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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对话(3)

http://www.newdu.com 2020-06-08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吴子林 参加讨论

    
    罗素把维特根斯坦视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按照陈嘉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素养,并以最本真的方式继承了西方哲学爱智慧、爱真理的精神;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维特根斯坦著作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其独一无二的文学品质,并因此对整个艺术家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成了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小说家心目中的哲学家,纽美因(M.A.Numminem)还将其浩瀚的《逻辑哲学论》谱成了组曲(Tractatus Suite)。198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维特根斯坦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包括了一个大型展览,展示了大量的在不同方面受其影响的艺术作品。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遗世独立的思想者,他那与众不同、鲜明强烈的声音,根本是无法被模仿的,否则思想便蜕变成行话隐语。他说:“我不想创立一个学派,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不想被人效仿,那样没有什么意义……我特别不想被那种在普通哲学杂志发表文章的人们效仿。”
    钱锺书的《管锥编》依托经史子集的十部书,征引古今中外典籍近万种,引用西方学者、作家千人左右;钱锺书在中西文化互证互校中,对中国文化作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和批判。
    钱锺书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打通”分三个层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他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学科。”又说:“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
    《管锥编》思虑深沉,文辞粹美,“思”与“言”已密不可分,如钱锺书引席勒诗所谓艺术高境内容尽化为形式,或如钱锺书引19世纪德国诗人莫里克《赋灯》名篇所谓“物之美者,发光自得”。钱锺书说自己“但开风气不为师”,并标明可参观《谈艺录》论“学派之弊”。为此,钱锺书闭门谢客,不事应酬,淡泊名利,对各种宣传、研究始终不予介入,真正做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真正的学者都具开阔的胸襟,从不停留、局限于某家某派,而是以平等心态对待不同文化传统,汲取各自有益的营养,予以融会贯通,超越和发展自己。由此上出,学问方可进更新一层的境界,开启一代新风——这是颇为可贵的见识。
    倪梁康对现象学有一个总结性评价,完全可以移用来评价维特根斯坦、钱锺书的述学文体: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的研究是工作哲学的研究。它通常是“贴近地面的”,而非“大气磅礴的”;是“大题小作”或“微言大义”,而非“大而化之”或“笼而统之”,更不是动辄“上下五千年、往来中西印”。这里的主宰者不是激情,而是明察;不是虚无缥缈的思辨和构想,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与描述;不是高高在上的纲领,而是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不是泛泛地进行论证,而是去接近实事本身”。胡塞尔其所以要求哲学需要“严格(streng)”,海德格尔其所以强调思想需要“审慎(Sorgsamkeit)”和“小心”(vorsichtig),意义均在于此。这种“严格”、“审慎”的态度要求我们不是作为真理的缔造者或拥有者去发布纲领、构建体系,而是面对具体问题进行含有实事的描述分析,理解各种人生、社会、世界的现象和本质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奠基关系。
    维特根斯坦、钱锺书的述学文体还可借用乔治·斯坦纳的“毕达哥拉斯文体”一说予以概括,乔治·斯坦纳曾如此展望未来的文体:如果我们完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使特定的时刻具有特定风格和文体的决心,作家的语言媒介与音乐和数学的近缘性,以及直接从语言产生、我们接近沉默(魔力核心)的弦外之音——一个名字或一个隐喻就会自动浮现,将不同的书籍聚集在一起。只有认识到事物所属的类别,才能完全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布莱克和克尔恺郭尔开创、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的创作领域中,那种看上去断裂的、各具特色的系列,或许逐渐被我们视为新文体的一部分。我将这种新称为“毕达哥拉斯文体”。
    不仅仅因为这种新文体中有音乐和数学,有关于沉默和死亡的永恒沉思和哲学,而且因为前苏格拉底派哲学(或者我们从那些一直模糊却具有强力秩序的片断中获得的东西),提醒我们想起文体仍然是具有驱逐亘古混乱的巫术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哲学和矿物学用的是诗歌语言,语词有催人起舞的力量。
    维特根斯坦、钱锺书接上了“知行合一”的古老传统,以数十年的生命历程去体悟生活世界,并将毕生的修行与修为,通过“断片”形式予以呈现;维特根斯坦、钱锺书都是以“毕达哥拉斯文体”写作的典范,这一文体的“根苗”,在中国先秦、古希腊罗马、希伯来、古印度等“轴心时代”的著述之中,便已赫然可见。
    在《人生之体验·导言》里,唐君毅坦言:愈是现代的人生哲学之著作,愈是让人喜欢不起来。为什么呢?这些著作不能与人以启示,透露不出著者心灵深处的消息,且足以窒息读者之精神的呼吸;反之,中国先秦诸子典籍,希伯来之新旧约,印度之吠陀,还有古希腊哲学家“断片”式箴言,其中自有著者的心境与精神、气象与胸襟,并以其天纵之慧,抉发人生价值,示人以正路。
    维特根斯坦说得妙极:“缺乏传统的人希望有传统的存在,就如同一个渴望恋爱的人那样,希望有爱的存在。”这就是我们不时回望传统的缘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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