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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之笔：陶文鹏说诗》，陶文鹏著，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78.00元 《点睛之笔：陶文鹏谈词》，陶文鹏著，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78.00元 记得三年前，陶文鹏先生来南京师范大学讲学，期间约莫砺锋先生、钟振振先生和我四人在南师大专家楼餐叙，记忆中与陶先生已有十年以上未见了，但其风神依如旧日。由于他连续讲了一整天课，晚餐时近失声，但一点不影响谈兴。学者本色与诗人气质，一直是我对陶先生的印象，虽然没有听过他讲课，但他主持学术会议或讲评论文间的收放自如和激情四溢，我享受过多次。席间，我提出希望将他在《古典文学知识》“名句掇英”栏目连载的文章再次集结（2000年我们出版社曾将他连载的文章集结出版《古诗名句掇英》，其后又写了十多年），并以“说诗”“说词”分别出版。关于这一段，陶先生后来在书的“跋”中也写到：“2017年我到南京讲学，凤凰出版社社长兼《古典文学知识》主编姜小青先生提出出版《谈词》并重印《说诗》。我考虑到这些小文章虽无多少学术价值，但有助于读者鉴赏与品味古典诗词的诗情、画意、理趣与音乐之美，进而领悟古代诗人营构意象、创造意境的艺术手段，于是欣然同意并再次表达谢意。”这就是《点睛之笔——陶文鹏说诗》《点睛之笔——陶文鹏谈词》出版由来。 要说陶文鹏先生与《古典文学知识》的渊源，则要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了。现在的凤凰出版社（原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更名），1984年成立，1986年下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帮助下，创办了《古典文学知识》，陶文鹏先生是首批编委，可以说是创办者之一。这份双月刊“把通俗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知识，培养读者学习古典文学兴趣，提高读者欣赏古典文学水平，作为刊物的办刊宗旨和主要任务”（吴小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贺〈古典文学知识〉出版200期》），至今已210期了，我多年前曾做过一个粗略统计，给这份至今定价仍是6元的刊物写过稿的作者超过了千人，大家、名家不计其数，如今还是如此，但要说写稿最多的，恐怕非陶文鹏先生莫属，从1987年第1期开始，他以“晓矛”“红帆”等笔名在“名句掇英”栏目，写下古典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等鉴赏短章，即一发而不可收，并自1989年起，一人承担起此栏目一年六期文稿，从此几乎一期不落，一直写到2016年底，共150余篇，一位作者、一份刊物、一个栏目，近30年不间断，或许在国内很难找出第二人。 下面谈谈陶先生的书。《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包括后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画龙点睛”的故事，人们大多耳熟能详。后世谈论诗歌，多有借此所谓“点睛之笔”喻创作的关键处，也有作“诗眼”之谓。陶文鹏欣赏古诗名句，既有评点、诗话、词话传统，更有以句带诗、以句领篇，从艺术技巧和手法入手，欣赏古典诗词之美的特点，他总结出：“生活、思想、感情是文艺创作的主要条件，但艺术才华和表现技巧也不可缺少。……学习、研究、借鉴这些艺术技巧和手法，对于欣赏和写作诗词大有帮助。所以我的赏析文章，都是融创作与赏析为一体，通过赏析若干名句，讲解一种艺术技巧或手法，有时还联系中国和西方现代新诗的艺术来讲。这样，读者在欣赏名句的同时，也了解它们的表现手法，了解古代与现代诗歌艺术的传承、中国与西方诗歌艺术的沟通。”（《说诗》后记）以此来言，陶著可谓是以点睛之法，“点”古人诗词的点睛之笔，所以莫砺锋先生说：“《点睛之笔》这个书名起得真好，本身便称得上‘点睛之笔’。”（《谈词》序） 《说诗》《谈词》分别归纳出69和73类古典诗词创作艺术技巧或手法，并分别举诗384句、词304句予以点评、解析。陶先生从体会创作者之用心入手，或由句到篇，或由篇及句，或诗情理趣，或韵律声美，把欣赏者带入古典诗词艺术之境。