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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新世纪以来，沈从文新中国时期思想情感与写作的变化，依然为学者所关注。钱理群2009年的《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见《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一文，总结了沈从文与新中国意识形态契合的三个要点：“新爱国主义”思想、“新人民观”和“新唯物论”。本文在钱先生有关沈从文“新人民观”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主要依托沈从文书信来结构传记，受张著启发，本文亦以沈氏书信为主要材料着重从“内部”研究沈从文。沈从文土改书信收于《沈从文全集》第19卷，本论文中沈从文的个人见解如引自该卷，皆为书信，不单独标注日期。 ［2］［12］［15］［16］［17］［18］［21］［22］［23］［24］［25］［26］［28］［29］［30］［34］［35］［36］［38］［40］［41］［42］［45］［46］［4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78页，第186页，第310页，第313页，第310页，第310页，第179页，第180页，第330页，第220页，第266页，第268页，第172页，第172页，第246—247页，第179页，第183页，第345页，第176页，第200页，第171页，第186页，第223页，第296页，第31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4］［14］沈从文：《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302页，第302页，第311页。 ［5］沈从文：《人与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13—14页。 ［6］［7］沈从文：《巧秀与冬生》，《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1期，第113页，第113—114页。 ［8］［9］［11］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在这篇文章中，秦晖将20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研究模式概括为“乡土社会和谐论”和“租佃关系决定论”两种。民国时期，“乡土社会和谐论”以乡村建设派为代表。乡建代表人物梁漱溟就认为中国农村“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也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之所掩”。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4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章第一条，第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3］沈从文参看的资料中，有关川南地主和农民租佃关系，提到租佃名目和内容的，有三个文件比较具体：一，195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二，林采著《川南田租剥削概述》；三，内江地区土改学习资料《川南租佃》。 ［19］邓以蛰：《国画鲁言》，《邓以蛰全集》，第110—11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另外在《沈从文全集》中收有一封《给一论文作者》的信，信的开篇就将邓以蛰和余绍宋、黄宾虹、张伯驹等人并列为“有眼睛”的“见好画不少”的“论画专家”，可见沈从文了解并敬佩邓以蛰。参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1页。 ［20］当然如果“较真”，也可以说沈从文从前的小说不是无立场而是立场暧昧，甚至如郭沫若所说是“反动”的。 ［27］沈从文在川南土改行的书信中明确提到的山水画家是夏圭和石涛。不过他对中国古代画家的了解远不止于这两位。从他1947年的那封书信中，我们了解到他对中国山水画历史脉络是极为熟悉的。信中提到王维的《辋川图》（已亡佚），以及仍存于故宫的唐卢鸿的《草堂图》，指王卢同属“隐逸画人”。参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第461页。 ［31］小川环树：《风与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周先民译，第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2］［33］格雷厄姆·罗布：《探索法国》，王梦达译，第17页，第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7］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杨丽等译，第12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39］参见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这个判断是在回应李斌对沈从文的批评。李斌认为沈从文的土改行始终是取静默旁观者的姿态，无法融入当地具体斗争中，“是参观土改，而不是参加土改”。（李斌：《沈从文的土改书写与思想改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姜涛在肯定李斌对沈从文批评的“深透”之后，婉转地为沈从文做了一点辩护，认为“居高临下的长时段视角，也不只是超然静观的视角，而显现为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贯通”。姜涛的观点与本文比较接近。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强调：“希望在主体内部扬弃个我与历史的差异，在个人生命史的纵深中去把握时代变化，整合复杂多方的生命及历史经验，这多少还是一种知识分子浪漫的主体幻觉。” ［43］［44］贺麟：《参加土地改革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载《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第2页，第6页，光明日报社1951年版。 ［48］在沈从文1950年5月给某记者写的答复中，也有几乎同样的表达：“国家真正的新生，是由万千沉默无言的工作者，充满虔敬和热忱，无私而忘我，从不断学习修正错误，并把点点好处扩大，各在异途同归意义上，完成工作任务的。”这个“答复”被他抄录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前所写的“总结·思想部分”，足见他对“沉默”“工作”的重视。见《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22页。 ［49］具体情况可参看沈从文1952年8月18日的信件《致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53页。沈从文一开始把《老同志》寄给一份报纸，被搁了4个月后退回。稿子被退回后再寄给丁玲，“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参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95页。 ［50］沈从文：《老同志》，《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77—478页。 ［51］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期。 ［52］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22页。 ［53］［56］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第61页，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4］［55］马克思：《1861—63年经济学手稿 笔记本III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3—214页，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7］沈从文：《老同志》，《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68—469页。 ［58］钱理群：《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岁月沧桑》，第21页，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 ［59］关于新中国的劳动理论，蔡翔和黄子平都有过十分深入的讨论。蔡翔侧重“劳动”观念在新中国尊严政治方面的意义，黄子平提到劳动具有“惩戒”的意味，二者都将“劳动”意涵带入更为复杂而立体的历史情境中。本文讨论的劳动意涵，相对更偏于尊严政治方面。 ［60］沈从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45页。 ［61］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22—23页。 ［62］张新颖总结过沈从文建国初期的精神转变：“沈从文确曾抱着把‘单独’的生命融合到‘一个群’中的意愿；但最终，‘单独’的生命投向了‘有情’的传统——他没有明确说。”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第84页。但笔者阅读氏沈书信之后，更重视沈 从文融入“群”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