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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对话(2)

http://www.newdu.com 2020-06-08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 吴子林 参加讨论

    
    维特根斯坦认为,真理不是可以被揭开的东西,任何结论都是暂时性的,它只能日复一日地被“重新发现”。“每天清晨到来的时候,你都应该翻起地上那些无用的碎石块,去触摸那些富有生机的、温暖的种子。”也就是说,始终以开放的心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观察一个事物,研究、发现的过程比任何结论重要得多。
    维特根斯坦拒绝用哲学的“大词”(如自我、本体、心灵、意识、审美等等),因为它们大多脱离具体的语言运用,掩盖了事物细微的差异,将局域性概念上升为全局性概念;而且,它们都是无法证明的,只能进行自我循环论证,建造起一种超级概念,并将超级概念的操演当作某个超级事实或机制的描述,而导致形而上学错误。
    康德式的先验分析有着致命弱点,即为每一个概念划定界限,并将概念嵌入到先验体系之中,成为一个零件;这一体系表面上看很周密,却与实际情况存在巨大的鸿沟,一旦该体系中的某个零件出了问题,整个体系便随之崩毁。故维特根斯坦坦言:“我本人对于构建一座大厦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对这座大厦的根基很有研究的兴趣。”
    的确,那些强烈吸引我们的解释和体系建构,无力解决所要面对的理解问题。维特根斯坦竭力想把我们从某种特定的思想风格中解救出来,彻底摆脱控制着我们哲学想象的那些理智的妖魔:
    我认为,寻求解释的企图之所以错了,原因之一是,我们只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将我们知道的东西放归一处,勿需添加任何东西,而我们试图于解释中获取的那种满足会自行到来。
    维特根斯坦拒斥那种僵硬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他更愿意着力于思想之流中的细节和例证。因为,构成我们世界的那些现象的本质,并不是我们通过“挖掘”发现到的东西,而是在我们就现象作出的那类陈述中所展现出的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去解释或理论建构,而只是关注“描述”。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代之。”“我书写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都在努力阐明整个事物。为了能够说得清楚明白,我不断尝试对同一个事物进行多次不同的阐述。最终,这些阐述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观察。”
    在维特根斯坦眼里,哲学研究在很多方面与建筑学的研究相似,即“更多地偏重于对自身的研究、对于个人思考的研究、对于个人观察事物方法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坚信,通过注意到明摆在语言的用法中的东西的那些独特结构,我们才能克服哲学的困惑感,达到我们所欲寻求的理解;困难只在于,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也极不情愿承担这种“描述”的任务:“事物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方面由于其简单平常而掩蔽着。(你不会注意它——因为它一直都在你眼前摆着。)”
    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并尝试贯通这些道理;所谓贯通,是穷理尽性,是物我的贯通,是道理和实际人生之间的贯通,即用道理去解决、克服种种具体的困惑,让各种特殊道理在事中贯通,而获得一个整体的眼光,此之谓“综观”。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区别了数学的知识与哲学的知识。图表式的知性是数学性的知识,它“把内容的必然性和概念都掩蔽起来,即把构成具体事物、构成现实、构成它所安排处理的事物的活生生的运动的那种东西掩蔽起来”,“它给予我们的,仅只是内容的目录,内容自身它是不提供的”,“并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在内容,而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综观全体,这就是说,它根本看不见个别的实际存在。”因此,它是一种僵死的东西,“本身只是存在的宾词,没有存在的内在的生命”。
