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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理不是可以被揭开的东西，任何结论都是暂时性的，它只能日复一日地被“重新发现”。“每天清晨到来的时候，你都应该翻起地上那些无用的碎石块，去触摸那些富有生机的、温暖的种子。”也就是说，始终以开放的心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观察一个事物，研究、发现的过程比任何结论重要得多。 维特根斯坦拒绝用哲学的“大词”（如自我、本体、心灵、意识、审美等等），因为它们大多脱离具体的语言运用，掩盖了事物细微的差异，将局域性概念上升为全局性概念；而且，它们都是无法证明的，只能进行自我循环论证，建造起一种超级概念，并将超级概念的操演当作某个超级事实或机制的描述，而导致形而上学错误。 康德式的先验分析有着致命弱点，即为每一个概念划定界限，并将概念嵌入到先验体系之中，成为一个零件；这一体系表面上看很周密，却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的鸿沟，一旦该体系中的某个零件出了问题，整个体系便随之崩毁。故维特根斯坦坦言：“我本人对于构建一座大厦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对这座大厦的根基很有研究的兴趣。” 的确，那些强烈吸引我们的解释和体系建构，无力解决所要面对的理解问题。维特根斯坦竭力想把我们从某种特定的思想风格中解救出来，彻底摆脱控制着我们哲学想象的那些理智的妖魔： 我认为，寻求解释的企图之所以错了，原因之一是，我们只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将我们知道的东西放归一处，勿需添加任何东西，而我们试图于解释中获取的那种满足会自行到来。 维特根斯坦拒斥那种僵硬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他更愿意着力于思想之流中的细节和例证。因为，构成我们世界的那些现象的本质，并不是我们通过“挖掘”发现到的东西，而是在我们就现象作出的那类陈述中所展现出的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去解释或理论建构，而只是关注“描述”。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我书写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都在努力阐明整个事物。为了能够说得清楚明白，我不断尝试对同一个事物进行多次不同的阐述。最终，这些阐述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观察。” 在维特根斯坦眼里，哲学研究在很多方面与建筑学的研究相似，即“更多地偏重于对自身的研究、对于个人思考的研究、对于个人观察事物方法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坚信，通过注意到明摆在语言的用法中的东西的那些独特结构，我们才能克服哲学的困惑感，达到我们所欲寻求的理解；困难只在于，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也极不情愿承担这种“描述”的任务：“事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其简单平常而掩蔽着。（你不会注意它——因为它一直都在你眼前摆着。）” 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并尝试贯通这些道理；所谓贯通，是穷理尽性，是物我的贯通，是道理和实际人生之间的贯通，即用道理去解决、克服种种具体的困惑，让各种特殊道理在事中贯通，而获得一个整体的眼光，此之谓“综观”。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区别了数学的知识与哲学的知识。图表式的知性是数学性的知识，它“把内容的必然性和概念都掩蔽起来，即把构成具体事物、构成现实、构成它所安排处理的事物的活生生的运动的那种东西掩蔽起来”，“它给予我们的，仅只是内容的目录，内容自身它是不提供的”，“并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在内容，而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综观全体，这就是说，它根本看不见个别的实际存在。”因此，它是一种僵死的东西，“本身只是存在的宾词，没有存在的内在的生命”。 科学的认识是哲学的知识，它所要求的，“毋宁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的生命，或者换句话说，毋宁是去观察和陈述对象的内在必然性。科学的认识既然这样深入于它的对象，就忘记了对全体的综观，而对全体的综观只是知识脱离了内容而退回到自己的一种反思而已。但是，科学的认识则是深入于物质内容，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前进，从而返回于其自身的；不过它的这种返回于自身，不是发生于内容被纳入于自身中之前，相反，内容先把自己简单化为规定性，把自己降低为它自己的实际存在的一个方面，转化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然后科学认识才返回于其自身。