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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安派诗风的市井风味 明代通俗文学的全面繁荣始于万历年间，精英文人对通俗文学的青睐也是这一时期有目共睹的事实。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情形集中发生在万历至崇祯年间。其一，《金瓶梅词话》的手抄本是在精英群体中流传开的，表明了其作者与精英群体的关联度之高。其二，李贽等精英文人满怀热忱从事对《水浒传》等小说戏曲文本的评点，热衷于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些白话作品联系在一起。其三，凌濛初等精英文人用自己的真名坦然从事白话小说的写作、出版，一方面借以谋生，另一方面也隐然在从事一份事业。 公安派正是在通俗文学兴盛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诗歌流派。公安派又被称为性灵派，这是因为公安派的主张一向被概括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所说的性灵，虽然也是一种性情，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味的性情。 公安派的“不拘格套”，与其“独抒性灵”相辅相成，强调的是表达上的不避俚俗、不受羁绊。袁宏道以“去唐愈远”而自鸣得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述。盖明代诗坛的台阁、郎署和山林，相互之间虽鸿沟显然，但都承续了唐诗的传统。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是台阁作家的秘籍之一，于其雍容典雅一脉，尤多所取资。郎署主要取资于李杜一脉，尤其是杜甫。山林主要取资于王孟一脉。袁宏道倡导远离唐诗，他究竟何所取资？放在中国古典式的背景下来看，袁宏道其实是置文人诗于取法对象之外，而向古代的乐府系列寻找榜样，明代的民歌时调，正是乐府的嫡传，正是市井诗的正宗。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指斥公安派末流“鄙俚公行”，所谓鄙俚公行，说的也是市井风味在诗中大行其道，虽采用了贬抑的口吻，所指的现象则是一样的。 五、从风雅颂的传统看明代诗坛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 在风雅颂的视角下考察明代诗坛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对于古人来说也许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做法，对于今人来说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尝试。依据朱熹的讨论，大体可以确认：明代的台阁体承继的是雅颂传统，明代的郎署诗和山林诗承继的是小雅传统，明代的公安派承继的则是风诗传统。那么，从风雅颂的角度来看明代诗坛的台阁、郎署、山林和市井，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 台阁体往往被概之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评论，这并没有违背事实，但需要将台阁作家的职业写作与非职业写作以及中下层文人的写作区别对待。台阁作家的职业写作，理所当然应当雍容典雅。需要批评的是，当颂圣诗风和“富贵福泽之气”漫溢到非职业的个人写作之中，甚至成为全社会的写作风尚时，就不仅没有可取之处，而且严重污染了思想文化生态，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士风萎靡。 绵延不绝的缘情之作尤其是以男女欢爱之辞为题材的作品，可以视为国风的后裔，主要包括乐府民歌、宋词、元曲和明清传奇。之所以将公安派诗也纳入这一系列，是因为男女欢爱之辞构成了其显著内容。从作者身份来看，三袁倒是与小雅的作者相近。对于公安派诗的评价，因而有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风诗的视角，一是小雅的视角。从风诗的传统看，袁宏道以民间歌谣的风格来写诗，是应该予以赞许的，反倒是李梦阳的做法会被批评为拿腔拿调。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从小雅的视角看问题，结论也不乐观。如同中国旧诗和旧画有标准上的分歧一样，民间歌谣和文人诗也有不同的评价尺度：市井风味在民间歌谣中可以大受青睐，而在士大夫的诗中则不能见容于舆论。理由很简单：袁宏道不是“劳呻而康吟”的百姓，而是王朝的士大夫。老百姓可以“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而士大夫则必须“闵时病俗”，书写“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公安派自明末以降，一直受到主流文坛的挞伐，缘由在此。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