    科学的认识是哲学的知识,它所要求的,“毋宁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的生命,或者换句话说,毋宁是去观察和陈述对象的内在必然性。科学的认识既然这样深入于它的对象,就忘记了对全体的综观,而对全体的综观只是知识脱离了内容而退回到自己的一种反思而已。但是,科学的认识则是深入于物质内容,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前进,从而返回于其自身的;不过它的这种返回于自身,不是发生于内容被纳入于自身中之前,相反,内容先把自己简单化为规定性,把自己降低为它自己的实际存在的一个方面,转化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然后科学认识才返回于其自身。通过了这个过程,单纯的、综观自身的全体本身,才从本来好像已把这个全体的反思淹没了的财富中浮现出来”。
    综观一:不深入内容,站在个别存在之上,如同一个框架,可以将内容纳入于自身中。这是僵死的的存在者,掩蔽了活生生的运动。
    综观二:“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前进”;这种运动方式,“内容先把自己简单化为规定性,把自己降低为它自己的实际存在的一个方面,转化为它自己的更高的真理,然后科学认识才返回于其自身”。
    作为“有我之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属于第二种“综观”,即“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的运用。他说:“我觉得在研究哲学的时候,应该不断地改变姿势,以避免因为某一只脚长时间站立而变得僵硬。”又说:“通向世界未来的道路并不笔直也不平坦,它曲线前行、方向变换不定。”这种研究方式决定了其述学文体必然是“断片”式的。
    维特根斯坦曾尝试将自己的哲学札记焊接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但都没有获得成功,而且苦不堪言:如果我单单是为了愉悦自己才思考一个话题,而不是想写成一部书的话,我的思路就会单单围绕着这个题目跳来跳去。这样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才是唯一的自然的思维方式。强迫放弃天马行空的思考,取而代之按部就班的思维,对于我来说乃是一种折磨。
    当思想“迹化”为文字,“断片”意味着挣脱了体系的桎梏,其随物赋形,伸缩自如的开放性,有效消除了“言”与“思”的不协调状态,让思想始终保持动态,既无开始,又无结束,真理就腾跃于活的创造之中,与永远处于变化中的思维相汇合。
    断片式思想犹如依山而建的建筑群落,大布局的起落有序,不影响小院落的独立存在。借助宏观的视角,方知其在整体中的位置;这些断片各自独立,却是细针密缕,卷帘通顺,彼此勾连呼应;这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比起一般学术论著,更见结构的用心与功力。
    无独有偶,钱锺书的述学文体也是“断片”式的。在《读〈拉奥孔〉》一文,钱锺书有段名言:
    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谈到“微言一克”,钱锺书举了一例,即民间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并将它与狄德罗《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一文对读,发现这句中国老话义蕴深厚,其价值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三言两语,道出精辟见解,有如禅宗一句,可含华严境界。钱锺书指出:“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由‘识’转而为‘知’,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对于黑格尔的这种“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的认识,钱锺书作了一比较长的注解,注明可参阅“《精神现象学》,霍夫迈斯德校订本28页,又《逻辑学》,雷克拉姆《万有丛书》版第1册21页”等书。我们可联系黑格尔的思想来理解以上两段名言的具体含义。
    所谓“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因为它们属于《逻辑学》所描述的第一种思维:“由反思发掘出来,并且被反思固定下来,作为外在于质料和内容的主观形式”,因为外在,所以“可以随意拉进科学之内或放在科学之外”,一旦我们真正去考察它们本身,“所出现的,便只能是它们的应有的自为的有限性和非真理性,以及作为它们的真理的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外在的、不贴切的思维规定。由于它的外在性、人为的构架性,使其不能与时俱进,而采取僵死的外壳,在历史的流变中只能是遭受淘汰的命运。不过,淘汰的是体系的外在的形式,中间的内容仍有自己的存在性;“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即是对那内容的说明。
