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川南调研使沈从文初步接受了“封建剥削”这一经典社会历史阐释原理，这直接导致他对过往作品乃“做风景画”的自我批评。从沈从文所用“风景画”概念的美学知识源头可知，沈氏在川南经历了自身写作意识的一次转型。痛心于川南农民对“如画山水”“土改巨变”的“双重无知”，沈从文发愿以“如游离却融洽”的状态倾心融入历史，将个人代入体验与理性认识有机融合，完成对“真正”“新中国的人民”的“叙录”。这份愿心最终没有顺利实现，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写作的“不成功”并没有彻底摧毁沈从文为民族保留生活、文化和政治记忆的信念，他将“劳动——心”的观念转化到文物研究中去，回归于“人民”“劳动创造”的传统。 关键词：沈从文；“风景画”；川南土改；人民；劳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作为有代表性的由“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作家，沈从文20世纪50年代的自杀未遂、川南土改行、“新小说”写作尝试以及转行研究文物，都仍然具有诸多可以阐释的空间［1］。把沈从文的后半生做一种悲情化的处理是可行的，但有可能单一化其思想；在正视历史严峻性的前提下，本文希望能够更多地去理解沈从文当时当地的努力，尽量不把这“后半生”定型为一种完全被动的压抑状态，而是理解成一个主动介入而又质疑挣扎的过程。在历史的多个节点沈从文确曾努力地感应其变化，并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时代中而想最终为民族保留些许生活、文化和政治的记忆。本文所聚焦的川南土改行就是这样一个节点。土改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遗产。“暴力”“流血”“残酷”是其历史面向，农民“翻身”“翻心”也是其历史面向；在川南，沈从文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如游离却融洽”的观察位置，并将重点放在农民的“翻心”上，因而才有了叙写“真正”“新中国的人民”故事的信心。本文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沈从文的书信，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可以体现沈从文执着地由“思”的角度去理解新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犹疑和欣悦。比起由“信”的角度去体认的同代知识分子，沈氏的思考的确会更深入一些，也更暧昧一些。在我看来，沈从文的思考和观察多少改变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方式和自身的情感方式，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写作。 一 由川南土改行获得“人民立场” 1951年11月13日沈从文由内江县城到达第四区烈士乡入驻，从这一天起至1952年2月20日工作队离开烈士乡回到内江县城，共计94天，他参与了川南土改。他所属的土改工作团共六七人，工作团团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郑昕；工作团秘书长是北京市党部科长査汝强，才26岁，此人是少共，15岁就已经工作［2］。在这94天中，他隔三岔五给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写信，仅从内江发出的信就有38封，大约有13万字之多。这是他的有意积累，为自己可能展开的写作进行故事、情感、甚至写作方法的储备。回到北京后，他还写有一份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沈从文根据自己在当地的调查并参照人民银行、税局的数字，总结了该区最常见的三种剥削方式：土地剥削的“先称后种”，糖房剥削的岔垄制，以及银行钱庄的高利贷。这份调查报告也许并不包含富于创见的经济学内容，但对沈从文个人而言，意义却极为重大。这份报告表明，他接受了“封建剥削”的理论框架。他也了解到川南的地主是能将“官僚，军官，乡保长，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袍哥，恶霸，经理，皇经坛会首……及其他会道门匪特头子等等身份”合于一身，即“集政治、经济、宗教、流氓及各种封建统治势力于一身”，因此得以“在一乡一县独霸称尊”［3］。而这些身份，在沈从文看来“本来有些是相互矛盾，不能并提的”［4］。显然，他心里潜在的比较对象，是湘西。 如果把对于中国乡土社会性质和结构的定性理论分为“乡土和谐派”和“租佃关系决定论”这两种的话，那么沈从文1949年之前显然是“乡土和谐派”。在他原来以“湘西”为基本观察地形成的关于“财主”的认知中，财主并不是农民的盘剥者、地方的施恶者，而是和农民一样用手劳作的，勤勉而又服务于公众的一方“保护者”。