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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纯粹美学与政治的“偶遇” 形式的概念和内容的概念以及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是杰姆逊批评手艺的一组重要范畴。就一般文艺理论而言，文本的美学方面（如叙事结构、风格特征等）被认为属于形式范畴，而文本的社会历史或政治方面（如时代背景，思想倾向等）则被认为属于内容范畴，这种理解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的二分法及其后西方源远流长的二元对立思维传统。杰姆逊对此并不赞同，辩证思维并不允许这样赤裸而简化的形式/内容二元论的流行，而这种二元关系论述本身同样会让我们对形式和内容各自都产生误解，更加无从进行一种有力有效的批评活动。为了建立起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真正连接点，杰姆逊首先通过辩证思维将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以形式为主宰、源于技艺模式”的形式/质料逻辑关系做了一次“颠倒”：“形式不是作为最初的模式或铸模，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而是作为我们的终点，作为只是内容本身深层逻辑最后的明晰表述。”[25] 杰姆逊的此一颠倒的完成某种意义上即黑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颠倒，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的颠倒，而前者强调的重心在于内容。黑格尔在《美学》中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界定美，即是基于形式只是内容的一种深层逻辑这样一种看法，譬如他认为在中国、印度、埃及各民族的艺术仍然是没有形式的，或者具有的只是劣等形式，不能把握真实的美，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民族的神话体系、艺术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或者是十分浅薄的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作品的完美与否首先在于它的思想和内容的深刻或内在真实与否。[26]我们不难发现，杰姆逊这里对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论述，呈现出浓郁的黑格尔色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模式或铸模”的形式，在杰姆逊的阐释中，彻底祛除了它的理念性，而仅作为一种“表述”，“内容”却以更加深刻的呈现方式沉淀于其中。 就黑格尔而言，所谓的内容的逻辑乃是绝对理念的一种自我实现之轨迹，杰姆逊认为应将它“理解成一个总体生活形式，社会生活本身的具体形态。”[27]这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对黑格尔哲学或美学的一种改造，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符合，“只有在这种符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社会生活自身之中得到具体实现的场合，才能作为一个想象的可能性存在，因而那种形式的实现，以及形式的缺陷，便被当成了某种深层的、相应的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标记，”而在这样的理解前提之下，“探索这种结构就是批评的任务。”[28]当然，除了黑格尔之外，以上批评任务的提出，对于杰姆逊而言另一个更加直接的影响来自卢卡奇，而卢卡奇对此的教益方面主要在于形式的“场合”论。杰姆逊明确说：“卢卡奇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其中最有价值的观念之一就是艺术作品（包括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社会语境。我想我会抵制把美学和历史语境分别对待，然后再捏合在一起的做法。”[29] 就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这个层面，如果说黑格尔教会了杰姆逊批评的重心在“内容”，那么卢卡奇则教会了杰姆逊批评中“形式”作为“场合”在整合社会条件和形势之必然性内含中的优先地位。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必然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30]然而他同样明确的是，这并不应该是批评的起点，而应该是批评的过程的伴生物伴随始终。单纯的目的论或手段论（将“美学”理解为“历史语境”的附庸，仅作为某种装饰性的美丽外观，以“美学”为手段，以“历史语境”为目的）都绝非批评的坦途，而恰恰是批评的陷阱，批评将在这样的看似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迷失自我，而实际上一步步地远离确定性。