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率先将“弱小民族文学”引入国内以振奋人心，由此奠定了东欧文学在中国的底色。在经历了百年漫长的动荡岁月之后，东欧文学在中国的面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往一提起东欧文学，人们会下意识地联想起红色经典，比如捷克作家伏契克（1903—1943）的 《绞刑架下的报告》（1945）、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等。然而，正如《世界文学》和“蓝色东欧”系列译丛主编高兴所指出的：红色并非东欧文学的全部，像多瑙河水一般的蓝色更加广阔博大，蕴藏着更深重的东欧文学灵魂。在中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新的色彩正在被发掘、被呈现。近日，笔者有幸采访到高兴先生和资深匈牙利文学翻译家余泽民，和他们一道感受东欧文学的“红”与“蓝”。 红色是东欧文学在中国的底色 赵玮婷：作为东欧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世界文学》和“蓝色东欧”系列丛书的主编，高兴老师对东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想必有相当的了解。请您谈谈东欧文学是如何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 高兴：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维新派开始利用一些国家被瓜分灭亡的历史来唤醒国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东欧国家的“亡国史”被译介到中国。最早译介到中国的东欧文学作品是波兰剧作家廖亢夫（1822—1893）的话剧《夜未央》，于1908年由李石曾从法文翻译成中文。1908年鲁迅发表了《摩罗诗力说》，1909年《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在长文《摩罗诗力说》中，除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英国和俄国诗人，鲁迅着重介绍了波兰“浪漫主义三杰”密茨凯维奇（1798—1841）、斯沃瓦茨基（1809—1849）和克拉辛斯基（1812—1859）。鲁迅在文中谈及密氏的传世诗剧《先人祭》（1822）、史诗《塔杜施先生》（1834）、诗歌《克里米亚十四行诗》（1826）和《格拉席娜》（1823）等多部作品。除此之外，文中还重点介绍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1823—1849），这位诗人后来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外国诗人。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收录了几位东欧作家的作品，包括波兰作家显克维奇（1846—1916）的《天使》（1882）、《乐人杨珂》（1879）和《灯台卒》（1881）等。鲁迅当时的译介是很有针对性的，主要是为了鼓励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并且在翻译策略上选择了异化译法。大先生特别想用来自异域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给古老的汉语注入新的活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因而东欧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又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茅盾、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王鲁彦、赵景深，施蛰存、冯雪峰、林语堂、楼适夷、巴金、朱湘、孙用等都译介过东欧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茅盾全面关注东欧各国文学，翻译了大量东欧作家的作品，涉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并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大力译介东欧文学作品，除此之外，还组织翻译过《近代波兰文学概观》《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塞尔维亚文学概观》等重要文章。在20世纪上半叶，东欧文学译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继续翻译和研究东欧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玮婷：很多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都在20世纪5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涌现了一批广为人知的译本，有什么原因吗？ 高兴：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东欧文学的译介也就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其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译成了汉语，绝对掀起了东欧文学翻译的一个高潮。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译介的作品良莠不齐。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批优秀作品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比如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1880—1961）的《斧头》（1930）、诗人爱明内斯库（1850—1889）的诗歌、剧作家卡拉迦列（1852—1912）的剧作《一封丢失的信》等；捷克小说家狄尔（1808—1856）的《吹风笛的人》（1847）、哈谢克（1883—1923）的《好兵帅克》（1912）、诗人爱尔本（1811—1870）的《花束集》（1853）、女作家聂姆曹娃（1820—1862）的《外祖母》（1855）等；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普鲁斯（1847—1912）的不少诗歌、小说和散文等。这些作品都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不愧为东欧文学中的经典。 赵玮婷：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待遇”，东欧文学的译介是否也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停滞？ 高兴：进入60年代，中国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也因此日趋冷淡，这直接干扰和影响了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的进程。不少东欧文学学者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坐起了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多年。“文革”期间，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也基本进入停滞阶段。 