有些警句虽是妇孺皆知的，但经陶著一“点”，寥寥数句，境界新出，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例如，《议论说理，思想闪光》所举“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数句，恐怕是大多数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名句，也是各类诗词集中必不可少的选目，可谓欣赏、讲解、注释无数，陶著对此数句，“点”在诗歌创作中议论与情感的关系：“诗的议论说理，不是逻辑论证，更不是赤裸裸的说教，而是饱含激情，与形象紧密结合，或在形象描写的基础上引发”（《说诗》第37页）。虽然历代有不少诗评家，对议论入诗不以为然，但在诗主情感的创作中，以议论说理闻名的名篇佳句也是数不胜数。论诗倡导“格调”的清人沈德潜也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说诗晬语》）诗歌中带有感情的议论，总会让人感到其意蕴更远，联想更多，杜甫诗中一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议论，饱含了多少历史瞬间和片段，“使读者从中联想到三顾茅庐、隆中决策、白帝托孤、匡扶阿斗、六出祁山，直到五丈原诸葛亮积劳病逝”（《说诗》第39页）。诵此名句，从读者的体会感受来说，谁还会在意什么议论，有的只会是内心共鸣，所谓“英雄当此，既已自悲，而又能使天下之凡为英雄无所成就者，同声一恸，以流恨于无既也！清泪满襟，能相靳耶”（转自王步高主编《唐诗三百首汇评》）。《古典诗歌中的“空镜头”》《以二维平面再现三维空间》《自我入画中，诗情画意浓》等，都是“点”在不同艺术间的互通互用上。关于中国古代诗画关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苏轼的这句名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讲的就是听觉与视觉艺术的交互体验。西方艺术批评也有类似“无声诗”和“无声画”的说法，但十八世纪德国启蒙主义者莱辛专门写过一本《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对于这样的说法予以批评，“它在诗里导致追求描写的狂热，在画里导致追求寓意的狂热”，甚至讽刺那些认为诗画互通的人，是连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搞不清。主要是，他认为绘画描写静止，诗歌描写动态。但即便如此，他也说，诗在描写物体静态美的过程中，可以化静为动，用他的话讲，“就是化美为媚。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因此，媚由诗人去写，要比由画家去写较适宜。画家只能暗示动态，而事实上他所画的人物是不动的。因此，媚落到画家手里，就变成一种装腔作势。但是在诗里，媚却保持住它的本色，它是一种一纵即逝而却令人百看不厌的美。它是飘来忽去的。因为我们回忆一种动态，比起回忆一种单纯的形状或颜色，一般要容易得多，也生动得多，所以在这一点上，媚比起美来，所产生的效果更强烈”（朱光潜译本）。再来看陶著这几组诗评，显然，他的重点并不在讨论中外诗画关系理论或对其套用，而是从中国诗歌特征的形象、情感、意境三大要素以及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点”出不同艺术间交互所呈现出的创作效果与阅读体验，“借鉴绘画艺术中的构图、色彩、线条等技法运用于诗，把抽象的思想感情图像化”（《说诗》第272页），“大量类似电影‘空镜头’的写景画面，常常在叙事抒情的段落间插入，更多地置于诗歌的结尾，借以烘托、渲染、暗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抽象的感情化作生动鲜明的视觉形象”（《说诗》第137页）。当然，古人不可能有电影的概念，更不会有所谓“空镜头”手法的自觉表现，但这就是陶著“点”的高明之处，陶先生抓住了中国古典诗词特有意境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以现代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来启发读者从单一到多重艺术体验，以画面感来延伸他们对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理解。 