通过了这个过程，单纯的、综观自身的全体本身，才从本来好像已把这个全体的反思淹没了的财富中浮现出来”。 综观一：不深入内容，站在个别存在之上，如同一个框架，可以将内容纳入于自身中。这是僵死的的存在者，掩蔽了活生生的运动。 综观二：“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前进”；这种运动方式，“内容先把自己简单化为规定性，把自己降低为它自己的实际存在的一个方面，转化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然后科学认识才返回于其自身”。 作为“有我之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属于第二种“综观”，即“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的运用。他说：“我觉得在研究哲学的时候，应该不断地改变姿势，以避免因为某一只脚长时间站立而变得僵硬。”又说：“通向世界未来的道路并不笔直也不平坦，它曲线前行、方向变换不定。”这种研究方式决定了其述学文体必然是“断片”式的。 维特根斯坦曾尝试将自己的哲学札记焊接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但都没有获得成功，而且苦不堪言：如果我单单是为了愉悦自己才思考一个话题，而不是想写成一部书的话，我的思路就会单单围绕着这个题目跳来跳去。这样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才是唯一的自然的思维方式。强迫放弃天马行空的思考，取而代之按部就班的思维，对于我来说乃是一种折磨。 当思想“迹化”为文字，“断片”意味着挣脱了体系的桎梏，其随物赋形，伸缩自如的开放性，有效消除了“言”与“思”的不协调状态，让思想始终保持动态，既无开始，又无结束，真理就腾跃于活的创造之中，与永远处于变化中的思维相汇合。 断片式思想犹如依山而建的建筑群落，大布局的起落有序，不影响小院落的独立存在。借助宏观的视角，方知其在整体中的位置；这些断片各自独立，却是细针密缕，卷帘通顺，彼此勾连呼应；这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比起一般学术论著，更见结构的用心与功力。 无独有偶，钱锺书的述学文体也是“断片”式的。在《读〈拉奥孔〉》一文，钱锺书有段名言： 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谈到“微言一克”，钱锺书举了一例，即民间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并将它与狄德罗《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一文对读，发现这句中国老话义蕴深厚，其价值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三言两语，道出精辟见解，有如禅宗一句，可含华严境界。钱锺书指出：“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由‘识’转而为‘知’，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对于黑格尔的这种“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的认识，钱锺书作了一比较长的注解，注明可参阅“《精神现象学》，霍夫迈斯德校订本28页，又《逻辑学》，雷克拉姆《万有丛书》版第1册21页”等书。我们可联系黑格尔的思想来理解以上两段名言的具体含义。 所谓“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因为它们属于《逻辑学》所描述的第一种思维：“由反思发掘出来，并且被反思固定下来，作为外在于质料和内容的主观形式”，因为外在，所以“可以随意拉进科学之内或放在科学之外”，一旦我们真正去考察它们本身，“所出现的，便只能是它们的应有的自为的有限性和非真理性，以及作为它们的真理的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外在的、不贴切的思维规定。由于它的外在性、人为的构架性，使其不能与时俱进，而采取僵死的外壳，在历史的流变中只能是遭受淘汰的命运。不过，淘汰的是体系的外在的形式，中间的内容仍有自己的存在性；“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即是对那内容的说明。 此外，还有另一种思维，“乃是概念的规定性”，它是“实体性的统一性的一种形式规定，是作为整体的形式的一个环节，亦即概念本身的一个环节，这个概念本身乃是有了规定的诸概念的基础。这个概念本身是不能以感性来直观或表象的；它只是思维的对象、产物和内容，是自在自为的事情，是‘逻各斯’(Logos)，是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是戴着事物之名的真理”。