但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有着重要的影响。而那时最好看的电影大多来自东欧国家，比如《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勇敢的米哈伊》《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宁死不屈》等，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算作文学作品，对我们了解那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伴随了一代中国人的成长。诗人车前子曾表示，他难忘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中的经典一幕：男主人公骑着骏马奔驰在沙滩上，后面有一个穿着泳衣奔跑的姑娘。那一刻，早期教育中缺乏的个体意识被唤醒了。译制片里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特别打动人，并且这些电影里的台词都翻译得颇有诗意，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就具有诗歌启蒙的重要意义。里面的接头暗号就是最初的诗歌：“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80年代中国作家的“替代营养” 赵玮婷：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拨乱反正后就有了新的气象？ 高兴：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派新气象。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美好而向上的20世纪80年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是一个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年代，整个社会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气氛。王府井书店来了一本新书，消息会迅速传开，很多人就会半夜去排队。男生要和一个女生约会，会选择去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底下，而且还要手拿一本《西方爱情诗选》。你见一个女生，如果事先背好几首诗，那么你在女生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就会高大许多。在80年代一部很有名的电影《人到中年》中，男女主角在林荫道上走着走着，这时候就响起了一位男中音朗诵裴多菲诗歌《我愿是激流》的旁白。 那时候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我们读的大多是外国文学。当中国文学正处于青黄不接之际，外国文学成为一种“替代营养”滋养着中国读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外国文学引领着一批中国作家逐步走上了创作之路，比如莫言、梁晓声、宁肯等。 赵玮婷：您能具体谈谈东欧文学作为一种“替代营养”是如何影响中国作家创作的吗？ 高兴：20世纪80年代有两个外国作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进程，一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位就是米兰·昆德拉。80年代后期，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丛书”的名义，接连出版了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长篇小说。说是“内部参考丛书”，实际上完全是公开发行的。与此同时，《中外文学》等杂志也在连续发表昆德拉的短篇小说、谈话录和一些有关小说艺术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次偶然的机会，韩少功在美国看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于是便将其译了出来，并于198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由于译者出色的汉语表达，在国内引起了一股“昆德拉热”。昆德拉哲理性、片段化的写作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昆德拉在小说中所运用的一些词语，比如“媚俗”“轻与重”也曾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词儿，开始出现在中国评论者的各类文章中。当时，很多作家聚会聊天，言必及昆德拉。 昆德拉似乎能吸引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仔细分析，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相同的经历。昆德拉作品的时代背景中国读者太熟悉了，人物的经历我们也同样经历过，这极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二是作品的主题。昆德拉谈论的都是些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比如永恒，比如轻与重，比如记忆和遗忘。这些主题实际上是人类共同的话题，中国读者也不例外。三是文学、政治和性的巧妙融合。应该说，政治和性永远都是作品畅销的法宝。昆德拉是位有智慧的作家，他将文学、政治和性融为一体，而重心又落在了文学，这样就有可能让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去读他的作品。 翻译成瘾：余泽民与匈牙利文学 赵玮婷：刚才提到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他的那首《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几乎人人都会背诵。 余泽民：没错。你背的是左联烈士殷夫的译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还另有几种译本。从翻译时间上讲，第一个翻译它的是周作人，他的译本1907年发表在《天义报》上，要比殷夫的早22年。茅盾和博古的译本也比殷夫的早，茅盾个人就翻译了两个版本，博古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翻译这首诗时刚满18岁。后来翻译家孙用和兴万生也都重译过，可见裴多菲的诗歌对中国文人、革命者的影响之大。 殷夫译本之所以流传最广，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译本既有朗朗上口的律诗韵脚，还具嘎嘣利落脆的格言诗力量；二是因为鲁迅把它写进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所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我是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不过，单从语言翻译角度看，殷夫的译本并不是最贴切的。因为原诗本是一首爱情诗，虽然抒发革命情怀，但是以柔和、平静的语调舒缓地讲述，每句都是降调的，是和爱人的私语，而被译成五言格律诗后音调变高亢，效果有得有失，但仍不失为经典翻译。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孙用从世界语翻译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鲁迅亲自写了《校后记》。 