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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们对于信息的关注度超越以往。各类“标题党”和假新闻充斥网络间混淆视听，造成恐慌。在法律和技术手段之外，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相关教育，是建立健康网络生活方式、增强社会互信的另一条有效途径。 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信息威胁的种类逐渐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危险（诈骗、盗取用户信息等）之外，还有一些媒体伪造的信息会煽动民众的情绪，一些人使用虚假身份参与对话，一些极端政治化和含有偏见的内容隐含着新的威胁，成为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毒瘤。比如此前推特上疯传5G移动网络会传播新冠病毒，就有英国人、荷兰人跑去烧了5G信号塔。如果个体缺乏对于媒体信息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就容易受到“假新闻”的侵害，或客观上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 学校在培养数字公民方面的基本作用已不言而喻，但过去我们在谈教育信息化发展中，更多强调的是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较少去谈对信息的批判和思辨能力。 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等人在《文化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中首次使用了“媒介素养”的概念，指出媒介对青少年可能造成负面影响，需要对信息进行识别和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以抵御美国文化侵袭和适应多元文化特征为出发点，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早，安大略省最先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公共教育体系，其教育大纲指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技术和手段以及这些技术手段可能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1989年，该省教育部发布了《媒介素养：资源指南》。1991年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媒介协会”（CAME），积极开展课程改革和教育培训。同一时期美国也成立了“媒介素养中心”（CML），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五个核心问题，并将五类问题和子问题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言、数学、卫生、社会学习相关联，受到广泛关注。 美国CML提出的媒介素养的5个核心问题是：一，谁制造了信息；二，它使用了怎样的技术手段来吸引我的注意力；三，不同的人对这条信息可能会有怎样不同的理解；四，这条信息含有/隐含了怎样的价值、生活方式或观点；五，为什么会发出这条信息。 1997年中国社科院卜卫发表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是我国内地较早介绍媒介素养的研究。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并出台相关文件和行动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18年发布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将“数字素养”定义为安全并合规地获取、管理、理解、融入、交流、评估、创建信息的能力，并指出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互联网或ICT素养（即软硬件知识和技能）同属于数字素养。 另外，从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以德为先的教育改革 此次疫情带给教育的启示不应当仅停留在技术带来的教学方式的变化上，而应该引发更为深层次的思考。 在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教育也在经历着从“以知识为先”到“以德为先、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改革。疫情之下，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不是按照既定的教育进度和计划，生硬地将教学从线下搬至线上，而是重点赋能学生，利用技术提供更为个性化的教育。从价值养成的角度来讲，其中当然包括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 事实上，社交网络不仅传播新闻，在某种意义上也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学校和教师必须采取行动，避免学生被利用、被欺骗。教育工作者要避免认为疫情对教育的影响是短暂的，或相对而言是较小的，从即刻起，我们就要建立数字素养、媒介素养的意识，在教育教学中引导学生浏览并熟悉严肃的新闻媒体、可获取的信息源，包括正规组织的网站、作者等，认识传统媒介和新媒体的特点，了解信息撰写的基本原则，了解引用来源等概念，训练学生有效获得新闻和知识的技能，塑造更强大、适应性更强的数字公民。 批判性思维的实践 我们可以把媒介素养教育看作是一项批判性思维的实践，两者的共同点就是立足于反思并进行理性的判断。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也提出学生应具备“批判质疑”的科学精神。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布鲁姆（Benjamin Bloom）将认知过程分为六个维度，包括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通常我们把后三个维度看作是批判性思维。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批判性思维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对通常被接受的结论提出疑问和挑战，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专家和权威的结论；二是用分析性和建设性的论理方式对疑问和挑战提出解释并作出判断。 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发展人们分析、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力。引导学生不陷入“他人陷阱”，在纷繁的信息中学会如何质疑和分析，学习判断信息是否得当，区分事实与观点，收集证据，辨查信息中的陷阱、漏洞和逻辑错误，分析信息、避免言过其实的观点，建立多元化理解信息的意识，建立信息背后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识等技巧，并在训练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思维，提升信息素养。 通向国际理解的桥梁 经合组织（OECD）教育与技能部负责人施莱歇尔（Andreas Schleicher）曾指出社交媒体有可能产生“回声室”（echo chamber）效果，从而限制青少年获取不同观点的渠道，施莱歇尔还列举了部分欧洲年轻人受到蛊惑而支持伊斯兰国的案例（2018）。互联网和媒体拉近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距离，却也可能因为虚假信息或充满偏见的新闻增加人们的隔阂和相互不理解。为此，OECD在新一轮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增加了对学生“全球胜任力”的评估，其中媒介素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本次疫情期间，有西方媒体借疫情之机污名化中国，传播“假新闻”煽动排华排亚裔的情绪，也有少数国内自媒体用不负责任的标题换取流量。这些做法既不道德又很荒谬，却对缺乏媒介素养的个人屡屡奏效。在全球化的今天，媒介素养与国际理解紧密关联，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关注文化的认同与差异，能够用包容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他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者，理解不同文化的长处，进而求同存异。从全球而言，这项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刘敏，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