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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写作的探索与挫折 假如沈从文的在地观察体验所累积起来的心理经验和事实经验能顺利转化成他写作的心理能量和素材，那么六万八万字的小说的确是可期的。可是，他只留下了这13万字的书信，和“未完成”的小说《中队部》。《中队部》既没有使用“封建剥削”的理论框架来作“意在笔先”之“意”，而且小说也不是故事性的。这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写得相对“简陋”，终篇多是快节奏的“交代”，夹杂显得突兀的“工作进展报告”；全篇模拟“对话”，而且是单向的“由低向高”——“中队部”向“领导”的汇报性对话。小说叙述多，而描写和褒贬都较少，可说是一种比较拘谨的“现实主义”。沈从文严格再现他所身处的土改情境：首先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言自明的“等级”，其次，是“中队部”所处理的土改中“家事债务生产情况”的那种“单调”“平淡”。“单调”“平淡”既是土改实情，也与沈从文对川南人的观察了解有关。在沈从文眼里，川南人和他所熟知的楚地人民之间有着个性和才具上的令人遗憾的区别。楚人多少都具有着“抒情”的性格特点，与现实的柴米油盐工商政军有着明显的距离，发达的是他们多幻想的脑子和把热情付诸行动的身子；而川南人民却实在得多，生活里“缺少一种抒情气氛”，“这里没有歌”，反而培育了“过分发达”的“语言的能力”，即“词辩能力”。沈从文似乎对这种语言能力并无好感，他认为川人“虽会说话却不会说趣话”，四川袍哥“吃茶摆龙门阵，也少架空处，必然和家事债务生产情况有关连”，“才生动熟习”。少幻想，是此地乡村文化成熟（“务实”）之处。作为喜爱“务虚”的小说家，沈从文在川南就曾灰心地断言，如实描绘川人写出的作品“想见出点奇光异彩，怕就比较难”，“极少见博大些东西，或新鲜些东西”［45］。这或许才是沈从文写作“失败”的更为内在的“文学性”原因。就是说，作为富于浪漫色彩的异乡人，要融入川南这样“务实”的精神系统中是“困难得多，而且缺少共通性”。 作为“土改书写”初步尝试的《中队部》失败了。但小说的副标题是“川南土改杂记之一”，我们可以期待他会继续写出“之二”或“之三”来“讲故事”，描写他最为关心的青年农干、教员的风采，向《李家庄的变迁》看齐，或者说与赵树理较劲角力，写出“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的作品［46］。甚至于期待他兑现“忠忠实实来叙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多数和少数人事变迁及斗争发展”，“将现代史一部分重现到文字中”［47］的诺言。这都是有可能的。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沈从文写作热情被最终遏制，主要不是因为《中队部》的写作状况，而是由于小说《老同志》的退稿。 在土改行之前，沈从文已开始短篇小说《老同志》的创作，在川南改到第七稿，这篇小说从题材上说与土改无关，可是从“如游离却融洽”的“倾心融入”角度而言，却是沈从文的一次重要努力。较之《中队部》，《老同志》用力较多的是人物刻画。这篇小说与沈从文其时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接近的，他在四川普通农民特别是青年农干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富于“主动精神”的主人翁意识，在“老同志”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主人公“老同志”既没有多少文化，也不善于言谈，“手足贴近土地辛苦勤劳五十年，性情成了定型，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沉沉默默，只做事，少说话”是沈从文最为赞赏的人格类型［48］，他赞美老同志“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说甚至写道，老同志、另一个劳模、高尔基和鲁迅这四个人的画像与马恩列斯四大领袖画像并列，“当作人民功臣”挂在饭厅两边墙上。在这个评价体系里，“老同志”是可以和“领袖”人物平起平坐的。然而《老同志》却没有发表的机会，甚至他直接寄给丁玲，也没有得到推荐［49］。《老同志》投稿的失败打击了沈从文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美学”，那种“沉默而工作”的美学。他意识到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这样“平凡”的人是不会被接纳为“英雄”的。因此，他只能到其他领域为他最尊崇的“沉默而工作”的劳动人民写心。 四 “劳动”与“历史” 《老同志》结尾处的一段话，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于“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认识： 马克思列宁一生关心注意的，讴歌赞美的，对之抱着深刻信任和希望的，特别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认识得极深刻，理解得极透彻，而在一个崭新的光荣伟大时代中，为了完成中国历史任务，要求于万万人民对于劳动热情的新道德品质，老同志所保有的，恰是一个全份。这种优秀的伟大的劳动道德品质，在阶级社会里，历来都被统治阶级所忽视轻视，由压迫剥削转成为奴隶屈辱和永久苦难。虽创造了历史文化，可从不曾在历史文化中得到应有位置。