除了裴多菲外，大诗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也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介绍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翻译家孙用和匈牙利留学生高恩德合作，出了一本薄薄的《尤若夫诗选》，虽然只收录了二三十首，但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很大。尤若夫是20世纪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具有革命性，但诗歌手法糅合了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既优美、含蓄，也尖锐、激烈，充满深刻而纯洁的人本主义精神。诗人吉狄马加曾写过一首《致尤若夫·阿蒂拉》，他对尤若夫所写的“饥饿”理解格外透彻，在结尾写道：“我们念你的诗歌，热爱你/那是因为，从一开始直到死亡来临/你都站在不幸的人们一边！”这是匈牙利诗歌在中国诗人心中产生共鸣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赵玮婷：您凭借一己之力介绍了许多匈牙利当代作家，除了凯尔泰斯（1929—2016）、艾斯特哈兹（1929—2016）和巴尔提斯（1936—2006），最近几年还引进了几个重要作家的作品：马洛伊（1900—1989）的《烛烬》（1942）、克拉斯诺霍尔卡伊（1954— ）的《撒旦探戈》（1985）、纳达什（1942— ）的《平行故事》（2005）、萨博·玛格达（1917—2007）的《鹿》（1959）。那么您最初是怎么对匈牙利文学产生兴趣的？ 余泽民：我对匈牙利文学的兴趣，先要感谢我的翻译家前辈们。上大学时我不仅读过《裴多菲诗选》和伊雷什·贝拉（1895—1974）的长篇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1939），还有厄尔凯尼·伊斯特万（1912—1978）的《一分钟小说》（1968）。后者是我第一次接触荒诞文学，因为花了不少脑筋，所以记忆犹新。 1991年秋天，我到达匈牙利后的第一个周末，就在新结识的两位当地大学生的帮助下，通过英语翻译了尤若夫的一首诗——《以纯洁的心》（1925）。当时翻译它的初衷是学习匈语，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后来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我至今都能背下那些打动我至深的诗句：“……我被抓住，被送上绞架/被仁慈的泥土掩埋/致命的毒草恣意生长/长在我美丽的心灵上。” 之前我也读过不少无产者诗歌，但第一次体会到这种“被击中感”，被它的内容更被它的诗性。当年正读大学的尤若夫，就因为发表这首诗而被“劝退”。在青海诗歌节一次活动中，我朗读了这首诗。一位土耳其老诗人兴奋地跟我拥抱，他说他年轻时也翻译过尤若夫，而且最喜欢这首，他是从法语翻译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翻译的《以纯洁的心》该算我的处女译，最近20多年，我开始翻译他的诗集，让他在中国再次复活。 我真正接触匈牙利文学正是到了匈牙利后。将近10年里，我过着漂泊生活，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读书、翻译和写作上，文学成了我的拯救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匈牙利朋友，其中包括后来获国际布克奖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撒旦探戈》的作者。1998年我陪他在中国游历了约10座城市；回到匈牙利后，就翻着字典开始读他的小说，读上瘾后便开始翻译，结果导致翻译成瘾，三年里翻译了二十几位作家的几十篇小说，但是并没有给任何人看过。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我成为文学译者的契机。从那之后，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译介当代匈牙利文学上，将兴趣变成了专职，现在已翻译了20多部作品。 赵玮婷：普通读者对于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尤其是早期的情况不甚了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两位诗人的诗，被译介到中国的匈牙利小说还有哪些？ 余泽民：据我所知，最早翻译匈牙利小说的是施蛰存，1936年他翻译了一本《匈牙利小说集》，收在“万有丛书”里。1949年，伊雷什·贝拉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译本出版。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匈牙利文学的译介也进入过一个黄金时代。流传较广的匈牙利小说有：约卡伊·莫尔（1825—1904）的《金人》（1872）、《黑钻石》（1870）、《黄玫瑰》（1893）、《铁石心肠人的儿女》（1869）、《黑面罩》（1890）、《一桌十三人》（1887）和《一个匈牙利富豪》（1853），后者是由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译的；莫里茨·日格蒙德（1879—1942）的《在上帝背后》（1911）、《强盗》（1936）、《孤儿院的孩子》（1918）、《七个铜板》（1908）和《一生做个好人》（1922）；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的《奇婚记》（1900）、《围攻别斯捷尔采城》（1895）、《笼中鸽》（1892）、《圣彼得的伞》（1895）、《王后的裙子》（1882）等。我曾统计过，那十几年里大概出版了30多部匈牙利小说，相当可观。我想那个时代的作家，不太可能没读过匈牙利作品。 值得一提的还有米哈伊·法泽考什（1766—1828）的《牧鹅少年马季》（1816），在中国不仅出过书，还放映过根据这部长篇史诗改编的电影。《牧鹅少年马季》是匈牙利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讲一个受到地主欺负的农民孩子马季聪明地报复地主的故事。当年相声演员马季取这个艺名，就是因为喜欢这部作品。 接下来是20年的沉寂。到了20世纪80年代，柴鹏飞老先生译了两本影响挺大的书，一本是莫尔多瓦·久尔吉（1934— ）的《会说话的猪》（1978），另一本是厄尔凯尼·伊斯特万的《一分钟小说》。前者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比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更早进入中国读者视野。《一分钟小说》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文坛创立了一种新文体。随着中译本的出版，在中国文学圈也刮起了“一分钟小说”旋风，至今都不乏追随者。 “蓝色东欧”：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 赵玮婷：我们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欧文学在中国经历了“变冷”到“回暖”的过程，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原因？ 高兴：20世纪90年代，东欧文学译介经历了短暂的困难期。1989年东欧社会转型以后，有几年时间，中国和东欧的文学和学术交往受到影响，交流不畅，资料匮乏。但是1996年希姆博尔斯卡（又译辛波斯卡，1923—2012）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东欧文学又一次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她是典型的中东欧诗人，诗歌语言机智而轻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希姆博尔斯卡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深受中国读者欢迎。