从这种概念的规定性出发，内容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容不如说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甚至可以说惟有通过形式，它才有它才有生气和实质；而且，那仅仅转化为一个内容的显现的，就是形式本身，因而也就如同转化为一个外在于显现的东西的显现一样”；“随着内容这样被引入逻辑的考察之中，成为对象的，将不是事物，而是事情，是事物的概念”。 所谓“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其中“木石砖瓦”所比喻的片断，是内容性的存在，“内容……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意指片断从来都是整体中的片断，“惟有通过形式，它才有它才有生气和实质”，只有在整体中，片断才得以确认，获得其存在性的根基。“随着内容这样被引入逻辑的考察之中”，内容就具有了自己的历史，在历史的变动生成中获得自己的存在。这种随着逻各斯而运动的“具体的概念”，即上述《精神现象学》所谓的第二种综观，即“内容先把自己简单化为规定性”，规定性“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的生命”，于是，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这打破了第一种综观的外在性、框架性、强迫性、静止性，总是在变动中生成着自己的根基。 钱锺书说过：“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基于上述与维特根斯坦相类似的思考，钱锺书不屑于构建那种人为构架、外在性的“体系”，而特别重视随着事物的运动存在着、有生气之物的理性：“研究美学的人也许可分两类。第一类人主要对理论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美的事物的兴趣；第二类人主要对美的事物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美的事物的兴趣。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此语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不同版本里表述略有变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8年）为“我们并不想辩证艺术理论的异同是非，我们要讨论的是最具体的艺术判断”，《旧文四篇》（1979年）为“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与评判”，《七缀集》（1984年）为“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语气愈发谦和，立场则一贯坚定。 所谓“具体的鉴赏与评判”，意味着某种理论在具体的情境、时间、地点所起的作用，是时机化的艺术；任何具体的现象，背后皆有使其显现的背景（理论），此潜在背景是鉴赏、评判的主导性力量，是一次次具体的判断所构成的历史。在“具体的鉴赏与评判”中，“理”在历史的具体的判断中产生（“理因事著”），积淀成整部作品的潜势力；具体的判断又依据“理”而进行（“事托理成”），事例成为“具体的概念”的一个个驿站。 恢复事物自在自持的存在，用现象学批评家阿·贝甘的说法，就是要恢复事物的“纯洁性”，恢复“惊奇的观照和事物最初在场的完整性”。这是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一个共同要求。现象学是这一要求的最集中表达。 钱锺书所运用的，实即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象学方法：现象的科学等于说：以这样的方法来把捉它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描述性的现象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用语其实是同语反复……描述性本身就是logos特有的意义。只有从被“描写”的东西（有待依照与现象相遇的方式加以科学规定的东西）的“实是”(Sachheit)出发，才能够把描述性本身确立起来。无论现象概念的形式意义还是其流俗意义，都使我们有道理这样从形式上界定现象学：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着，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 后期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述学文体可谓现象学方法的生动演示。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写得“像水晶一样清晰”，形式也很特别：每一章有一个总题，然后给出一系列扩充和论证；一句句格言式语句用号码排列，表示各个命题的主从关系；所有词项都像是术语。《逻辑哲学论》的段落以各个层次的阿拉伯字母编号，似乎象征着它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文句的口气也颇为独断。