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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国际国内看，世界格局的变动和社会的发展都不能缺少语言要素的参与，语言学科的研究也应顺应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有新的研究范式。2020年1月18日，“语言与国家治理”论坛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这是国内首次以“语言与国家治理”命名的论坛。围绕该论坛的召开具有何种重要意义，特别是语言与国家治理的研究状况和实践维度，近日，记者采访了此次论坛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王春辉教授，请他谈谈对“语言与国家治理”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对语言与国家治理关系的理解和看法是什么？ 王春辉：当我们说“语言与国家治理”时，这里的“语言”涵盖了语言和文字；“国家治理”则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涉及宏观、中观、微观的方方面面；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如同空气和水一样陪伴人们日常，正因为大家习以为常所以其功用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是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和具备象征性符号特征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其实语言与国家治理是如影随形、须臾不离的。 语言与国家治理至少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第一，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亦需不断提升。 第二，语言因素是助力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语言文字助力国家治理，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语言之手”中，体现在语言改革、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发展的共振中，体现在完善“一国两制”制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升全球华人文化认同中，体现在军事语言学的谋划、语言与安全的系统阐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中文教育中，体现在融媒体的创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职业技能教育的规划、智能社会的培育、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语言能力建设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等等。在国家治理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找到语言文字的身影，都可以发现语言文字的力量。 第三，国家治理对语言现象和语言发展的影响。国家治理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治理改变着现实和网络世界的社会与心理，而这正是带来语言系统结构本身（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变化的肇因，更是语言社会功能变化的根由。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可能是最先提出“语言与国家治理”话题的学者，不久前您也围绕这个问题组织过一次小范围的讨论，是什么契机推动了这个话题的研究？ 王春辉：我真不敢说是最先提出了“语言和国家治理”这一话题。事实上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将“语言”与“治理”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了，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是微观地或零星地就事论事，对于“治理”的认知还未上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对于语言治理及其在国家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的研究还是不自觉、非系统的。学者们真正自觉地从国家和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系统性探究语言问题及相关对策，是近几年才出现，准确地说，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开始的。 我个人对“语言与国家治理”这个论题的关注，应该说是由两个原因促成的：一个近因，一个远因。 所谓的近因，是2018年6月初我有幸被选入“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的背景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服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为首都建设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开展了第三期计划。“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由60人组成，30位来自北京市级、区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副）处长和30位来自首都各高校的（副）教授。培训时间1年，每月1天课程，日常工作和课程安排由北京团市委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负责。通过开展专题研讨、课题研究、学员论坛、青年公务人员与青年学者圆桌对话，举办“一把手”论坛，实施实践教学等活动，就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以及首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交流研讨。虽然一年的时间很短，上课的次数也有限，但是高端的讲课专家、多样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工作岗位、丰富的培训形式，可以说让我开阔了眼界、充实了知识结构、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当然也直接影响了我后续的学术研究方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语言与国家治理”这个论题开始正式进入我的视界，我电脑中“语言与国家治理”的文件夹也是那时建起来的。您提到的“一次小范围的讨论”应该是指的2020年1月18日由我召集的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语言与国家治理论坛”。这个论坛的起因也还是“北京市国家治理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期）”。培养计划（第三期）的毕业典礼是在2019年11月24日。毕业之后，我就在想能否邀请当时班里的同学一起从“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视角召开一次务虚研讨，头脑风暴一下。因为没有先例，我个人组织论坛会的经验也有限，所以最后就把范围限制在了我们第一组的学员（当时培养计划班的60人被分为了5组，我在第一组）。然后就跟组长和其他组员们沟通，大家响应很积极。论坛当天，我们组在京的都参加了，此外还邀请了北京市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社会治理》杂志社的相关领导和负责人莅临论坛。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气氛热烈、论题多样、观点纷呈，原定2个小时的论坛，最后开了近3个半小时，效果非常好。将“语言”放入“国家治理”的大背景，将相关论题、论点进行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多方位、多层面的探讨和交流，正是我们举办论坛的“初心”。