陶文鹏先生在2002年《古典文学知识》第4期写完最后一篇“古诗名句掇英”，意犹未尽，旋即于当年第6期开辟“唐宋词名句掇英”，除了在分类原则上与前相似外，仍着重于词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或技巧对情感表达、艺术效果呈现和读者阅读体验几个方面，如《点化诗句浑然天成》举晏几道、周邦彦词句，将“点化”他人诗句用于自己创作，“使原句闪射出更绚丽动人的艺术光彩，有助于创造新鲜的意境”（《说词》第99页），其中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是直接移用了五代翁宏《春残》诗句，陶文鹏对翁诗作了精细评析，“翁宏此诗，意蕴平庸浅直，意象不统一，意境不完整”，全诗“意象情境很不协调”，“佳句在平庸的诗章里，有如珍珠在鱼目堆中”，并“点”出晏词移用，则“同自己作品的情调、结构、体式、风格和谐一致，融为一体，就像盐溶化于水，不着痕迹，却增添了味道”（《说词》第99—101页）。而对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陶先生着重“点”出词人化用了前人诗意、诗境，并通过改造与创新，达到全新的艺术效果：“词人融化前人诗句，与词中所写情景浑然天成，融为一体，如同己出；而且把前人整齐的诗句变为长短参差、抑扬顿挫的词句，显出音乐之美”（《说词》第105页）。 与《说诗》略有不同的是，陶文鹏先生在《谈词》中，专列“檀栾子词”（皇甫松）、“金荃词”（温庭筠）、“珠玉词”（晏殊）、“清真词”（周邦彦）、“漱玉词”（李清照）、“断肠词”（朱淑真）、“稼轩词”（辛弃疾）、“白石词”（姜夔）、“梦窗词”（吴文英）、“竹山词”（蒋捷）十位词人予以专题品评，其中以“清真词”居冠。陶先生举周词名句31例，分别从《想象丰圆，写常人境》《抚写物态，曲尽其妙》《细节鲜活，传神微妙》《心灵语妙，用古入化》《愈钩勒愈浑厚》《至真情语，朴拙浑厚》《炼字琢句，典雅精工》七方面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并结合古今词评中对周词上述艺术技巧的肯定，“点”明“周邦彦的词作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致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从而使他所要描绘的人物和景物形神栩栩、跃然纸上，也使他所要抒发的生活感受和情怀丰富深厚，耐人寻味”（《说词》第381页）。陶文鹏先生对《清真词》艺术成就的评价，符合北宋词坛实际。北宋末年词坛，周邦彦的词，向以典雅精工著称，其精通音律，词作格律规范，讲求艺术表达，自宋朝起，溢美之词不绝，南宋陈郁说：“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藏一话腴》）清人陈廷焯评价更高：“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白雨斋词话》）从词情的表达与表现而言，上述都恐不是虚言，陶著着眼的正是周词艺术创作表现力。 虽说《说诗》《谈词》是艺术鉴赏性的，着重于古典诗词众多艺术技巧在情感表现中的作用，但在例句选择上，除了注重其艺术性外，陶先生更多选择了像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辛弃疾、陆游等集思想与艺术达到时代高峰的文学大家的作品分享给读者。他说：“诗歌不仅要感情美，还要思想美。诗没有准确而深刻的思想，就等于人没有没有灵魂。诗的思想，是诗人在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景象的感受和体验中提炼出来的。闪耀着高尚、进步、深刻的思想光华的诗，最有打动人心的巨大力量。”（《说诗》第37页）所以在他所选例句中，最多的还是那些能够将个人感情融入集体感情与民族感情、融入现实社会与人生体验，并通过高超艺术手法呈现的名篇佳句。《说诗》涉及约150位诗人作品，分69类，选384句诗，其中以杜诗最多，选46句分列33类，其次是苏轼诗句，选30句分列24类；《说词》涉及约60位词人作品，分73类，选304句词，如果除却以词人立目所选25类96句词外，在其余48类208句词中，以辛弃疾词26句分列18类、苏轼词25句分列15类分居前两位，这也可以看出，陶文鹏先生心目中的古典诗词名句，更应该具有思想深度、感情浓度与艺术力度高度结合与完美呈现。所以他在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诗句中，“点”出“在如此广阔的时空背景的衬托之下，边关战士怀念乡土之情也就显得格外深沉”（《说诗》第16页）；在杜甫“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句中，“点”出“即是点时令，写眼前景，又像是别有寓托，使人联想到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这种有意无意的象征寄兴，最为含蓄蕴藉，浑然无迹”（《说诗》第310页）；在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