    此外,还有另一种思维,“乃是概念的规定性”,它是“实体性的统一性的一种形式规定,是作为整体的形式的一个环节,亦即概念本身的一个环节,这个概念本身乃是有了规定的诸概念的基础。这个概念本身是不能以感性来直观或表象的;它只是思维的对象、产物和内容,是自在自为的事情,是‘逻各斯’(Logos),是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是戴着事物之名的真理”。从这种概念的规定性出发,内容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内容不如说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甚至可以说惟有通过形式,它才有它才有生气和实质;而且,那仅仅转化为一个内容的显现的,就是形式本身,因而也就如同转化为一个外在于显现的东西的显现一样”;“随着内容这样被引入逻辑的考察之中,成为对象的,将不是事物,而是事情,是事物的概念”。
    所谓“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其中“木石砖瓦”所比喻的片断,是内容性的存在,“内容……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意指片断从来都是整体中的片断,“惟有通过形式,它才有它才有生气和实质”,只有在整体中,片断才得以确认,获得其存在性的根基。“随着内容这样被引入逻辑的考察之中”,内容就具有了自己的历史,在历史的变动生成中获得自己的存在。这种随着逻各斯而运动的“具体的概念”,即上述《精神现象学》所谓的第二种综观,即“内容先把自己简单化为规定性”,规定性“把自己完全交付给认识对象的生命”,于是,内容就是形式,形式就是内容。这打破了第一种综观的外在性、框架性、强迫性、静止性,总是在变动中生成着自己的根基。
    钱锺书说过:“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基于上述与维特根斯坦相类似的思考,钱锺书不屑于构建那种人为构架、外在性的“体系”,而特别重视随着事物的运动存在着、有生气之物的理性:“研究美学的人也许可分两类。第一类人主要对理论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美的事物的兴趣;第二类人主要对美的事物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美的事物的兴趣。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此语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不同版本里表述略有变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8年)为“我们并不想辩证艺术理论的异同是非,我们要讨论的是最具体的艺术判断”,《旧文四篇》(1979年)为“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与评判”,《七缀集》(1984年)为“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语气愈发谦和,立场则一贯坚定。
    所谓“具体的鉴赏与评判”,意味着某种理论在具体的情境、时间、地点所起的作用,是时机化的艺术;任何具体的现象,背后皆有使其显现的背景(理论),此潜在背景是鉴赏、评判的主导性力量,是一次次具体的判断所构成的历史。在“具体的鉴赏与评判”中,“理”在历史的具体的判断中产生(“理因事著”),积淀成整部作品的潜势力;具体的判断又依据“理”而进行(“事托理成”),事例成为“具体的概念”的一个个驿站。
    恢复事物自在自持的存在,用现象学批评家阿·贝甘的说法,就是要恢复事物的“纯洁性”,恢复“惊奇的观照和事物最初在场的完整性”。这是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一个共同要求。现象学是这一要求的最集中表达。
    钱锺书所运用的,实即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象学方法:现象的科学等于说:以这样的方法来把捉它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描述性的现象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用语其实是同语反复……描述性本身就是logos特有的意义。只有从被“描写”的东西(有待依照与现象相遇的方式加以科学规定的东西)的“实是”(Sachheit)出发,才能够把描述性本身确立起来。无论现象概念的形式意义还是其流俗意义,都使我们有道理这样从形式上界定现象学: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着,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
    后期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述学文体可谓现象学方法的生动演示。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写得“像水晶一样清晰”,形式也很特别:每一章有一个总题,然后给出一系列扩充和论证;一句句格言式语句用号码排列,表示各个命题的主从关系;所有词项都像是术语。《逻辑哲学论》的段落以各个层次的阿拉伯字母编号,似乎象征着它是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文句的口气也颇为独断。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关注两个主要论题,即语言哲学和哲学心理学。维特根斯坦处理这些论题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哲学家:
