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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柔敦厚”与“美刺” 朱熹用“温柔敦厚”表达他关于人的性情的理想，强调其“优柔”的一面，又将其与“仁”“圣人气象”相联系，反对刚猛直切。这样哲学阐释的结果，就是将“温柔敦厚”与“讥刺”直接对立起来。在朱熹这里，无论“讥刺”还是“美刺”都与“温柔敦厚”的旨意大异其趣。这一点在他对《毛诗序》的批评中表现尤为突出：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32］ 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性情之自然，而又拘 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 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之意。而一不得志， 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 教。［33］ 若如序者之言，则偏狭之甚，无复温柔敦厚之意。［34］ 在朱熹看来，“讥刺”过多自然就是不温厚的，稍有不得志就扼腕切齿，冷语讥刺，就更“轻躁险薄”，离“温柔敦厚”甚远。很显然，朱熹之所以反对“讥刺”或“美刺”，首先是因为他将“刺”与人之温厚性情和宽和的涵养密切相连。朱熹认为“讥刺”的风格与宽厚平和的性情、优柔不迫的风度或气象背道而驰，“温醇”之诗人不必如此作诗。“若人家有隐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 ［35］ 正因为朱熹把“刺”与人的性情修养相联系，因此在他这里，无论是“美刺”还是“讥刺”都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人格、品性、修养、涵养的问题。因此，他极力推崇“温柔敦厚”，反对各种形式的“美刺”或“讥刺”。朱熹的这一态度影响巨大，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他直接中断了发生于秦汉时期的以诗“讽谏”的传统。 “用诗规谏，舜时已然。”［36］以《诗》“刺”上、陈《诗》讽谏本是秦汉时期的文化传统。因此，《诗经》中的一些怨诗，如《巷伯》《四月》，“都是自述苦情，欲因歌唱以当于在上位的人”［37］。这一理念在汉代获得很大发展，班固《汉书·礼乐志》中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孔安国注《论语·阳货》“可以怨”句为：“怨，刺上政。”［38］郑玄《诗谱序》中有“众国纷然，刺怨相寻”［39］句，孔颖达认同上述观点，在《毛诗正义》中疏《诗谱序》“怨刺相寻”句曰“怨亦刺之类，故连言之”［40］，又在《诗经·击鼓》序下进一步阐释说：“怨与刺皆自下怨上之辞，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责其愆咎，大同小异耳。古论语注云怨谓刺上政，谱云刺怨相寻是也。”［41］孔颖达关于“怨与刺皆自下怨上之辞”的说法也是着眼于讽谏的目的。不仅如此，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还分别引《内则》《春秋说题辞》《诗纬·含神务》关于诗的解释，总结说：“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 ［42］可以看到，汉唐时期论诗，并非从诗的本体出发，而是从诗的政教功能出发，从其政治、社会或伦理价值的角度对诗进行界定，这样就将诗与“谏上”“讥过”联系在一起。 在汉唐时期的思想传统中，不仅“讥刺”是诗歌的重要功能和责任，而且“温柔敦厚”与“美刺”是兼容的。关于儒家诗教以及“美刺”的相关要求，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有相对完整的解释：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 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 教民也。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43］ 从上述文字看，孔颖达认为“六经”的主要功能就是教民以化，而《诗》的美刺、讽喻都具有教化民众的功能。而且这些美刺之诗和言辞与“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民众教化目标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在孔颖达这里，“温柔敦厚”与“美刺”不仅相互兼容，而且与源自孔子的“诗可以观”以及源自先秦时期的以《诗》“刺”上、“谏”上的传统相一致。这样，虽然在儒家诗教传统中，诗既要担负美刺、讽喻以教化天下齐民心，又要兴寄婉曲不直谏，这是一项极为不容易的事情，但美刺毕竟是诗的一项重要功用，是责任也是义务。 简言之，在汉唐时期，诗的“美刺”功能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相互兼容的。因而像朱熹这样把“刺”与“温柔敦厚”直接相对立的做法颇值得注意。不过，“温柔敦厚”与“美刺”不相兼容的思想实际上并非始于朱熹，而是宋代理学家的整体观念。前述杨时批评苏轼“讥刺太过”，江西诗派黄庭坚反对“强谏争于廷，怨仇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44］的做法，认为这“失诗之旨”。北宋后期的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强调“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又指出“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45］？ 很显然，朱熹将“美刺”与“温柔敦厚”相对立的思想与宋代理学反对讥刺的思想一脉相承。不过总体上看，上述都属于比较宽泛的儒家诗教阐释，并非针对“温柔敦厚”而论。朱熹则在杨时之后，明确将二者相区分。虽然他在理论上强调“温柔敦厚”中包含着忧患意识、家国责任和士人担当，但在日常实践中，并不支持用讥刺的形式践行上述责任。这一阐释路径被后世儒者继承，“温柔敦厚”偏于“柔婉”的一面被突出，而坚毅、博容的内涵被忽略，传统诗教的内涵及精神境界也日益萎缩。这一状况直到明末清初陈子龙、黄宗羲、王夫之等“拓展派”阐释出现才有所改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