在《长河》等作品中，那些“财主”多是“辛劳双手”与“用功头脑”并用，慢慢由小乡绅而保长甲长而财主员外的。这些人的“成功”一半靠打拼一半靠运气，多数愿意在本乡行善作公益事来“建树身份和名誉”，为人“慷慨”“公平而有条理”［5］。在湘西，“统治者”和“佃户、长工”是能够相安无事的：“凡事有个规矩，虽由于这个长远习惯的规矩，在经济上有人占了些优势，于本村成为长期统治者，首事人。也即因此另外有些人就不免世代守住佃户资格，或半流动性的长工资格，生活在被支配状况中。”［6］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还是相差不太多”，都是“得手足贴近土地，参加生产劳动，没有人袖手过日子”［7］。这些理解和认识与民国时期“乡土和谐派”的观点十分合拍：“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包括主佃关系、主雇关系、贫富关系、绅民关系、家（族）长与家（族）属关系都具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8］。沈从文所涉及的“财主”“佃户”“长工”乃中国传统社会所习用的语汇，而中共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术语如“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则没有出现在他的文本中。大致可以判断，1940年代他对于中共关于中国农村的分析理论模式是陌生的；直到在川南，才从实践意义上有所了解，并逐渐在理论上有所认同。这一理论即“租佃关系决定论”，也是新中国土改运动展开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把传统农村社会视为由土地租佃关系决定的地主——佃农两极社会”，“土地集中、主佃对立被视为农村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农村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基础”［9］，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土改后“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0］。“主佃对立”的判断与“乡村和谐论”之间的龃龉是明显的，在“和谐论”框架里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官民关系乃至两性关系和神人关系”，在这个新框架中“都被视为以主佃对立为核心的‘封建’关系” ［11］，是束缚中国农民的四大绳索，这大概是理论上总的认知背景。而这些认识，有他在地的调研做佐证。他说土改“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必比读五本经典还有意义甚多。有许多文件，如不和这种工作实际结合，甚至于就看不懂，懂不透”［12］。“工作实际”帮助他明确了“蔗糖生产过程和土地人民关系”。在回京后写的报告中，他承认通过了解 “三种典型剥削”形式［13］，自己“认识到川南内江地区地主阶级的真正面貌”［14］。同样的，湘西地主（财主员外）的敛财方式，在新话语结构中，也可以被指出里面至少含有地租剥削和雇工剥削。这样的认知新框架无疑给沈从文带来思考上的推进和变化。原来在“乡土和谐论”框架里不可解的“家边人”的互戮，在“租佃关系决定论”里是可解的了。 1952年1月，接近春节，在川南，“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的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回忆三十二三年前在湘西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这一切均犹如在目前，鲜明之至”。1920年初沈从文以文书身份去湘西高枧乡下，住满姓地主家，见闻了围捕杀人之事。大年三十，一个地主（同时也是油坊主人，甲长）“在二十里外老虎洞捕人，用硫磺闷毙了大几十个农民”，“一个壮丁到黄昏时挑了一大担手到团防局”。这样彼此杀戮的景象对他刺激甚深，因为和他认定的“生命理想太不一致，也和社会应有秩序不相符合”，但由于没有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因此即使在北京开始写作生涯十多年后，他都不肯触碰这一题材。直到1945年，他才开始在小说《雪晴》中复原这一“创伤记忆”。但那时沈从文仍然认为这一切是不可解的，是愚蠢的负气。而1952年初，当他找到“封建剥削”——“人民立场”的“解释框架”之后，家边人彼此杀戮才变得真正“可解”：这不是“家边人”之间的负气误杀，而是地主阶级对农民（人民）的杀戮。所以他打算重写《雪晴》后五章，“从人民立场看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可把这个事件重新认识，有从一个新的观点来完成它的必要了”［15］。