于是，关乎“内容”与“形式”之关系与批评之“操作”流程，杰姆逊做出如下明确申明：“最终人们必须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31]” 杰姆逊强调“应该从审美开始”，对于文学作品或者其他艺术作品而言，则正在于关注到所批评对象的的“内在的观念性”，这也正是辩证批评的客体性原则所在，即批评从对象出发，而非从主观出发；而另外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与政治相遇”，这种“相遇”首先需强调的是，它依旧发生在形式分析之中，而非形式分析之外，“相遇”发生在同一的过程之中，而非经历了某种转折或断裂；另外需强调的则是，这里的“相遇”显然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重复多次发生的，而与此相应的，这种“相遇”必然不会是有目的的约会，而应该是一种“偶遇”，一种“撞见”，或者一种“狭路相逢”，它应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意味，并且仿佛是不期然而然的发生着的。杰姆逊说：“真正的题材不是在它的目的当中而是在处理题材的过程当中被穷尽的，所取得的结果也不仅是具体的整体本身，而是与达到具体整体的过程俱来的结果。目的自身是一种无生命的一般概念，正如一般的趋势是沿着某种方向进行的单纯活动一样，这种活动仍然没有它的具体实现；而赤裸裸的结果则是把自己的制约倾向弃之脑后的一种体系的僵尸。”[32]这段论述里的“题材”与“结果”的逻辑对应物正是“美学”与“政治”，二者内在于文本的同一个自身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偶遇”正是一种试图突破意识形态围剿的一种间谍般的“狡黠”时刻，拒绝给任何“目的”留出空间。 具体到批评的运作过程而言，形式分析便成为面对一个文本首要的任务，而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社会、历史和政治不断地被“偶遇”，这种“偶遇”后来被杰姆逊放置在另一樽更复杂的形式-内容框架下被讨论，这就是他在《论现代主义文学》一书中提出的所谓形式-内容的“四元位集”论主张。这一提法的针对性正是出自对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一种复杂态度，试图将一种被后结构主义者们抛弃了的思维方式进行复杂化和合理化的有效性辩护。杰姆逊借赫捷姆斯列夫的语言学模式为一种古老的二元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相比于通常地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未经反省的状态，将它带入到一种三维空间的尝试，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加复杂的模式中去重新发现这组古老的二元论隐微于其中的复杂性，而思维图式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程度的变化。凭此，美学与政治的“偶遇”也将运行在一种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框架之下。这个框架具体说来，即，“内容的内容”是“一种指涉活动”[34]，具有杂乱和无序特征；“内容的形式”包括“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的一切东西”[35]，具有组织和框定特征；“形式的形式”“这种抽象的过程不可能真正完成”[36]，绝对的形式无法真正保持自己的纯净，它的纯净只是一种幻想；而“形式的内容”方才是对形式和内容之二元对立的“唯一有效的协调”，它可以同时保持二者之间的张力，并且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主观意识层面所赋予客观对象内部的某种离心的冲动。因此，杰姆逊说，“形式的内容这一概念可以作为对最初二元对立的一种哲学和辩证的解决办法，作为对康德的问题观的一种理论超越。”[37] 杰姆逊对形式—内容之间的这四种关系的细致区分，为辩证批评过程中纯粹美学与政治的“偶遇”提供了四种程度不同的美学的或者形式的地点。其中在“内容的内容”和“形式的形式”中，这种“偶遇”是勉强的甚至是困难重重的，前者几乎无“美学”可言，而后者几乎无“政治”可言；而在“内容的形式”中，这种“偶遇”首先来自于一种潜在性或者“前世姻缘”，因为在形式分析尚未开始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已经先行地与“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走到了一处，正如杰姆逊所说，“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从来不真正的在原初就是无形式的，从来不是在原初就是偶然的，而是一开始就已经具有了意义，既不多于又不少于我们具体社会生活本身的那些成分。”[38]而在“形式的内容”中，纯粹美学与政治在这个地点的“偶遇”才既是一见钟情的，同时又显示出某种命中注定的倾向。“形式的内容”自身所携带的丰富的历史性和政治性抑或意识形态性，在形式分析展开的时刻已然便是“偶遇”开始的时刻，而或许，这乃是一个理想的时刻，或者地点。毋庸讳言的是，对于辩证批评的起点形式分析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时刻，或者地点。因此，辩证批评常常更多的时候是琐细、精巧和微妙的，因为纯粹美学与政治大多数“偶遇”的地点，总是偶然的、散碎的、同时也是不可预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