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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小小新冠病毒硬是把十四亿中国人都封闭在家里。微信联络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途径。我与远在美国的俞宁教授互推文章，发现彼此有共同的兴趣，即对我们成长的那段岁月念念不忘。近年，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忆往事，省净耐读，很有味道。2月26日，他在微信中提出要我写序的事，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弟之怀人散文集《最忆师恩》。不知道我兄能否拨冗为之写一篇短序。如蒙赐序，请把您的邮箱地址发给弟，奉上全稿，供兄参考。”俞宁教授虚怀下问，叫我感慰兼及。我与俞宁教授既非熟人，也非同行。他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学者，是我们这个行当中的大人物，我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我与俞宁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有过几次交往，彼此印象很好，有倾盖如故的感觉。他年长于我，一口京腔京味，没有丝毫的洋腔洋调。这与我见到的某些喝过洋水的人大不一样。他很客气，和你讨论问题，总是一本正经，非常虔诚的样子。一个认真的人提出来的要求，你就不能不认真对待。 于是，随后的日子，我便沉浸在他的文字里，他的文字也不时地唤起我的许多记忆。我们的经历多有相似之处，在北京长大，接触了一些文化人，自己好像也沾点文化边儿。他说自己小时候外号“猴三儿”，我很惊讶，现在很难把这个外号与俞宁教授联系起来。北京话里，“猴儿”有淘气的意思，估计，他小时候够淘的。这个词儿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猴精猴精的”。旧话说，老大憨，老二懒，最鬼是猴三。俞宁的聪明应该不用多说，当年考“托福”，能拿到663分；此后又在美国拼搏三十多年，最终站在大学讲坛上专门讲授英美文学。恕我孤陋寡闻，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说到外号，前面还有“俞家”二字，我便感到分量。在中国文史学界，俞宁的父亲，俞敏教授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1934年，陈寅恪先生发表《四声三问》，认为“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亦当随之输入”。这一看法，学术界认为石破天惊。半个世纪以来，赞誉之声，腾于众口。三十年前，我撰写《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对此深信不疑。我还注意到《德国所藏吐鲁番梵文文献》中与“八病”相关资料，撰写了《别求新声于异邦》，曾得到启功先生的垂顾。我是后来才读到俞敏先生长篇论文《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叹为观止。俞敏先生力排众议，根据僧律中有关禁止“外书音声”的规定，强调指出：“谁要拿这种调儿念佛经谁就是犯罪。陈先生大约不知道他一句话就让全体佛教僧侣犯了偷兰遮罪或突吉罗了。这太可怕了。”所以，他认为陈先生的说法“简直太荒谬了”。他还说：“汉人语言里本有四声，受了声明影响，从理性上认识了这个现象，并且给它起了名字，这才是事实。”这篇文章收在《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46页）第一篇，振聋发聩，叫人过目不忘。我要是早点读到，说话会留有余地。再后来，我又读到俞宁教授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我的父亲“俞师傅”》，对这位睿智、较真儿的学界前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由此也记住了俞宁这个名字。他的文字不仅细致耐读，还很有特点。譬如他记述俞敏先生、启功先生，第二人称的“他”，总是写成“怹”，留下老北平音的印记。 俞宁赴美留学前夕，曾与父亲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三十年无改父之道——父亲的约法三章》记下这个场景： 父亲沉默了几天，突然对我说：“你申请出国深造，按理说我不该阻拦你。但是有几个规矩你必须遵守，如果不能，就不要去了。”我早有心理准备，就静静地站着等下文。怹接着说：“第一，你出国学习英美文学，不管多难，念不下去了就回来，绝不能转行去学汉学。那样做等于宣布我和你启大爷（启功）教不了汉学，而那些中国话说不利落的洋人汉学家却能教你。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从来没想过这种情况。仗着年轻气盛，当场点头应允。“第二，”父亲接着说，“你不要转行学什么‘中西比较文学’。你两方面的知识都是半吊子，怎么比较？那不过是找容易出路的借口罢了。”这下说中了我的要害。我心里有应急的计划，如果英美文学实在啃不动，就换个学校读比较文学。父亲把我挤在这里，我为了得到怹的放行，只好硬着头皮承诺。于是父亲再说第三点：“你既然自己选择了英美文学，就得坚持到底，把人家的东西学深、学透。出来找不到工作，就回国。中国那么多英文系，总有你一碗饭吃。” 俞敏老先生真是目光如矩，早就看透了一些虚脱的学术。到国外学习中国文化，也成一种现象。《浦江清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1929年5月3日记述陈寅恪先生给北大史学系的毕业赠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当时群趋东洋“受国史”，后来则是下西洋“学汉学”。