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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约翰·多恩《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面对2020年开年这场民族灾难，医护人员在前线舍生忘死地救治，不仅彰显了现代医学的科技能力，更是展现出感人的悲剧精神与道德勇气，对于心灵的冲击前所未有。见证这一切，部分文学界同仁在感佩之余，对于自身有虚无与无力之感，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被颠倒为“弃文从医”。“文”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回应大时代，经此一“疫”，再次变得迫切。 如果这场早已溢出公共卫生事件的悲剧，在结束后将有力推进社会进步，那么也必然推动我们对于文学场的反思。当下的文学场有一套较为稳定的运作体制，包括从刊物编辑到文学奖项的认可，从期刊发表到作品出版的流通，从作品研讨到图书发行的推广，从作家等级到行政职务的评定，等等。这套科层体制成熟、稳定而有生产性，在当下的文学生产中发挥出重要作用，源源不断地输出文学人才。不过，科层体制固有的专业化导向，使得青年作家过于依赖业内人士的承认，而不是与更大的现实场域发生关联。 对于带有变革性的青年文学的期待，是文坛持续多年的话题。我们有时会理想化地想象青年文学，将新出现的文学，理解为新的文学。青年文学有的方向实则是旧的，往往是上一代文学风尚的萧规曹随；但有的方向是新的，这类新文学往往发生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处，迸发出别样的文学能量。笔者所理解的带有新文学色彩的青年写作，就是文学如何重返公共生活；经历了这场灾难，笔者更加坚持这一立场。不必悲观，“弃医从文”标志着现代文学之诞生，其历史能量并没有耗尽。 就个人有限的视野，笔者谈三类青年写作。其写作，都在立足个人经验的同时超越个人经验，带有对于现实情境的总体性回应。这三类写作固然不能等同于现实主义写作，但和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相似，都是从个人出发来处理超越个人的普遍问题。这里的普遍问题，不是指比如空气污染或能源危机（也即区别于如瑞典环保少女Greta Thunberg所代表的政治议题），不是这类普遍化的具体问题，而是指的是个人具体经验以及具体经验背后的普遍结构。经由这样的文学，我们可以真实地理解了我们当下的人性状况及其面临的挑战。 这里涉及每个批评家对于具体经验背后的普遍结构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这一普遍结构，至少包括以下的几点特征：其一，它是一种全球性的结构，超越民族国家，同时和民族国家的在地性发生冲突与合作；其二，它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包括“边缘—中心”的等级关系，也由此包含着对抗关系；其三，它是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在21世纪的激进形式；其四，它的激进性，表现在征服所有外在于它的“外部”的地理空间之后，将转向人性的生理空间，塑造人的感觉结构，并在政治与技术成熟的条件下直接改造人的生理结构（人机接口）。 与之抗衡，以下三类文学比较重要： 第一类：边缘人文学 本文用“边缘人文学”而不是“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等概念，一方面是这种文学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上海，同时也是不想把这类青年写作地方化。当然，这一类写边缘人的文学集中体现在一批东北青年作家的写作上，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为代表，代表作品有《平原上的摩西》《逍遥游》《仙症》等。他们的写作细读进去各有不同，但一个基本的面貌，是书写父辈的下岗故事。这是一个迟到的故事：1990年代的东北往事，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这批作家的小说叙述结构，大量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的故事。以往的文学理论，更多地从技巧层面上的“内部/外部”来讨论视角，忽视在文化层面上“内部”与“外部”的辨析。这批作家的写作，深刻推进了何谓文学的内部与外部。“子一代”视角是一个既在“外部”又在“内部”的视角：因其在“外部”，在多年之后回溯，可以总体性地、历史性地回顾共同体的命运，超越个人视角的有限性；因其在“内部”，血缘与阶级上的父子关联，使得“代言”的道德难题迎刃而解，他们天然地有“代言”的合法性，父辈的命运最终落在子一代身上。 他们的小说，在重新理解父辈这批失败者的同时，隐含着对于单向度的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人性，是市场的人格投影，理性、冷漠而精于计算。