这个论坛应该是国内首次以“语言与国家治理”命名的论坛，我们也希望这个论坛能一直做下去。 所谓的远因，就说得简单一点。远因肇始于2013年底2014年初那段时间。2013年3月，我被单位派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负责克鲁斯汀校区的中文教学和文化交流工作。文化震荡和观念碰撞在2013年底达到了顶峰，2014年1月参加美国语言学会90周年年会则提供了契机，使我从语言本体研究转向了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广泛阅读各个学科、各种类型的书籍，改造、提升自身知识结构，以“语言之眼”来探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学术探索），并希望用所学为社会发展提供哪怕是一点点的实际效用（实践应用）。后来的“城镇化与语言”“世界语言格局”“语言与贫困/语言扶贫”“中文国际传播”等研究，就都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直到最近的“应急语言问题”“语言与国家治理”。 关于这个话题，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在我学术转向的远因和培养计划的近因背后，李宇明教授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我200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问学，李老师是我的导师。博士论文做的是本体研究，一直持续到2014年初的转向。但李老师至少从2000年进入教育部语信司开始就专注于语言政策与规划了，所以当2014年初我转向时，正应了那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从2014年初我较为系统地阅读了李老师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方面的著述，一直到现在，每每有点滴想法或思考，我都习惯请他指点，聆听他的教诲。李老师的一些思想和观念，比如“学问做在水头浪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学术需要问题驱动”“国家选择那些选择了国家的人”等等，不仅给了我方法论上的启发，而且让我渐渐累积起了一种脚踏祖国大地、着眼中国国情、发现并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真问题的学术思维和研究精神。这种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显然极大地影响了我学术旨趣的定位和研究论题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具体的语言学科出发，语言因素助力国家治理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春辉：我想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简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语言因素助力国家治理的正向政治效应，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比如：（1）语言因素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先生说：“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语言是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多民族国家都在以各种方式推动语言的一体化、大众化和国际化，并期待其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发挥正向作用；（2）语言因素有助于国家统一。正如赵鼎新先生所说，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虽然是帝国儒教为精英文化的统一提供了基础，但为这种文化的传布和绵延提供物质基础条件的却是表意性的汉语文字。正因为如此，中国成为古代世界中唯一一个能够借助非常有限的基础性硬件就得以将广土众民抟成一体并绵延悠久的国家。（3）语言因素能产生语言民族主义的正能量。语言民族主义思想起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以语言为手段、凝聚和强化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 语言因素助力经济层面，同样体现在多维度的现实效果上。语言对经济及其治理的影响体现在宏观到微观的各个方面，比如：（1）著名的“费舍曼—普尔假说”，即认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种逆相关，而语言统一与经济发展则是正相关。（2）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统一的语言文字有利于降低学习的成本，激励人力资本提升，推动经济增长。（3）我曾将语言对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称为经济背后的“语言之手”。这只“语言之手”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作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外，其它还包括：语言距离在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国际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主要语言与经济体规模呈现规则性对应；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语言异质性会成为技术扩散、劳动力流动等的阻力；作为一个常规研究领域，语言能力对于家庭/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影响明显；此外，在后殖民国家的发展中，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也都展示出了“语言之手”的作用。 语言对社会发展诸方面进一步发挥着功用。比如从白话文运动助力社会转型、简化汉字助力社会扫盲、汉语拼音方案帮助教学和社会应用，到普通话推广方便全国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助力依法治国实践、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传承中华文化支撑文化自信，再到语言文字学习是教育的基础、语言教学为国家培育国内与跨文化交际人才，再到推普助力脱贫攻坚、语言应急体系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贡献力量、国际移民管理中的语言因素、国家安全中的语言力量，语言在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都在发挥着它的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2017年出版的著作《语言与社会的界面：宏观与微观》中，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探究了语言和社会的一些话题，这是否也属于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讨论范畴？ 王春辉：《语言与社会的界面：宏观与微观》是一本论文集，汇集了我2004年到2017年之间的探讨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文章。这其中，可以说除了“第二部分 微观篇”之外，其他三部分都或多或少与“语言与国家治理”这一论题相关。比如，《当代世界的语言格局》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个层面勾勒出了一幅当代世界语言的状态与秩序地图，并首次提出了“语言全球治理”这一理念；《因特网上的语言多样性问题》考察了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世界语言多样性在因特网上有怎样的表现，虚拟空间的语言治理有哪些机遇与挑战。