除此之外，波兰还有三位20世纪重要诗人米沃什（1911—2004）、赫贝特（1924—1998）、扎加耶夫斯基（1945— ）的作品在近十年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蓝色东欧”系列译丛出版了米沃什的诗集《第二空间》（2002）、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无止境》（2011）以及《赫贝特诗集》（全二册）。这个时期东欧诗人的诗歌重回中国读者视野。与此同时，捷克赫拉巴尔（1914—1997）和克里玛（1931— ）的作品，阿尔巴尼亚卡达莱（1936— ）的小说，波兰贡布罗维奇（1904—1969）和舒尔茨（1892—1942）的小说，也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兴趣。“蓝色东欧”译丛有系统地推出的东欧作家作品也让中国读者读到了“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而最近，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1962—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让东欧文学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所有这些，让东欧文学再度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可以说，在中国读书界，一股东欧文学热正在悄然兴起。 余泽民：近几年我也参加了高兴主编的“蓝色东欧”丛书的翻译工作。我翻译了一位名叫马利亚什·贝拉（1966— ）的先锋作家作品《垃圾日》（2004）和《天堂超市》（2006），现在正在翻译他的《秘密生活》（2010），很黑色很荒诞很残酷，也很东欧。我很喜欢“蓝色东欧”这套书，不仅盯着大师作品，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独到眼光，有自己的发现，比如匈牙利作家查特·盖佐（1887—1919）的小说集《遗忘的梦境》（1911）、瓦莫什·米克洛什（1950— ）的《父辈书》（2000）和马利亚什的作品都属于后者。《垃圾日》是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写出的“社会恐怖小说”，极具原创性，残忍里也暗藏温暖，描绘了东欧社会最底层的众生相。《天堂超市》则是一部讽刺消费社会、拜金主义的黑色闹剧：在“天堂”商家也要做虚假广告，要顾客花光身上的最后一分钱。这本书颠覆了人们对天堂的想象，并告诫人们，即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不要寄希望于天堂。当你活着，痛苦时可以逃到天堂；但是你死了，在天堂则无处可逃。贝拉很有想象力，语言也很特别。我形容他使用的是“呕吐式”语言，故事极具东欧色彩。 我还为“蓝色东欧”翻译了一本萨博·玛格达（1917—2017）的《鹿》（1959）。小说刻画了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女性在社会大变迁中的“幸存之道”。作者将20世纪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女性互相嫉妒的小主题，写一个女性的命运故事，却不停留在女性主义的层面，而是深刻挖掘了社会历史变迁对个体心灵的无情影响。 赵玮婷：高兴老师，不久前您荣获2019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编辑称号，授奖词称“《世界文学》和‘蓝色东欧’就是杂芜的文学市场上始终值得托付的声音”。能否请您谈谈，《世界文学》杂志为什么独具慧眼关注东欧文学，它在东欧文学的译介进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高兴：《世界文学》之所以一直关注东欧文学，与它几十年的传统有关，与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同的经历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与东欧文学丰富的资源有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世界文学》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和经典性，将文学价值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如此，我们便通过这个窗口，目睹到了一大批真正有价值的外国作家的文学风采。 《世界文学》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译介东欧文学作品。它先后推出的“东欧四国诗选”“斯特内斯库小辑”“鲁齐安·布拉加诗选”“塞弗尔特作品小辑”“米沃什诗选”“赫拉巴尔作品专辑”“米兰·昆德拉作品小辑”“希姆博尔斯卡作品小辑”“凯尔泰斯·伊姆雷作品小辑”“贡布罗维奇作品小辑”“齐奥朗随笔选”“克里玛小说选”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具有一定的分量。有些作品甚至引起了读书界、评论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和热情呼应。 赵玮婷：“蓝色东欧”中收录的许多作品都被形容为“极具东欧色彩”，那么东欧文学的共同特点到底是什么？又能给中国作家怎样的启示和借鉴呢？ 余泽民：我们习惯说的“东欧国家”，现在的“中东欧国家”，其历史跟中国有着极其相似的阶段，他们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有着相同之处，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 高兴：东欧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视野。东欧作家都有很广阔的世界视野。昆德拉曾说：“生长于一个小国，要么做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人，要么做一个广闻博知的世界性的人。”第二，写作的智慧。中国作家大多数写得实，但是东欧作家很擅长用艺术的手法来处理，用寓言、反讽、变形、喜剧和闹剧等体裁来写。贡布罗维奇和舒尔茨先锋的写作手法对中国作家有很大震撼。第三，处理现实和艺术的关系的能力。我们的现实土壤和东欧是很相近的，但是不少中国作家还不太懂得将现实提高到艺术的高度。东欧作家的知识广度、想象力都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第四，东欧作家的道德担当、社会责任感、良知意识、苦难意识和哲理思考。实际上，中国作家从东欧作家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反过来，东欧作家也可以从中国作家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经过了几十年的成长和发展之后。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应该是最懂东欧文学和东欧作家的。 余泽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学也如此，我们也可以用他人的作品照亮我们的来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这是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应尽之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