诗句中，“点”出“在诗人身心交瘁、即将走向生命旅程终点之际，诗人借自题画像，以诙谐幽默的自嘲口吻总结自己的一生，把说不完道不尽的心酸、甘甜、悲愤、牢骚、旷达、超脱、自豪、自慰种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现，高度浓缩在这十二个字中，使读者涵咏品味不尽”（《说诗》第65页），在“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句中，“点”出“用清逸洒脱的语言，生动展现了苏轼开阔豪爽的胸襟和倔强达观的性格，又富含深邃的人生哲理，是诗情、画意、理趣兼具的佳句”（《说词》第29页）；在辛弃疾“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词句中，更是“点”出作者借用神话故事，表达“收复中原的壮志坚贞如铁，一定要使分裂的祖国河山重新统一。结尾四句以直接抒怀的手法，塑造出一对积极奋发、坚贞不屈、对统一大业充满必胜信念的爱国英雄形象”（《说词》第32页）。 说到陶文鹏先生这两部书出版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有多么高深的学术创见，但其对引导读者如何欣赏中国古典诗词的普及意义，丝毫又不亚于前者。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迫使许多研究者更多深陷于各类学术研究精深领域，或潜心于不断创造与发现，对于专业知识大众化工作则无暇顾及。同样作为中国当代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陶文鹏先生长期主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权威性期刊《文学遗产》，用莫砺锋先生的话，“《文学遗产》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最向往的学术园地，文鹏兄也就成为学界的‘执牛耳者’”（《说词》序），因此，陶先生的学术眼光是很高的，王水照先生在给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所写序中也说：“陶先生的学术素养和艺术感悟，为他提供继续研究精进的良好条件”，但就是这样一位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知名学者，却愿意花费近30年的时间，连续不断地为一本小小的刊物写了百余篇通俗性小文，我想，除了莫砺锋先生在《谈词》序中的“乐之”之外，也许还包含着学者的一点社会责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文学遗产》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南京出版（1992年至1997年），我因负责编辑事务，常往北京编辑部，从主编徐公持先生、副主编吕薇芬先生再到编辑部主任陶文鹏先生，以及其他许多老师，对一个刚从事编辑工作的年轻人，或言传，或身教，我一直感怀在心；他们那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工作精神与编辑部大家庭的氛围，至今也让我难忘。从那时算起，认识陶先生已经快30年，与他相处较长的一次，是1997年夏天在黑龙江参加由《文学遗产》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期间，出于对我的关照，陶先生主动让我与他同屋，这也使我有机会听他谈更多的话题。记得最有趣的，是一次坐车外出考察，他与一位不相识的香港学者坐在一起，那位香港学者有点不苟言笑，呼陶先生“小伙子”，并要他帮忙拿车架上的行李，陶先生说：“我一声不言，拿完行李后再与他序齿，原来对方比自己小，弄得对方很不好意思”，说到此，陶先生哈哈大笑。自《文学遗产》转回到北京出版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一直保持通信，现在又互加了微信。 陶文鹏先生大我整20岁，转眼就八十了，我自己也到了退休年龄，正是应了欧阳修那句“老去光阴速可惊”，2015年1月29日，陶先生在来信中附了一首诗，并说：“录去年我哼的一首诗藉以呈示，我虽人老体衰，各种疾病缠身，但精神尚未颓废也。”诗题《甲午深秋观香山红叶感赋》，诗曰：“京华秋日胜春朝，红叶香山涌浪涛。契合自然宜守静，提升境界要登高。诗吟白发东坡俏，雕盼青云梦得豪。我欲化身为一鹤，心花怒放舞晴霄。”陶文鹏先生真正做到了“鬓华虽改心无改”。祝愿陶文鹏先生健康长寿，并盼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