现在觉醒了，明白的意识到自己作了主人，而且和万万人民来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既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老同志虽不识字，可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深信这个道理。因此话虽说得极少，事情总做得极多……中国能够站起来……就是因为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平凡单调艰难烦琐工作中……都有和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50］ 由此大致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中国革命意义上的“劳动”观念理解的重点，一是“劳动”的尊严政治的含义，二是平凡劳动者乃历史的创造者。 从尊严和道德的意义上为“劳动”赋予意义，这一思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很可能是蔡元培的劳工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蔡元培对“劳工”的定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考察“无产阶级”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还是有区别的。1918年蔡元培在演讲中高度肯定劳工，其“劳工”概念是宽泛的：“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51］沈从文基本上承接的是蔡元培这种宽泛的劳工概念，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算在内。所以在1950年他会把“工农兵”和“科学家”视作同样的“虔敬和热忱”“无私而忘我”的“万千沉默无言的工作者”，他们都从事着“沉闷单调辛苦困难”［52］的劳作。如此抬高“劳工”的价值，其实蕴涵着一定的矛盾。劳动，从古至今无分中外，常被视为低贱的。中国古代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而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劳动也始终是处于被蔑视的位置。亚理斯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这意味着人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而参与公共事务又是追求自由的重要表现。正如阿伦特所言，希腊城邦时代“对劳动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须性而追求自由的强烈渴望”［53］。从政治参与度而言，“其主要兴趣在于技艺而不在于广场”的奴隶和匠人，虽然他们的劳动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所需，也帮助自由人解决了生存所需，但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不具有“人”的政治属性，因而是非人的。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状态，与古希腊奴隶是相似的。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剩余劳动为那些“不劳动的人”提供了两样东西，一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二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54］，因而“剩余劳动”“是除劳动阶级以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55］。而整个工人阶级却由于繁重劳动而不可能有“自由时间”发展个人的精神空间。阿伦特认为，正是延续着这种“劳动是非人”的思路 ，马克思才提出“革命的任务”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56］。从精神生活（包括政治参与）这个角度讲，劳动是被动的，桎梏人的。 而沈从文所写的这位“老同志”，他的劳动是否有“低贱”的特征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老同志”是华北革命大学的炊事员，“主要工作是管大灶水火”，说白了，就是厨房里的伙夫。但他“其实整天心手两不闲”： 饭上桌子时，端盆拿碗照例一大阵子忙。过后，不是赶紧蹲到炉灶边看火添煤，就得守在热气腾腾大缸开水边等待洗碗。天气那么热，任务来时，两只大手就不断在那缸滚热开水中捞来捞去。一顿饭得洗大小碗盆四百件，过水八百回，三顿饭统共二千四百次左右，不是件简单容易事。工作中圆润额角不免满是大颗大粒汗水。［57］ “老同志”从事的确实是重复单调，技术含量有限而体力消耗巨大的较原始的劳动。由于劳动量繁重，他又自动牺牲看戏时间去做烧水的活，无法参与娱乐，而文化程度低又沉默寡言的他也很少和大家发生精神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了“自己和众人”的生存而劳动，而使其他学员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来学习、休息和娱乐。从古典哲学或者马克思的角度看，这样的劳动一定程度上是服从于“必然性”的“非人”劳动；而沈从文却通过“政治参与-道德意义”的建立，以及“历史创造的真正承载者”两个维度，翻转出老同志劳动意义的正面价值。