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关注两个主要论题，即语言哲学和哲学心理学。维特根斯坦处理这些论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哲学家： 首先，形式上没有通常用于指明论题的章节标题，只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693条独立标号的评论组成，篇幅由一行到数段参差不齐；第二部分共14节，每一小节由未作编号的分散评论构成，有的半页，有的长达36页。 其次，这些评论没有给出论证和清晰的结论，涉及广泛的论题（其中许多论题反复出现），却没有对任何论题做出清晰的、最终的陈述；许多评论包含具体事例，有实际的事例，有虚构的事例，而维特根斯坦似乎从未想过以它们作为概括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带领我们，返回到了人类语言和经验的熟悉的方面。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将语词从其形而下学的运用中再次地引导回其日常的运用中来。”维特根斯坦从精密的逻辑思考回到了日常生活。 维特根斯坦往往从思考一个术语或概念的意义转变为提问：“这是如何习得的？”或“你是如何教这个的？”我们经常读到要求我们“想象”的开场白，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下语言……”，“假设……”或“想一想……”或“询问一下你们自己……”。这种内心对话的句子结构形式，目的是触发思想的转变而不是演示证明，是展示而不是言语，是提示而不是引导。 维特根斯坦所采用的是“口头讨论的技术”，一个又一个给出具体细节的例子，以切切实实的日常语言来描述与记录。维特根斯坦发展了一种展示哲学观点的新形式——简洁短小、格言式的哲学札记（remarks），其中的思想依照一种自然的序列，从一个对象推进到另一个对象，彼此松散，又相互连接——成功地在其文本的文学形式和哲学内容之间创建了一种和谐，表达了自己多年积淀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鄙视闲扯，其心灵明晰、有力、充盈，其言词电光火石一般，极具穿透力。维特根斯坦做哲学的方式是质疑、询问的对话模式，但不是苏格拉底所确定意义上的对话。在维氏看来，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尽是些没有自己想法的笨蛋；苏格拉底承认自己的无知，不过是谋求纠正其他人的错误信念，让人沿着特定的推理路径以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因此，“人们在阅读苏格拉底对话录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啊，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些对话录什么都没有证明出来，也什么事实都没有澄清，它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维特根斯坦利用想象中的对话者、思想实验、图解、图画、例子、格言或比喻，使读者参与到这样的过程：使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思维过程具体化。维特根斯坦明辨一切，不仅关心论据的提出，还关心论据的并列，以吸引读者进入他自己所感到的最困惑的情境之中；其哲学目的在他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中，以“怎么”的形式表明、显现出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风格就是他的方法，他的著作谋求作出示范。这种以生动的方式把抽象观念视觉化的能力，无与伦比，让人印象深刻。 特里·伊格尔顿的判断是准确的，《哲学研究》是“一部彻底的对话作品”，“作者大声地质疑，想象一个对话者，向我们提问，这些问题可能在一个层次上或者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迫使读者自己解除神秘化，用他的审慎的、无畏的风格友好地让我们参与”。 维特根斯坦格言式地写下诸多富有智慧趣味的判断，它们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形而上学的诉求，不如说在于让所有事物都如其所是而获得了思想上的安宁平和。钱锺书的《管锥编》亦如是。 《管锥编》由781则札记组成，分成十卷，分别评论十部中国古典要籍；每卷第1则为总论，是著者对这部书的总体认识，第2则以下对该书中具体段落进行相关的考订和评论。钱锺书“夫子自道”：“端赖贤者于义则引而申之，于例则推而益之。”《管锥编》每则文字大致可分为“义”和“例”两部分。所谓“义”的“引而申之”，即从表面的归纳，到“抉髓究理”，这是“具体的概念”由表及里的轨迹运动，也就是一个个小论点的转换。对“义”之论证，则举若干事例、事实作为论据；钱锺书总是按照概念的流变的秩序或运行的轨迹，把相关的事实例证编排到相应的位置。《管锥编》中随处可见的“增订”文字，绝大多数都是对“例”的“推而益之”。 一般以为，钱锺书的述学文体是札记体，是其读书摘要、心得体会的记录，或读书笔记的延展、充实与发挥；或认为，钱锺书的高明在于博闻强记，到了互联网时代，其价值自然贬值。