中的坟墓地址也暗含了深刻的空间意识，尤其是“苦雨斋”与“酷峪寨”谐音，表现了叶广芩对空间形式的精心安排。《树德桥》中的“树德桥”是盐田河上的一座小石桥，位于河道的风口，只有老鼠出没，鲜有人迹踏足，这种位置安排也是空间意识的重要表现。叶广芩在小说中表现了丰富的空间内涵。“扶桑馆”不仅是一个空间性住宅，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性符号。“扶桑馆”是乡愁情感的象征性符号，“扶桑馆”三字据说是孙中山写给唐先生的老丈人后被唐先生的日本媳妇吉田和子带到中国，他们一家把这块牌匾当作是对日本的一个念想。“扶桑馆”也是爱国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在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到中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扶桑馆”还是高尚道德的象征性符号，在政治动乱年代，唐先生保存了许多珍贵物品，还不断地救助了邻居，在社会安定后他又把珍贵物品无偿地物归原主，视金钱如粪土。在《苦雨斋》中，“苦雨斋”也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苦雨斋”原本是金载澄的住室，取意于明朝诗人谢榛《苦雨后感怀》中的意境，寄托了金载澄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寄托了金载澄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积极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树德桥》中，“树德桥”依据“特务”牛树德而命名，因为他在这座桥上无情杀戮了很多老鼠以至“臭名远扬”，而科学和事实证明了牛树德的正确性和预见性，“树德桥”也就成为牛树德的高贵人格的化身，牛树德在社会动乱年代，即使身陷“牛棚”也信仰科学，坚守真理，“树德桥”也就成为科学和真理的象征性符号。总体来说，“扶桑馆”、“苦雨斋”和“树德桥”都成为精神品格的象征，空间形式成为人格世界的表现，叶广芩发展了当代小说的空间叙事，丰富了空间形式的象征意蕴。 以生计剖析心理 不同于阿来和叶广芩的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感，鬼子《两个戴墨镜的男人》、王华《生计之外》和田耳《范老板的枪》等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们直面现实人生，着重剖析当下进城农民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农民进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在生活和心理方面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大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计，但他们在生计之外又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漩涡”。小说中的胡男、高经济和范老板都是地道的农民身份，他们在城市中各自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有物质方面的，更有心理方面的。在《两个戴墨镜的男人》中，鬼子延续了“悲悯三部曲”的思路，继续讲述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状况。胡男是瓦村的农民，为了交付超生罚款而来到洪城，在城市里从事代阉职业以挣取收入。在这个生计之外，胡男又成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情人，并且每次都能得到金钱回报。在一次关于钱币真假的纠纷中，胡男失手杀死了单身女人，最后胡男以自杀了结一生。鬼子尝试进行叙述形式的探索，他一方面直接说明小说人物胡男和尚海的虚构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事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和社会逻辑性。虽然鬼子拆解了小说的真实性，但又强调了胡男悲剧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以合乎社会逻辑的普遍性直斥了现实社会的残酷性，残忍地揭露了“变态者”的心理欲望。不同于鬼子重点暴露进城农民的金钱欲望，王华和田耳着重表现进城农民的心理困苦。在《生计之外》中，王华延续《花村》的思路讲述进城农民的心理困苦。高社会和高经济父子以不同方式解决自我的心理空虚，高社会找女人搭伙过日子，高经济在生计之外学会了开锁入室以享受城市人生活，终于鬼使神差地成为了拥有房产和妻子的真正的城市人，他获得了作为城市人的心理慰藉，但似乎命运捉弄他，最终他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王华戏谑地揭露了城市“异乡人”的心理困苦。在《范老板的枪》中，农民小范暴富成了范老板，但他的心理并不安稳，反而更加恐慌，田耳嘲讽地暴露了农民“暴发户”的心理困苦。生计之外到处是漩涡，城市空旷却无处安放困苦的心灵，进城农民的生存处境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心理困苦却没有解脱。鬼子、王华和田耳都探索了进城农民在生计之外的人生选择问题，或许他们在警诫世人：不仅要有独立、合法的生计，而且还要有健康、稳定的心理。 少数民族作家以对精神世界的深广开掘展示了小说的力量，阿来赞扬了坚定的理想主义，叶广芩歌颂了高贵的人格，鬼子、王华和田耳剖析了心理的困苦，他们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现实的批判，更有对未来的探索。整体来说少数民族作家中篇小说创作在2015年中国小说创作中是不可忽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