在这批作家笔下，则游荡着太多的失败者，他们充满理想却不合时宜，被视为疯子或废人。赋予这群失败者以尊严，有助于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 故而，这批作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东北文学，他们的写作不是地方的，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阶级乡愁。这也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这一次这批东北青年作家群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艰辛转型，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 这不是所谓的属于落后地区的故事，近年来上海90后作家王占黑，同样以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的城市边缘人为题材，以“某某的故事”为题目，为衰败的平民社区留下见证。她的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乃至于近作《痴子》这样的小说，拒绝廉价的同情，将这个时代的边缘人刻画为“街道英雄”。和上述的东北青年作家一致，王占黑回到“故事”的传统，并以“方言”讲述共同体。这种语言的陌生化不是刻意追求文学性，而是追求精准地刻画日常生活，正是方言支撑着王占黑笔下的社区共同体。 王占黑的出现是文学史事件，她扭转了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承接关系，长久宰制80后一代的青春文学的故事，那种空洞自恋的内部经验，到王占黑这样的90后作家这里就此终结，私密的个人故事，转向广阔的公共空间。 在21世纪，“空间”正在取代“阶级”成为核心政治议题。王占黑以笔下的“街道”深刻回应这一议题，并且深度参与到上海定海桥互助社（上海市杨浦区定海港路252号）的社区实践之中，探索理想的城市空间是否可能。定海桥互助社所代表的社会想象，其思想能量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上海的定海桥、北京的皮村、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将在未来成为理解新世纪青年乃至于社会的重要样本。 从双雪涛到王占黑，这批以边缘人为主角的青年作家，连续获得近年来多项重要的文学奖，作品销量也很受市场欢迎。这批青年作家的写作，既是当下青年写作中最为生机勃勃的潮流，同时也汇入到全世界的风潮之中。作为参照，同样以边缘人为主角的《寄生虫》（韩国）、《小丑》（美国）、《大佛普拉斯》（台湾地区）等电影，包揽了过去一年来奥斯卡奖、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多项大奖；《乡下人的悲歌》等表现美国底层白人困苦生活的纪实著作居于美国图书畅销榜首；《21世纪资本论》等讨论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的学术著作热卖；乃至于特朗普的上台、英国的脱欧等，都在显示出平民主义（populism）在全球的强势崛起，一个反思全球化/精英的时代正在到来。 第二类：赛博格文学 本文用赛博格文学而不是流行的科幻文学等，是希望点明这类文学展现的人性所面对的新的现实情境，表面上指向未来与宇宙的科幻文学，实际上是充满当代现实感的文学。近年来科幻文学热已经得到大量关注，比如写出《三体》的刘慈欣，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代文学的“破壁人”。刘慈欣多次谈到当代文学语言、叙述等方面的优点值得科幻文学学习，但同时批评当代文学流于“自恋”，过于集中在个体的喃喃自语，不善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宏大叙事正在消失。而《三体》对于当代文学的扩展在于，以人类的整体形象取代个人形象。当然，《三体》以整体取代个人，以及这部作品思想核心的黑暗森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相关性，长久以来也饱有争议。 科幻文学界聚焦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限于篇幅，本文讨论郝景芳的创作。2016年8月，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Folding Bingjing）摘得第七十四届雨果奖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继刘慈欣之后，中国作家再度获得这一科幻文学界最高殊荣。《北京折叠》算作网络文学也说得通，其第一次发表，是被郝景芳在2012年12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水木社区的科幻版上。