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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东成交，读黄老的诗以及他的诗观，我们总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他的血总是热的。诚如他在《地底的熔岩》中自写：“我的心，/永不会冷固。/我的信念，/永不会冰结，/我的思想，/在奔蹿……//我是地火，/对地球的向心力，/使生命在热烈中繁衍。”“血热”是一个诗人最神圣的素质，是诗人想象力与感发力永不衰竭的原动力，也是诗性梦幻与精神图景的发生源。黄东成虽已是耄耋老人，从事诗歌创作亦逾70年，他却精神依旧，诗兴依旧，诗观依旧。新版的三卷本《黄东成文集》精选了诗人近十几年来的新诗、散文随笔与文艺杂谈，从其遴选与编排上，也可鲜明读出诗人的诗性与思想“在奔蹿”的现状。 黄东成的诗均具有鲜明时代印记，或者说，他是自觉地将自己的诗应和时代节律而汇成时代旋律的。读其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的“在场”意识特别强，或者说，他有着特强的现实存在感，他非常强调诗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合适站位，因此，他的诗文首先表现的是自己与时代精神以及民族经验所发生的关联。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人的使命与职责，即在于如何承担与解释这种自我与时代的关联。新诗的现实主义应该体现在现代性上，体现在精神价值上，表现出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与憧憬。这也是我读黄东成诗歌的总体感觉。他的《谒李白墓》是一首百行长诗，其中第五节写道：“你黄土覆盖的墓顶，/长满蓬蓬艾草，/据说唯你墓上的艾草可以入药。/凭着你的仙气，/能够医治顽症，/治软骨病，/治僵化病，/治灵魂霉变病，/治恶性西化病……/我虔敬地摘一株艾草走出墓地，/我要用它治疗我的诗情，现代新诗必须扎根民族基地。/我不是酒徒不会酩酊醉倒，/我要向你报告，/‘长醉不愿醒’的时代已经过去。/我的心比你醉时更清醒，/磊落坦荡，刚直不阿，/才是我心中敬仰的你。”面对新诗与诗坛的种种问题，黄东成痛心疾首、悲慨万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轻率地否定我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及90年新诗传统”的“伪现代派”诗人。黄东成不仅是老诗人、老编辑，还是为捍卫诗歌尊严而战的斗士。他有着极其强烈的参与现实的意愿与行为，四处奔走、组织文章、运筹刊物，他大声疾呼：“现代新诗必须扎根民族基地。” 新诗的出路在于向传统学习，这是黄东成的坚定主张。新诗应该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神圣器皿，不是心灵的垃圾，也不是倾吐心灵垃圾的容器。面对当下一些诗人大搞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实验，黄东成却一贯坚持：“诗还是应该让人看懂的。诗歌如果不能将读者的心灵撼动，便不能称其为诗了。诗不是语无伦次的呓语，不是巫术，不是箴言，纵然描写梦境，诗人却必须格外清醒。”“让人一览无余的诗，并不一定是好诗，下决心让人不懂的诗，必定不是好诗。” 在黄东成的专访《漫议当前诗坛冷热》中，他答记者问说：“必须纯净诗风，新诗只有走向人民，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热起来。” 黄东成还非常关心诗体建设，为中国新诗建立规范或诗体而鼓呼。我欣同其论，诗要有点诗的模样，诗就是诗，而不是其他。黄东成非常推崇沙白，极其欣赏沙白的《水乡行》，几次打电话要我搞点沙白研究，探索新诗的形式特征。我是黄东成的诗徒，20世纪80年代就在其主持的《雨花》上发表诗歌，这么多年来，我虽已转向唐诗研究，却没有与黄老渐行渐远，而是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显然，这是由于他的诗性人格与魅力。 我一直以为，诗人应该是回到生命的本真的人，进入澄明之境而童心灿然的人，还是那种精心呵护众生良知和尊严的人，诗人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负有救赎和塑造人类灵魂的重大使命的，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诗歌精神品级，强化诗性精神而培育博大情怀与高贵心灵。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精神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伟大的事情来。”黄东成是不是已经做出了伟大的事情，我不敢定论，但是，我敢说，他必定是一个“受到献身精神所鼓舞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