    首先,形式上没有通常用于指明论题的章节标题,只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693条独立标号的评论组成,篇幅由一行到数段参差不齐;第二部分共14节,每一小节由未作编号的分散评论构成,有的半页,有的长达36页。
    其次,这些评论没有给出论证和清晰的结论,涉及广泛的论题(其中许多论题反复出现),却没有对任何论题做出清晰的、最终的陈述;许多评论包含具体事例,有实际的事例,有虚构的事例,而维特根斯坦似乎从未想过以它们作为概括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带领我们,返回到了人类语言和经验的熟悉的方面。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将语词从其形而下学的运用中再次地引导回其日常的运用中来。”维特根斯坦从精密的逻辑思考回到了日常生活。
    维特根斯坦往往从思考一个术语或概念的意义转变为提问:“这是如何习得的?”或“你是如何教这个的?”我们经常读到要求我们“想象”的开场白,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下语言……”,“假设……”或“想一想……”或“询问一下你们自己……”。这种内心对话的句子结构形式,目的是触发思想的转变而不是演示证明,是展示而不是言语,是提示而不是引导。
    维特根斯坦所采用的是“口头讨论的技术”,一个又一个给出具体细节的例子,以切切实实的日常语言来描述与记录。维特根斯坦发展了一种展示哲学观点的新形式——简洁短小、格言式的哲学札记(remarks),其中的思想依照一种自然的序列,从一个对象推进到另一个对象,彼此松散,又相互连接——成功地在其文本的文学形式和哲学内容之间创建了一种和谐,表达了自己多年积淀的思想。
    维特根斯坦鄙视闲扯,其心灵明晰、有力、充盈,其言词电光火石一般,极具穿透力。维特根斯坦做哲学的方式是质疑、询问的对话模式,但不是苏格拉底所确定意义上的对话。在维氏看来,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尽是些没有自己想法的笨蛋;苏格拉底承认自己的无知,不过是谋求纠正其他人的错误信念,让人沿着特定的推理路径以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因此,“人们在阅读苏格拉底对话录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啊,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些对话录什么都没有证明出来,也什么事实都没有澄清,它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维特根斯坦利用想象中的对话者、思想实验、图解、图画、例子、格言或比喻,使读者参与到这样的过程:使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思维过程具体化。维特根斯坦明辨一切,不仅关心论据的提出,还关心论据的并列,以吸引读者进入他自己所感到的最困惑的情境之中;其哲学目的在他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中,以“怎么”的形式表明、显现出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风格就是他的方法,他的著作谋求作出示范。这种以生动的方式把抽象观念视觉化的能力,无与伦比,让人印象深刻。
    特里·伊格尔顿的判断是准确的,《哲学研究》是“一部彻底的对话作品”,“作者大声地质疑,想象一个对话者,向我们提问,这些问题可能在一个层次上或者可能不在一个层次上……迫使读者自己解除神秘化,用他的审慎的、无畏的风格友好地让我们参与”。
    维特根斯坦格言式地写下诸多富有智慧趣味的判断,它们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形而上学的诉求,不如说在于让所有事物都如其所是而获得了思想上的安宁平和。钱锺书的《管锥编》亦如是。
    《管锥编》由781则札记组成,分成十卷,分别评论十部中国古典要籍;每卷第1则为总论,是著者对这部书的总体认识,第2则以下对该书中具体段落进行相关的考订和评论。钱锺书“夫子自道”:“端赖贤者于义则引而申之,于例则推而益之。”《管锥编》每则文字大致可分为“义”和“例”两部分。所谓“义”的“引而申之”,即从表面的归纳,到“抉髓究理”,这是“具体的概念”由表及里的轨迹运动,也就是一个个小论点的转换。对“义”之论证,则举若干事例、事实作为论据;钱锺书总是按照概念的流变的秩序或运行的轨迹,把相关的事实例证编排到相应的位置。《管锥编》中随处可见的“增订”文字,绝大多数都是对“例”的“推而益之”。
    一般以为,钱锺书的述学文体是札记体,是其读书摘要、心得体会的记录,或读书笔记的延展、充实与发挥;或认为,钱锺书的高明在于博闻强记,到了互联网时代,其价值自然贬值。此论与札记体的立足点是一样的,把《管锥编》视作资料“类编”,不过是“自发的孤单的见解”的典型样本——这些都是严重的误解。