由此，他对自己的写作也做了总结，将包括《边城》《湘行散记》等在内的作品当作“景物画”，或者“风景画”。认为这种写作方式类似“静物写生”，是以静止的方式记录了时代，“是一种病的情绪的反映，一种长期孤独离群生长培养的感情”［16］，“少人民立场”［17］。因此他发愿“将作风景画的旧方法放弃，平平实实的把事件叙述下去”，并相信“一定即可得到极好效果”［18］。 “风景”“风景画”“景物画”这些美术“专业”语汇，被小学毕业即混迹军中，无缘高等教育的沈从文运用得如此娴熟，或许与邓以蛰有关。邓以蛰认为，中国山水画和西洋风景画最大的不同是画家面对自然山水时内心的状态，中国画家胸中“包罗万有”，西洋画家是“一无所有”。他说，“西洋画师负了画箧满载颜色与大大小小的刷子，走到山里去描写自然风景”，他的胸中除了“颜色，距离，积量”这些“绘画的要素”，“本人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可以表现的”。而中国山水画的特点是“意在笔先”，画家在创作之前“先必对于自然景物的变态，涵味既深，使胸中包罗万有” ［19］。依照邓氏以“胸中无物”作为“风景画”创作的基本前提的这一理论假设，是能够深入领会沈从文1952年在内江土改期间对于自己过往创作的批评的：他所谓的写作“少人民立场”，就是写作之前“胸中无物”，即缺乏价值取向和分析判断［20］。 但他并不满足于停留在以“过去封建压迫的结果”来解释川南的穷困，他更希望能够看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且要“烧着心子”去想象和憧憬“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21］。即用“心”来体认农民“翻身”的兴奋以及依然实有的各种痛苦，并最终将这些经过“烧着心子”得来的体验复现为文字保留下来，这是他意识到的“一种责任，一种叙录真的人民的责任”。他并不以理性认识的改变为满足，还要在“心”（情感）的层面有所丰富。 二 看风景”的“历史代言人” 沈从文在情感层面的改变，与他自称为“看风景”的行为有着很大的相关： 我一天可有点时间到山顶上去看看，好像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看风景，不会想到我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合到这个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孕育和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相当可怕，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远。［22］ 于沈从文而言，川南山水与人物有一种中国“山水画”的体认。在卢音寺脚下山村，看到有个老农扛了长柄虾撮下田捞鱼，“神气和夏圭山水画中的渔人一样”［23］；在卢音寺的山顶，也有一个老农，“用一支相当精巧的小钓杆，在山顶小堰塘中钓鱼，用灰面作饵，蹲在那田埂上自得其乐”［24］。“卢音寺钓鱼”的隐逸感，是沟通沈从文与川南山水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节点。以至于面对卢音寺山下斗地主的“热闹”场面，他也能于戈矛的刺眼晃动中，看到“集众到一千人，红旗飘飘，从四处丘陵来时一切如画”［25］；于另一处糖房斗争会场，评析说“远处山树浅绿和浓绿有层次，完全如在画中。会场景色更如画”［26］。浅绿、浓绿的层次，正是中国青绿山水用色的特征。透过现场的喧嚣动荡，沈从文首先感应到的是“如画风景”的美，他把川南山水解码为他可以理解而且喜爱的古代山水画，由此迅速捕捉到自己与当地山川在精神、情感上的连接点，具体而言是由“静”所带来的“隐逸”之感的美感［27］。但沈从文并未完全沉醉于脱离现实的隐逸状态中，而是敏感于此地“一切极静”的“自然静默中”，“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这个变动是赤裸而剧烈的财物易主以及人事关系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他预判这“一系列变动过程”，“将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28］。然而他却不无遗憾地感慨“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自身“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而多少有点麻木——“凡事如平常”，这令沈从文“感到一种奇异”［29］。这“奇异”于他激动地面对“如画山水”而发现普通农人的茫然无觉时也感受过：“四川人活在画图里，可是却不知用文字来表现，正如本地画家一样，都不善于从自然学习。”［30］ 我们有必要为被他诟病的川南人对“美景”与历史变动的双重“无动于衷”略做辩护。百姓对周边山水的“无知无觉”，主要由于他们将山水土地作为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空间，而不是审美再现的空间。