欧美一些著名大学东亚系的学生，多来自中国。他们毕业后也努力继续留在海外讲授汉学。我听说有华裔教授还把国人的著作用英文改写出版，浪得虚名。后有好事者把它译成汉语，才让中国学术界惊讶地发现有似曾相识之感。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 这些年，俞敏先生力劝俞宁不要轻易从事的中西比较文学，业已成为一时显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一位著名教授在美国讲授中西比较诗学。他以“鱼书雁帛”故事为例，说明中西文化差异之大，超出想象。汉乐府有这样两句诗：“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位教授根据《文选》五臣注发挥想象，说古人用鱼传书：捉到一条鱼，把鱼肚破开，把写着信的绢和布塞进去，然后把鱼放到水里，让它顺流而下，正好游到收信人住的地方，正好被那里的人捉住了，捉到的人发现这封信，就会把信交给收信人。再说“雁帛”的来历：捉来一只大雁，把写好的信捆绑的雁腿上，让它飞走。如果这只大雁正好飞到收信人的地方，正好被人打下来，这封信就可以到达收信人手中。这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说：古人传递书信确实是这样做的。据说，这样的讲座，美国人很欢迎，作者也因此获得声誉，回国后还把讲义整理出版。我真是纳了闷啦，中国的鱼儿和大雁怎么那么皮实，硬是不死，难怪洋人大开眼界。我不知道俞敏老先生是否看到这些奇谈怪论，我想他是预料到的，所以才会有上述一番叮嘱。 俞宁教授不违父命，三十年来专心攻读英美文学，不敢轻言中西比较，更不敢以汉学研究自居，最终成为一名英美文学专业的教授。不过，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发现洋水喝了多年，身上依然还保留着父辈遗传给他的文化底色，年龄越大，底色越浓，很多老人旧事常在不经意间就浮在眼前。他写李长之先生在“改造”时扫地的模样：“把扫帚抱在怀里，靠腰部的扭动带动扫帚，划出不大的一个弧，扫清不大的一片水泥地。”这让人想起《阿Q正传》中阿Q和小D打架的场景：“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兰色的虹形……”在俞宁的脑海中，这样的画面一定很多，譬如，他当学徒工时的师傅，作研究生时的老师，还有最让他念兹在兹的父亲“俞师傅”和朝夕相处的“启大爷”……他们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儿，一个动作，哪怕当初叫他难堪，很不高兴，“却话巴山夜雨时”的今天，会变成一种温馨的记忆。他说自己渐入老境，更加理解了父辈们的教诲。他们教过的知识，他们的人生经验，岁月压不住，记忆抹不去，就像江河长流，不时会翻卷出来。他想，现在已摆脱了“两方面都是‘半吊子’的尴尬境界，有了独到的心得”，是可以表而彰之，让更多的人去品味，去领悟。纪念文集中收录的《启功先生论元、白》《论诗兼论人》《吾师周公》等，就是这些记忆的片断，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上一代学者的文化风貌，也给作者回归中国传统、认真研读唐诗提供勇气和智慧。这些文字，干净平实，没有旁征博引，没有装腔作势，有的只是“老老实实地详解唐诗”。他说，这样做，有点像回头的“学术浪子”。言下之意，是千金都买不来的。 我就是在他回头的某一时刻，与他萍水相逢，结成君子之交。我学无所长，没有他那样学贯中西的渊博和漂洋过海求学讲学的经历，但成长的大环境，约略相似。从叙述中知道，他1971年初中毕业，两年以后到房管所作学徒工。我晚他三年，1974年初中毕业，本应下乡。后来北京部分中学恢复高中教育，在插队和读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唐山地震四十周年引起的回忆》也有我的记忆。1976年7月28日地震时，他参与编辑《抗震救灾快报》，刻蜡板，推油墨辊子。这些活儿，我们都干过。地震那天，我正在初中插队同学所在的那个村子体验生活，还梦想着当作家呢。地震把我困在了村里。那一年，大事连连，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伟人去世，唐山大地震，各种的惊心动魄。还没有回过神儿来，粉碎“四人帮”的喧天锣鼓，又把我们送到广阔天地，成为新一代的农民。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良，后天更不足。虽然没有经历上一代人的种种苦难，确实也虚度了许多时光。学工，学农，学军，进工厂，扛过枪，下过乡，有过欢乐，有过迷惘。恢复高考，我们终于抓住读书的机遇，拼命苦读，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当我们抬起头眺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已接近老境。俞宁教授说，他花甲之后开始尝试撰写回忆文章。这些年，这类文章特别多，立场不同，风格各异。我更喜欢汪曾祺那种学者散文风格，隽永温润。俞宁教授的文字正是我喜欢的那种，回归本色，气定神闲。他提出让我作序，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冒然承诺下来。这些天，借着疫情禁足的机会，我随着俞宁教授的笔触走进岁月的隧道，看到很多熟悉的人物，熟悉的场面，以致夜不能寐。 北京的疫情还在胶着，已看出曙光。读罢俞宁教授的《最忆师恩》，我的思绪也逐渐散淡开来。我要向俞宁教授那样，早日走出户外，沐浴新春阳光，放慢脚步，缓之而行，让生活充满诗意，让记忆画满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