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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柔敦厚”与“仁” “宋明儒者论诗，肇其始即离不开对道与文、道德和审美境界的关系问题，也离不开外在社会规范与内在个体精神超越的统一性问题的讨论。”［23］朱熹对“温柔敦厚”所进行的哲学阐释，也明显地呈现出与“道德和审美境界”相关、“外在社会规范与内在个体精神超越的统一”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朱熹把“温柔敦厚”与“圣贤气象”相关联，还表现在他将“温柔敦厚”与“仁”相联系进行阐释的过程中。 朱熹认为“温柔敦厚”是“仁”最基本的特质。这一点在他对《中庸》的阐释中有直接表述。《中庸》中有“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的表述，朱熹《中庸章句》释此句为：“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耳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知之德。”［24］ 这里，朱熹将《中庸》中的“宽裕温柔足以有容”直接与“仁”德相对应，至于原因，朱熹也做了相应的回答。 朱熹认为，“仁”是个体自我修养“生发”的根本：“仁是个生的意思，如四时之有春。”［25］那么“仁者”的特质是什么呢？朱熹认为就是“温厚”，所谓“仁者自温厚”，因为只有“温厚”才可以包容万象，生发万物，不温厚、偏狭的性情难以“容”，更难以实践“仁”。他用四时作比阐释自己对于仁者必“温厚”的看法：“四时之气，温良寒热，凉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26］换句话说，“仁”就如同“春天”，二者都具有“温厚宽裕”的性质，可以生发其他万事万物，比如孝、义、智等，因此他明确提出：“今学者须是先自讲明得一个仁，□□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须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27］ 上述朱熹关于“仁”与“温厚”之论，通篇以“春”作比，着重强调二者具有“生发”他物的特质。具体来说，就是“仁”和“温厚”，都是既“柔”且“容”的，因而能够生长天地万物。这自然是从纯粹理学体系而言的，落实到现实实践中，所谓“柔”与“容”兼备就是既包含家国责任、忧患意识，又优柔不迫。［28］同时，能生发万物的事物必元气充盈、坚毅不息，因而“仁”与“温厚”又拥有第二个共同的特质：既优柔又坚毅。在朱熹看来，既然以“与日月天地同流”为目标，就必须有进取之心，“人之学不进，只是不勇”［29］，但同时又要去其“英锐之气”，也就是于高明之上且充之以博厚与宽阔，以归于平易。 通过把“温柔敦厚”与“仁”直接相联系，相较于汉唐时代的阐释和运用，朱熹对于“温柔敦厚”的阐释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他第一次明确而集中地讨论了“温厚”与“仁”的关系，赋予“温柔敦厚”博大丰富的内蕴，为作为人物品评标准的“温柔敦厚”提供了明确的内容要求。汉代提出“温柔敦厚”的概念，汉唐时期基本被当成人物品性的评价标准。到了宋代，北宋理学家杨时、张载、游酢在品论诗文、人物品性时偶尔用到“温柔敦厚”，但多是以结论的形式出现，至于何为“温柔敦厚”的品性并未有明确规定。把“温柔敦厚”与“仁”相联系，就是明确了“温柔敦厚”的人之品性的性质或内容，即“柔”“容”“仁”兼具。 第二，从阐释史角度说，“温柔敦厚”的内涵因为朱熹的阐释获得了更深广的内蕴。对于“温柔敦厚”的内涵，孔颖达的阐释影响巨大。不过他的阐释有一个偏颇（至少客观上造成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就是过于强调外在表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样的阐释显然侧重“表现”，是外在的、形式的阐释，使得“温柔敦厚”缺乏内容、内涵上的支撑。这也是后来保守儒者拘泥于形式、对其理解日渐迂阔的原因。朱熹则赋予“温柔敦厚”宏阔的内容基础。因为“仁”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处于本体论的地位，“宋明理学把‘义务’、‘绝对命令’明确建筑在某种具有社会情感内容的‘仁’或‘恻隐之心’上”［30］，同时又认为“仁”和“恻隐之心”具有类似推动“整个感性自然的生长发展”的那种性质和力量。与孔颖达的阐释相比，朱熹把“温柔敦厚”与“仁”相联系的哲学阐释，既是对儒家为何重视“温柔敦厚”诗教进行了哲学回答，又提高了“温柔敦厚”在宋代理学中的地位。 第三，朱熹对“温柔敦厚”的阐释为重新审视当代学界关于该范畴的相关争议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温柔敦厚”的诗教，20世纪以来的学界研究成果很多，但争议也不少。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关于“温柔敦厚”内涵和性质的理解。关于该范畴的内涵，有观点认为主要指文辞，也有观点认为主要指内容，还有观点认为主要指人的品性。从朱熹的上述阐释可以见出，这三个方面是兼备的，而且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上述阐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纠正现代学界对于“温柔敦厚”的批判提供论据。在20世纪学术史上，“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到广泛的批判。闻一多、鲁迅都曾经言辞激烈地批判传统诗教迂腐、杀人［31］。实际上，朱熹继承了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对于“仁义礼智”的思想，强调养浩然之气和圣贤气象，并把相关内涵赋予到“温柔敦厚”中，从而使得“温柔敦厚”成为一个内涵博大兼具责任担当与优柔不迫的范畴。当然，朱熹的阐释虽然理论缜密，但受传统礼教的束缚，“仁”“义理”等具有先天的理论局限性。在元明清时期的诗学、哲学阐释中，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发挥其中宏阔大气的部分，反而将拘谨、虚伪、怯懦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当代学者对“温柔敦厚”的批判也正集中于这些部分，或者说，当代学者所批判的是“保守的温柔敦厚”，而实际上“温柔敦厚”中原本既内含着宏阔的境界和厚重的责任、担当意识，又包含着优柔不迫的圣贤气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