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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人民性:路遥写作的精神指向

http://www.newdu.com 2020-06-22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 赵学勇 参加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精神指向,如果从其承载主体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来看,脱胎于延安文艺传统的“十七年”文学,历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寻根文学、新写实与底层书写等,均体现着丰富多样的人民性内涵。路遥作为重要的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更具典型性。这不仅在于路遥的创作,首先关注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奋争与理想,从时代的高度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广大民众要求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族的精神心理动向。
    一
    众所周知,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总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20世纪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的各样流派与技巧,执着地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从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代文坛在先锋派文学之后所走过的轨迹,是逐渐扬弃形式主义而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进的,这恰好证明了路遥的清醒、独立以及对时代的自信。
    路遥所奉行的现实主义及创作实践,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及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优秀传统,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热切的大爱及深厚的悲悯之情,审视现实世界、直面真的人生。无论是写“城乡交叉”的变革,还是探讨人生、家庭、社会、爱情、伦理道德等问题,他的小说都显示出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尖锐对立及交锋,真实地展现了社会前进的艰难和曲折,剖析了形形色色人物的内心世界。
    路遥并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固有范畴,他的现实主义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构成了路遥创作的重大突破。路遥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现实主义文学应该具有的气魄和胸襟,而且在创作中努力实践,吸收在现实主义以外的对自己有用的诸种文学观念的优势和长处,丰富了他创作的内在表现力。在他的小说中,有象征、抒情与写实结合在一起的《风雪腊梅》《青松与小红花》等短篇;有以心理现实和内心独白为基调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有借用现代派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流动的《平凡的世界》,这不仅有力地加深了作品内在的底蕴以及人物心灵色彩的深度,而且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具有着“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
    在当代文学的初创期,心理现实主义以柳青最为出色。路遥又不完全同于或模仿柳青,在他的创作中,不像柳青那样有着激越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柳青的作品那样存在着浓厚的政治因素。他的《平凡的世界》更倾向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命运历程、心灵历程把生活忠实地反映出来,同时,也不乏作者主观精神的“突入”。从《平凡的世界》中可以看出,路遥不仅师承了柳青,而且有些方面又超越了柳青。这表现在:对于人物的刻画,不是从政治化到性格化,从共性到个性,而是从个性到共性;主要人物的内质不再是阶级、阶层的直接化身,而是大时代中个体意志及其创造精神的强烈表现(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身上突出的个性化奋斗精神);在叙事结构上,它不再是重在展现社会政治矛盾演变中的人物形象,而是以有血有肉的人物为中心,将时代冲突、矛盾心灵化;与此相关,所叙述事件特别是政治性事件退后了,人物的心理情绪被直接推到了描写的中心位置,人物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意义,也就是说,路遥反映的是大时代浪潮中的活的人、活人的精神动态、活人的心理历程。
    由于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实践,使他能够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造的基点上,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长,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这样的特点: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潮流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心理历程到对历史意识的剖析,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雄阔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
    二
    新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精神指向,总是充分地体现在作家对于人民的现实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以及在其创作中表现的对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在路遥的创作中,则突出地体现在他不仅史诗般地书写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对于政治经济解放的渴望,而且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精神的心理的解放。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不仅来自于他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还在于他和民众之间那种真诚热烈的情感。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地、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这苦难,倾其全力于这苦难。这样的写作姿态,促使他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
    在路遥的小说世界中,苦难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显示着它深沉的底蕴。路遥并不是把苦难作为“历史哲学或人生哲学的真理性”推向极致,而是着力发掘平凡人身上顽强的生活毅力和生命意志,从而揭示出历史的动力——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所创造的,他们在苦难的生活历程中锻铸着自己,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而苦难表现在这些人物身上,又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状况所造成的。
    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的、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难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包容着民众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溢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孙少平身上所体现的“苦难体验”和“苦难学说”,已经远远越出了个人化的生命创造的轨迹,它映射着广大民众抗争历史、创造历史的不凡品格,以及达观向上、悲壮沉郁的精神力量。人们感怀的是作家对民众创造世界的悲悯情怀的由衷赞美。它同时构成了路遥作品中“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也成为路遥书写“人民性”的重要表征。
    三
    “人民性”书写在路遥的创作中,还深刻地体现在他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认知与吸纳。在路遥的思想意识中,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与民间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总是追求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关系看待社会及家庭结构和谐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因此,也反映着他对传统文化之于现代转换的深沉思考。路遥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在温馨而浓烈的人情氛围中,体现着他对传统美德的欣然认同与赞美。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肌理的描写中,孙玉厚一家作为乡土社会千千万万个劳动人民家庭的缩影,其生活中每个成员所承担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异力量,融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民众生命意识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民族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充盈着作家书写“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有人认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过程中,路遥竭力汲取的是儒家文化,而非道家文化,他是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或补充。这是对作家主体精神富有见地的理解。那么,路遥是怎样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呢?路遥的创作中所承袭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取向,主要表现在他的理性认同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上,在他笔下,凡是积极奋进、功利观强,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人物及其行为,总是得到他的赞美。
    在路遥的精神结构中,明显地体现着儒家文化以理想道德和伦理意识作为衡量处世做人的价值标准和审美取向。他的人物,无论是父辈一代,还是奋斗着的年轻一代;无论是走向城市的农村“知识者”,还是扎根乡土甘当农民的农村新人,都无不闪烁着道德的光彩。作家在通过文学形象体现道德的内涵时,往往采取以善美与恶丑交叉、对比的形式,赞颂美化前者,否定鞭挞后者,体现着他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取向。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看待创作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当代作家,路遥的写作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路遥多次表达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并将文学创作称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作家“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像土地一样的奉献”。路遥将作家的自身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正是这种自觉的对自身身份的清醒意识,使他的创作总是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上,路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实践并回应了当代文学中所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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