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风景”时，就精到地分析过《诗经》中“自然”在上古人眼里所具有的实用性质：“森林或是狩猎的场所，或是取薪的地方；河川不是被视作逾越的障碍物，就是其水量的情况被首先关注；提到山，常常不是因为采集蕨菜，就是为了其他产物。”他指出“在《诗经》的世界里，自然只是被人们站在实用的角度、从它与人类的利害关系方面去看待的”［31］。这种对待“自然”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一历史时段于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外来者眼里的美丽风景，于农人只是耕作劳动的对象。在恶劣自然条件下劳作的农人，甚至没有“人”的形态：“人们可以看到一些野兽，雄的和雌的，黑色的，浅灰色的，给太阳晒得焦黑的，散步在田野里，匍匐在土地上，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在那里翻掘；他们发出清晰可闻的声音，当他们站立起来时，方才露出一张人脸……他们夜晚栖身在兽穴里，以黑面包、水和树根糊口。”［32］这是法国文学家和思想家让·德·拉布吕耶尔在1688年对于这群“人们在乡间所能看到的野兽”的描绘，“是后人在表达对衣不蔽体的贫苦农民的同情时，征引最多的段落”［33］。沈从文所见川南农人的生存较之17世纪法国乡村当然已改善许多，但也仍然挣扎在饥饿的边缘。沈从文一再感慨，这“锦绣山河”的 “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贫困” ［34］；虽然人民勤劳——“这里土地几乎无处不可以生产，也无处不为人使用到”——“可是一般生活实在穷困得很”，甚至即便作为蔗糖产地，“生产者孩子想吃一点糖也不可能” ［35］；一般农民“ 长年生产尚难图一饱”，“既无从得糖吃，也不会有钱剩”［36］。由于生存的压力，农民根本无暇顾及土地山川的“非生存资料性质”。如果风景是“被盲目与奴役遮蔽的美与自由”的“瞬间显露”［37］，那么由于贫困而无法发现“美与自由”，正是川南人民的日常状态。 然而，恰恰是川南人民面对“如画山水”“历史巨变”的审美感、历史感上的“双重无知”，为沈从文这样的外来者提供了进行审美描绘和历史分析的机会。在沈从文看来，山顶踽踽独行默默观看的自己，并不是别人所认为的 “对事不关心不热心的”漠然“旁观者”，而是“十分关心”且“异常倾心”于一切“发展和动变”［38］，生命融合到“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通过综合取舍最终“孕育和酝酿”新的认知、情感和表达的在地观察体验者。他可以替代性地理解、想象、融合并表达当地人民由悲惨而幸福的“翻身感”，达到“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贯通” ［39］。这是他作为作家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也是他自认为与其他外来工作者不同的参与历史的方式。 其中他体验最为深刻的，是年轻农干、青年教员身上表现出来的令他感奋的热情、朝气和献身精神：“这些年青教员，有的还不过十几岁，都一腔热忱的，忍苦耐劳地在教书，一面学习一面克服困难地教下去，大都充满学习勇气和热心，却在物质条件不顺利环境中支持。”［40］那些“日日同在一起的本地土改村中干部，在本质上，心情状态上、言语派头上，工作方式上”，都给他留下“极深而好印象”［41］。他赞美他们：“都是中国真正的基本……这才真正是新中国的人民！”［42］沈从文一定在这些“真正”“新中国的人民”身上看到了他早年十分挚爱的年青军官的身影，他们的热忱、无私的生动朝气，与他当年所不断呼唤的“划龙船精神”，是如此地相似，正是这些“在地”的年青人在沈从文的“心”中打开了对接“过去”与“现在”的一道至关重要的门。于此，他接纳并体认到“新中国的人民”已经悄然发生的重大精神变革。 沈从文对农民精神上的这种变化的观察和体认有着深刻的思想史意义，这些意义他没有做过多的理论阐释，而他的朋友贺麟，同样是在“参加”土改之后，认识到了在唯物主义的框架里，重视农民精神变化的现实意义。在新社会，对农民情感变化的重视，才是对他们作为“人”的尊严的重视。他指出，“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对被剥削者，轻视践踏，冷酷无情。他们不愿也不许被压迫者表示喜怒，流露真情。他们对被压迫者的真心话，情感的呼声，不闻不问”［43］，而“为工农大众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必然要注重被压迫的阶级所共有共鸣的热情和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而且感情属于感性阶段，亦可提高为理性，如正义感”［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