“老同志”，在沈从文的解读里，是通过为公众服务的劳动，而进入公共事务，参与了政治，这正如蔡元培赞扬的一战中国劳工，由于进入欧洲战场，参与公共事业的劳作而改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老同志不仅进入公共事务为大家服务，而且还在道德上提供了“榜样”的作用。在沈从文看来，老同志所具有的“新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是可以“长年不变的为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学习示范”。沈从文认为，有着“简质素朴的心”，“工作谨严认真”而“个人的需要那么少”的老同志，“提供到职务上却是无保留的热忱和全部劳动力”。付出多而需要少，这无私品格正是沈从文所认可的。再者，在沈从文的理解里，历史创造也是涓滴汇流成海，是坚忍而持续的积跬步以至千里；虽然沉默的老同志的工作是琐屑的，然而，“中国能够站起来”，就是依靠“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老同志”某种程度上是沈从文的自我精神写照。小说写道，虽然从内心里，老同志对革命道理的认同是很强烈的，“从领导干部口中听来的革命道理，就和自己心腔子里想的一个模样”， 但苦于表达不出，而只能以双手的劳作来传达内心的激动。“和自己心腔子里想得一样”，其实也是沈从文在川南土改行中对于“封建剥削”学说等革命道理的理解的状态。对新的时代和社会，他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之处，但是他不愿意也无法介入到以滔滔不绝的“演说”-“言说”为主要构成物的“政治活动”中。因而，“沉默”而“工作（劳动）”反而成了他在公共生活中的常态。这是沈从文自觉而又无奈的选择，一如他在土改山中的“看风景”，“如游离却又融洽”。而这种状态却很难被认为是“积极”的。丁玲以无言的方式拒绝推荐《老同志》就是明证。而在沈从文这里，沉默的美学原是代表着最有建设性的以“劳动创造”融入新中国的安身立命的原则。劳动是辛劳的，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但它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老同志”在无私付出的劳动中感到满足，获得自己的主人翁感觉——“个人因工作积极负责任，得到普遍应有的尊敬”。沈从文也想通过自己默默的写作，为普通人写心，既将他们在历史巨变中的所思所行凝定成文字，而自己的工作也在文字凝定中一同进入历史，具有一定的“纪念碑”意义。这样的设想既然遭遇重创，他只好改作他想。 新中国文学的领导者为何拒绝这种“沉默美学”，拒绝以双手劳作而非滔滔雄辩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的主人公，是耐人寻味的另外话题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美学”的主人公多以身心双重焕发为特征，而沉默则很难展现“心”之焕发的风采，这从后来“样板戏”的主人公一定要大段自我抒情即可证明。另一方面，沈从文的“沉默”包含一种“冒犯”，是对那些嘴上流利阐发“唯物主义”原理而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挑剔、懒惰的知识分子的冒犯，恰如他从事文物研究更重视“物质实物”而轻视“专家”视如珍宝的“纸面材料”，是对专家的冒犯一样。他所自觉归队的是一个底层的手作的沉默的群体。 如果说“新人民观”是沈从文“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新社会最基本的契合点，一个最重要的认同基础”［58］，那么再具体一点，我们可以说，“劳动”理论是沈从文“人民观”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59］。如上面论述中已经提到的，“劳动”的意义，首先表现在现实中提升的“劳动者”的尊严感；此外，“劳动”整体改动了历史阐释框架。“劳动创造历史”或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为沈从文所热情接受，他的表述是“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他的后半生，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将这样的“提法”落实，以“史实”的方式来证明“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他要“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60］。沈从文关心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实存物，不但因为其美，而且因为其中还凝结着创造者全部的生活热情，他“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而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他认为每一项作品，都是劳动者的个人史,包含着“他的勤劳，愿望，热情，以及一点切于实际的打算”，是“那个作者”的“生活挣扎形式”，也是“心智的尺衡”［61］。这样，他通过研究文物，进入的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史”与“心史”，而非文人的“抒情史”［62］。的确，沈从文说过在“事功”与“有情”的对立中他倾向于“有情”，这是对一切生命“有情”，而非仅仅局限于文人之抒情；这是对汲汲于“功利”的蔑视，是对一切沉默工作而筑起历史的无名者深沉的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