    在钱锺书看来,“自发的孤单的见解是自觉的理论的根苗”,“根苗”意味着基因的难得,但其离成长为大树,尚有漫长的距离要跨越;其中关键在于,“一克”的“微言”有没有人来加以“演绎”。可是,多数人 “浅薄庸俗”,在他们“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
    钱锺书《管锥编》对“微言”的演绎,都有“阐释的循环”在后面起作用:发现现象,连类现象,从现象中直观其本质,然后从本质中出发,再回头寻绎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细微的变化,而这变化本身,即成了概念的运行轨迹。钱锺书感受到、把握了这种流变本身,便形诸笔端,故而一次次“具体的鉴赏与评判”,是对那流变中的具体概念的把握,使得那不可握住的流变中的规律在一次次的定格中生成,这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所言,“一个理论只是随着主体的思想活动的充分展开而完成它的认识作用,而获得它的生命。”或如钱锺书自己所言,“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在论理时竭力避免自造术语,几乎只用普通语言写作。在他的文字里,思想以鲜明纯净的方式结晶,交映而发出立体的光辉,让人瞥见语言里精微的层次感,有如曲径通幽而不期然或发现别有洞天,或与其他路径勾连契合;其著述结构貌似松散,实则整饬;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相互衔接,彼此融贯。
    钱锺书认为:“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对于“圆”的理解,必须与“时”偕行,即根据不同的环境、时间、地点才能获得具体的含义(“时义”);由此,圆成了一种“活的终极、生成中的中极”“活的圆”。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圆活”,即表现了纯粹思想的整全性的“一”。与“时”偕行的“圆”,如何落实为具体的文章做法呢?钱锺书说了“圆之时义大矣哉”之后,接着即说:“推之谈艺,正尔同符。”钱锺书引用了一系列关于行文当“圆”的论述。如,毕达哥拉斯曾说过:“立体中最美者为球,平面中最美者为圈。”帕斯卡说:“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知所在。”德国评论家蒂克称,圆形之无起止是大学问、大艺术。《易经》云“圆而神”,朱子说“无极而太极”,皇侃言“小而圆通,有如明珠”,佛典说“圆通”“圆觉”等等,可见,“圆之时义大矣哉”。最后,钱锺书一言以蔽之:“乃知‘圆’者。词意周妥,完善无缺之谓。”
    《管锥编》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已论述的十部书还只是初步的纲要,十部书之外还有续辑,它们是“《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部”。而且,在每一则文字里,“具体的概念”总处于变动之中,“中心”在不断生成之中,可谓“无处不在”之“圆活”的域性存在。无论是“义”的“引而申之”,还是“例”的“推而益之”,不会因圆融完满而止步,永远没有完成。为此,钱锺书总是不断增订自己的著作,其苦心孤诣地追寻那变动不居之“具体的概念”,实即围绕“中心”而“盘旋”的证明。散落《管锥编》“一戛即止”的断片里,后面都有潜在的理论背景,有一以贯之的气韵脉动,可谓钱锺书“行所当行止当止,错乱之中有条理” 之“圆活”思维的体现。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钱锺书的文字也经不起编排,任何企图方便读者的“读本”,都会使其气脉受损,文气断裂,使人产生疏凿混沌而混沌死之憾。
    维特根斯坦说:“我想表达某种事物,往往最多只能成功地表达一半,甚至没有一半那么多,可能仅仅十分之一而已……我的作品里面,经常是这样‘结结巴巴’地表达。”维特根斯坦喜欢把哲学思考工作比作“潜水”——“人在水中时天生就有上浮的趋势,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达到水底,越往深处潜,阻力就越大,也越孤独。”
    《哲学研究》里没有严格定义的术语,一系列思想断片直接面对问题,在看似只能各说各话的事情里,总能发现可深入问题的端绪,却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对于这种“断片”,我们只能慢慢读、慢慢体悟。《管锥编》则是一部凝聚了钱锺书30年心血、总结一生所学的巨著。这部百余万字的著作是一座庞大复杂的迷宫,迥异于常见的论点突出、纲举目张、逻辑严密的论著;钱锺书通过“断片”式的述学文体,以动的观点代替静的观点,其“中心”在不断生成之中,极不易把握;读者只能与他亦步亦趋,不容丝毫松懈;一旦松懈,或是读得仓促,则可能误读。阅读《管锥编》,须慢慢品读才有可能得其精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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