此论与札记体的立足点是一样的，把《管锥编》视作资料“类编”，不过是“自发的孤单的见解”的典型样本——这些都是严重的误解。 在钱锺书看来，“自发的孤单的见解是自觉的理论的根苗”，“根苗”意味着基因的难得，但其离成长为大树，尚有漫长的距离要跨越；其中关键在于，“一克”的“微言”有没有人来加以“演绎”。可是，多数人 “浅薄庸俗”，在他们“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 钱锺书《管锥编》对“微言”的演绎，都有“阐释的循环”在后面起作用：发现现象，连类现象，从现象中直观其本质，然后从本质中出发，再回头寻绎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细微的变化，而这变化本身，即成了概念的运行轨迹。钱锺书感受到、把握了这种流变本身，便形诸笔端，故而一次次“具体的鉴赏与评判”，是对那流变中的具体概念的把握，使得那不可握住的流变中的规律在一次次的定格中生成，这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言，“一个理论只是随着主体的思想活动的充分展开而完成它的认识作用，而获得它的生命。”或如钱锺书自己所言，“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在论理时竭力避免自造术语，几乎只用普通语言写作。在他的文字里，思想以鲜明纯净的方式结晶，交映而发出立体的光辉，让人瞥见语言里精微的层次感，有如曲径通幽而不期然或发现别有洞天，或与其他路径勾连契合；其著述结构貌似松散，实则整饬；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相互衔接，彼此融贯。 钱锺书认为：“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对于“圆”的理解，必须与“时”偕行，即根据不同的环境、时间、地点才能获得具体的含义（“时义”）；由此，圆成了一种“活的终极、生成中的中极”“活的圆”。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圆活”，即表现了纯粹思想的整全性的“一”。与“时”偕行的“圆”，如何落实为具体的文章做法呢？钱锺书说了“圆之时义大矣哉”之后，接着即说：“推之谈艺，正尔同符。”钱锺书引用了一系列关于行文当“圆”的论述。如，毕达哥拉斯曾说过：“立体中最美者为球，平面中最美者为圈。”帕斯卡说：“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知所在。”德国评论家蒂克称，圆形之无起止是大学问、大艺术。《易经》云“圆而神”，朱子说“无极而太极”，皇侃言“小而圆通，有如明珠”，佛典说“圆通”“圆觉”等等，可见，“圆之时义大矣哉”。最后，钱锺书一言以蔽之：“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 《管锥编》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已论述的十部书还只是初步的纲要，十部书之外还有续辑，它们是“《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部”。而且，在每一则文字里，“具体的概念”总处于变动之中，“中心”在不断生成之中，可谓“无处不在”之“圆活”的域性存在。无论是“义”的“引而申之”，还是“例”的“推而益之”，不会因圆融完满而止步，永远没有完成。为此，钱锺书总是不断增订自己的著作，其苦心孤诣地追寻那变动不居之“具体的概念”，实即围绕“中心”而“盘旋”的证明。散落《管锥编》“一戛即止”的断片里，后面都有潜在的理论背景，有一以贯之的气韵脉动，可谓钱锺书“行所当行止当止，错乱之中有条理” 之“圆活”思维的体现。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钱锺书的文字也经不起编排，任何企图方便读者的“读本”，都会使其气脉受损，文气断裂，使人产生疏凿混沌而混沌死之憾。 维特根斯坦说：“我想表达某种事物，往往最多只能成功地表达一半，甚至没有一半那么多，可能仅仅十分之一而已……我的作品里面，经常是这样‘结结巴巴’地表达。”维特根斯坦喜欢把哲学思考工作比作“潜水”——“人在水中时天生就有上浮的趋势，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达到水底，越往深处潜，阻力就越大，也越孤独。” 《哲学研究》里没有严格定义的术语，一系列思想断片直接面对问题，在看似只能各说各话的事情里，总能发现可深入问题的端绪，却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对于这种“断片”，我们只能慢慢读、慢慢体悟。《管锥编》则是一部凝聚了钱锺书30年心血、总结一生所学的巨著。这部百余万字的著作是一座庞大复杂的迷宫，迥异于常见的论点突出、纲举目张、逻辑严密的论著；钱锺书通过“断片”式的述学文体，以动的观点代替静的观点，其“中心”在不断生成之中，极不易把握；读者只能与他亦步亦趋，不容丝毫松懈；一旦松懈，或是读得仓促，则可能误读。阅读《管锥编》，须慢慢品读才有可能得其精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