不论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视角，还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视角，城市化都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进程的社会语言学思考》《城市化移民诸变量的社会语言学分析》《在华国际移民的相关语言问题》诸文就从语言的视角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进行了几个层面的解读。 此外，“观约谈”的系列文章虽然短小，但是每一篇都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的思考。比如《“大历史”中的“大语言”？》《中国语言学之问》等就是着眼于语言学科治理问题；《“瓜达尔、吉布提、皇京”三港的语言环境》《巴拿马的语言状况》等则是从地缘政治视角的切入。一直到论文集出版之后“观约谈”的系列文章，这种特征就更加明显了。比如《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语言学效应》《非洲的语言学意义》《中国意义——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作》《用语言创造传播正能量》《“中文情”背后的历史进程》等就是用当时发生的重大社会或历史事件为背景进行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网：现在和未来语言学界是否有相关的项目和研究正在或者即将展开？大致是什么方向的呢？ 王春辉：目前就我所知，自觉的又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从“语言与国家治理”视角来分析问题的学者还不是太多，比如有李宇明、文秋芳、赵世举、徐大明、张日培、郭龙生、沈骑、王辉等几位教授。当然，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很可能有一些学者已经在系统思考和研究了，但是我并不知道。目前，我们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语言国情”专栏组织了一期“语言与国家治理”专题，有徐大明、沈骑和我的3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城市语言治理和语言文明建设、全球治理视域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语言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体系建构等话题。我想，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学者和期刊,加入到此专题的研究中。 跟之前的“语言管理”“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研究范式相比，“语言治理”“语言与国家治理”不仅仅是在文字上的替换，更重要的是研究视角、研究目标、知识结构等的转变。“语言与国家治理”的研究需要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号准历史脉搏、把握发展大势、更新知识结构、构建复杂性的系统视角等基础上来思考语言问题、分析语言问题、解决语言问题。 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可以说是处处皆学问、处处有课题。因为世界局势瞬息万变，国家与社会变动不居，新的挑战或机遇不断出现，语言与国家治理的论题也需要顺应形势发展，进行动态开放地调整和应对。比如当前疫情下的语言应急问题；历史大变局下的国际中文教育问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问题；语言治理体系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完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语言治理和语言文明建设问题；智慧化城市建设中的语言助力城市治理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语言治理话题；国家统一进程下的语言文字论题；“两个共同体”建构中语言助力国家和全球治理论题，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网：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大背景，我们该如何认知语言在此次防控实践过程中体现出的应急管理效能。 王春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了热搜词，也使得学界开始沉心思考本领域研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对于语言学界来说，虽然一直有学者呼吁要重视应急语言研究，虽然2016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印发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已明确提出“建立应急和特定领域专业语言人才的招募储备机制，为大型国际活动和灾害救援等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应急和援助服务能力”，但是，政府和学界真正提升了认知、付诸了行动，却是由此次疫情直接促发的。 2020年2月10日，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指导下，经李宇明教授倡议、运作，来自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的50余位人士共同组成了“战疫语言服务团”。他们日夜奋战，在几天的时间内就研制出了涵盖湖北9个地市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并以微信版、网络版、迷你视频版、融媒体口袋书、即时翻译软件、全天候在线方言服务系统、抖音版等载体形式，为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及相关群体提供多维度的语言服务。 后来当疫情蔓延至全球，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中心又开发出了涵盖40个语种的《疫情防控外语通》，在服务来华在华留学生和外籍人士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帮助；在李宇明教授和汲传波教授召集下，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发出了《疫情防控“简明汉语”》。这些成果都发挥了很好的实际作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战疫语言服务团”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人士组成的各类语言翻译志愿团，他们或者帮助翻译相关材料、或者在防控一线帮助外籍人士、或者在线解答相关疑难。除了这些助力疫情防控的实践，语言学界也掀起了一股“语言应急研究”的热潮：《语言战略研究》《中国语言战略》《语言文字应用》《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等专业杂志纷纷设立“语言应急专题”；《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语言文字报》等媒体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语言战略研究”“语言资源高精尖中心”“语言服务40人论坛”等微信公众号相继推出了语言应急的相关推文或笔谈。 2019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强调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于2020年2月14日召开了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在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一系列的语言问题，都需要专业的语言学者和语言应急体系来助力。医患沟通、疾病命名、多语言信息发布、语言翻译服务、宣传用语、新闻语言、谣言防控、舆情引导等语言问题，关涉到抗疫救灾的方方面面，对抗疫救灾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影响。 通过此次战疫实践和理论思考，目前有几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1）中国应急语言服务团的建设；（2）中国语言应急机制建设；（3）应急语言服务学术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