在《北京折叠》中，阶级冲突转化为空间冲突，并在科技的尺度上展开——北京成为一个包含三个空间等级在内的可以折叠的机器城市。因其浓烈的现实意味，《北京折叠》被一部分读者批评为披着科幻外衣的现实主义文学。但笔者以为，讨论科幻文学，首要的是反思将科技完全视为透明化的客观真理。科技的发展固然服从于科学规律，但如何分配人力与资本来发展哪一种科技，则带有鲜明的权力意志。这个逻辑就像雷蒙·威廉斯在1960年代就指出的，选择哪一种科技予以投资与发展，“是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之内，也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之内，而它是为了特定的用途和利益而设计的”①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在《北京折叠》中不是一种装饰性的元素，而是作为治理体系的形式化的表征。换言之，“科幻热”的深层原因在于，“科”作为形式，“幻”作为寓言，21世纪现代性的政治内涵由此变得可见。 哪怕是在最保守的意义上重温“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也势必要合乎逻辑地面对高度政治性的人工智能对于“人性”并由此对于“文学”的挑战。毫不意外，《北京折叠》之后的郝景芳，推出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小说集《人心彼岸》，包含她的六个短篇小说与两篇思想评论。笔者知道这本小说集在文学界并不知名，我们往往会习惯性地称这种小说为“问题小说”，并由此取消对方的文学资格。郝景芳的小说在语言与结构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打磨，但在思考的前沿性上，比如《永生医院》中身体和身份的关系、《爱的问题》中人工智能能否理解内在情感、《人之岛》中情感与自由的关系等，都值得当代文学界思考。郝景芳的写作接续着全球赛博格文学的传统（比较而言刘慈欣的写作倒是带有鲜明的当代中国思想印记），将情感看作人类的重要特征，以此对抗正在迫近的数字化生存。这种强调情感的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将我们带到第三类文学：浪漫的文学。 第三类：浪漫的文学 笔者用浪漫的文学而不是浪漫主义文学等，是希望摆脱浪漫主义这个经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纠缠着太多历史包袱的概念。不考虑中世纪的骑士传奇的话，“浪漫”的文学兴起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和“启蒙”的文学一样，都是围绕法国大革命展开的现代性的产物。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浪漫”的文学和“启蒙”的文学都想象一个独立的“人”，但从感性与理性不同的层面展开。理性一脉最终在19世纪催生现实主义文学并在20世纪迎来现代主义的挑战，时至今日似乎我们依然在现实主义VS现代主义的框架中打转，这个框架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深有影响。长久以来，浪漫派文学乃至于浪漫主义这条脉络，在我们的语境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草蛇灰线，隐而不彰。笔者举一个从来不被重视的例子，《穆斯林的葬礼》与《平凡的世界》几乎完成于同年，也同时被彼时注重现代主义的文学场所忽视。但这两部都拥有百千万读者的长销书在今天命运不同，《平凡的世界》因各种原因已经恢复其历史地位，而《穆斯林的葬礼》依然缺乏应有的关注。 本文所列举的第一类文学和第二类文学，都拥有了各自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但第三类文学，目前还没有出现典范性的作品。笔者能想到一批优秀的青年女作家，但这也见出文学界还是比较遗憾地将“情感”有意无意理解为是“女性化”的，而没有在“理性/感性”百年战争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如果当下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当代文学中的情感濒于枯竭；那么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长久抗衡它的老对手，有必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归来。 这个脉络近年来体现在王德威先生对于“抒情传统”的倡导之中。王德威延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问题意识，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在这一视野中召唤立足于“个人”的“抒情”来对抗“史诗”的宏大叙事。同时王德威试图打通古今中西，强调现代西方所定义的个人恰是传统的“抒情”所致力化解的，并由此挖掘中国文论资源，与西方方兴未艾的“情动”（affect）理论形成勾连对话。 “抒情VS史诗”的框架尚不足以激发“情”之能量，当代文学“情”为之“动”，有必要摆脱自身的学科框定，汇入到“感性VS理性”的现代之战中。理性激进到人工智能时代，“个人”成为“系统”的“节点”，情感正在被转化为“信息”，消失在数据的洪流之中。新一代作家要有更大的气魄，以文学参与这场全人类的人性之战。这里丝毫没有退路，文学必须保卫情感，拒绝沦为一种写作技术，沦为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部门。 “感性VS理性”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回到启蒙时代的源头，如彼得·盖伊指出，狄德罗等启蒙哲人既要摆脱不合情理的理性主义，也要摆脱非理性主义。笔者非常尊重启蒙意义上的“个人”，这一维度上的“个人”依然具有抵抗意义；笔者批判的是占有性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也即现代性——尤其是在冷战后失去制衡的全球化时代以来——最终催生出的高度利益化的“理性人”。“情”之作为批判的界面，需要明确自身的问题指向。 “情”定义“个人”，但“个人”不是人性的全部，走出一步，就是“共情”。刘大先讨论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一说时认为，“共情”是“抒情”现代形态的重要面向，“共情的关键在于对他者的发现”②。从“抒情”到“共情”，当代文学由此打通学科藩篱，汇入到哲学史上“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群”的观念论战之中，获得自身的思想能量。浪漫的文学可以包容个人的文学（历史地看正是浪漫的文学孕育出文学中的“个人”这种感觉结构），并且具有整体性的归宿感（在18、19世纪这种整体性的范畴是“自然”）。如果说人工智能时代试图塑造的人性，是一种单一而又高度等级化的人性（也正是“系统”的人性），那么“共情”将与之相对，推动我们感受到自身真实的感受，并且彼此相通，真实地想象并理解他人。这高度依赖文学的作用，共情的文学将整合个体化时代的文学对于“个人”与“内在世界”的重视，重构个人情感的联结，从“情”出发，达至“共情”。 下面的例子很多同仁可能不以为然，但笔者建议不妨重温疫情时期（在本文发表时但愿已经结束）各种各样的文字和视频。不错，在一个狭义的文学性意义上，这类文本语言粗糙，结构简单，里面的普通人也谈不上多么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但请诚实地问自己，我们是否感同身受，被情感的力量打动？经历这次每个“个人”都卷入其中的集体受难，当代文学或许迎来一次“极期”。我们的情感结构中从此应该有了不一样的东西，理解到他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和“我”相关。诚如加缪在《鼠疫》结尾处写到的：“每当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直接掺和到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都能够同病相怜。”③ 从东北到宇宙，最后回到我们的情感世界。如果一定要为笔者罗列的这三种新文学寻找到一个共同点，可以说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这不是说个人不重要，内心世界不重要，语言不重要，作品的艺术性不重要，而是将这一切向更为开阔的世界打开。检讨以个人为核心的精英文学观，并不是压抑人性，反而是解放人性：从以“利己”为核心的原子化的“理性人”之中解放出来。 新的文学运行奔突，笔者限于篇幅和视野大致勾勒了其中的三种，有更多的文学探索无法涵盖其中。这三种新文学的社会基础比较一致，是崛起的青年社群，青年写作最终是匹配这一社群而言的。这个青年社群既不同于文艺小资群体（侧重内部经验），也不同于中产阶级群体（侧重艺术格调）。笔者还难以准确地概括这一群体，但就直观而言这一群体普遍地体现出平民出身、城市移民、参与社会等特征，从“码农”到白领，从医生到教师，对应于后工业社会的新工人中的知识劳工。作为新世纪以来承受巨大压力的群体，他们对“空间”这一全球化以来的阶级感比较敏感，并且内在地认识到“空间”的斗争首先依赖于个体与个体空间的贯通。在乡土文学与小资化、中产化的文学之外，这个青年社群的文学诉求，代表着我们的未来。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雷蒙·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72页。 ②刘大先：《缘情、激情与共情——抒情及其现代命运》，《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 ③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鼠疫》，郭宏安、顾方济、徐志仁译，译林出版社，2007，第25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