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早春，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突如其来，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日日夜夜在剧烈的“心震”中苦苦煎熬，度日如年。恰如一位西方学人所言：“死亡是一场灾难，更是活着的人的灾难。” “活着的人的灾难”，事关重大。 心理学专家认为，从“心震”到PTSD（灾后应激性障碍）的距离，仅一页薄纸，而PTSD距离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狂躁症、幻想症以及各类精神类疾病亦不过一步之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自杀人数约100万，中国每年就有近30万，还不包括6000多个自杀未遂者。而因失学、下岗、婚姻等问题引起的心理问题的人群，则是自杀人数和精神疾病总和的10倍以上。还有数据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超2600万。即是说，中国民众心理、精神疾病的覆盖面，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临界点。究其原因，正是严重的心理危机和PTSD把人们推入了心灵的废墟和死亡的深谷。 此次新冠病毒，到底使中国乃至全球多少人的心理遭受创伤，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因疫情造成的PTSD、抑郁症、狂躁症、幻想症以及其他心理创伤、心理疾病、精神类疾病患者，远超17年前的非典和12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约8万，但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数则高达465万。可见灾后的心理干预何等重要。 而就在这时，一部全面反映灾后心理援助的图书正式出版了。这就是由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组织，天津作家秦岭执笔撰写、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走出“心震”带》。 《走出“心震”带》是中国第一部反映灾后心理援助的长篇报告文学。该书以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天津港爆炸、盐城风灾、昆明火车站暴恐袭击等一系列重大灾难为背景，熔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科普性于一炉，既深度揭示了灾难幸存者、死难者家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遭受各类心理创伤、精神疾病折磨的严酷现实，也叙写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部分高等院校组织心理专家在灾后心理干预和援助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以及广大心理志愿者陪伴心理创伤人员走出“心震”的感人故事。该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一经问世，便被全国多家心理机构纳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心理干预、心理援助的参考书目。 按理说，用文学来反映心理学科是一件不讨好的事。因为人类大大小小的心理创伤、心理危机和精神疾病完全是个体化的，甚至是私密的，更何况现代心理学科从西方引入中国尚不足百年，在民间甚至还是一片盲区。秦岭独具匠心，用独特的文学视角予以呈现，比如在阐述《灾难的远与近》《狰狞的PTSD》等史料性、业务性的内容时，作者改变叙事方式，把中国与全球、当代与古代结合起来，既注重探源，又不忘觅史，读来引人入胜。在《“100865‘我要爱’”减压热线》《本土化测评工具》《发现心理“台风眼”效应》等涉及学术性问题的篇章中，作者既突出情节的叙事节奏和故事性，又把大量数据变为求证、解析的引擎，化枯燥为生动，增强了可读性。而在叙写《自杀、诀别者言》《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以及“灵魂复苏”“心理疗伤”等有关的事例时，则把一例例个案中的心理创伤与生活中的车祸、投毒、跳楼、工作倦怠、情感危机、逃学厌学等普遍性联系起来，既有深入浅出的比照，又有简约入微的勾勒，把心理现象、心理援助的必要性写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般而言，文学面对科学领域的书写，很难避开对一些科学理论、渊源、原理、规律等问题的诠释，稍有不慎，便会陷入资料堆砌、学术铺陈的泥淖，变成既不像学术报告，又不像新闻报道，更不像文学作品的“三不像”产品。令人欣慰的是，《走出“心震”带》既有睿智的理性思考，又有生动的文学书写，堪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佳作。统观全书，作者采用多视角透视、交叉式叙事的艺术手法，用“看点”化解艰涩，让“焦点”回归生活，甚至针对某些问题干脆直接采取与被访者“对话”的方式，因而使文本在整体上显得有张有弛、有疏有密，又让细节处显得真实生动、可靠可信。 尤为可贵的是，《走出“心震”带》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写人物的故事与情感，而是将笔锋直抵“人”的心理世界，让读者置身于心理干预和援助的现场，感同身受地体会心理患者的阴晴圆缺和走出“心震”的艰难历程，在文学与心理的同频共振中，不经意间便找到自己，从而产生心与心的直接碰撞与交流。 18世纪英国作家、《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曾经说过：“对灾难的惧怕，要比灾难本身可怕。”的确，一切灾难说到底，都是自我灾难。而有自我，便有一切不能自拔。因为我们所有在灾难中活下来的人，都不过是劫后余生。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肆虐不绝，致使大面积的社会性心理危机持续加剧。因此，心理知识、心理干预以及心理援助便显得尤为重要。《走出“心震”带》告诉我们，人类只要走出“心震”，便能走出心理危机，一旦走出心理危机，心灵的废墟便可重现生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