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一 西川论坛：来源与去路 左存文：李老师您好！最近十年，您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包括提出“民国文学机制”“大文学观”，组织了七套大型丛书——《民国文化与文学论丛》《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学论丛》《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民国文学史论》《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民国文学与文化系列论丛》《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我初步统计，这些丛书加起来可能超过两三百种了！除此之外，您还组织了享誉学界的“西川论坛”系列学术研讨，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青年学者专题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前沿话题。请问，在所有这些学术活动中，您最看重的是哪一种呢？ 李怡：除了日常性的个人学术研究外，其实我十分看重“西川论坛”这种学术研讨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个人的思考能够与更多人的智慧相互碰撞，不断激发出新的思想的火花，它丰富、印证着我的学术设想，又能够让更年轻的一代成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论坛中已经成长起来了多位青年教授、博导、硕导、学科带头人，包括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如果你追踪了论坛的全过程，将有机会见证这些青年学者从懵懂到初步成熟的切实的道路，这就是论坛的氛围，是论坛的力量，也是论坛的理想。说实话，我很以为荣！我希望作为学者，我们能够自如地在“西川”展开我们的论述，“西川论坛”能够为更多的青年发展创造条件。 左存文：从您2007年提出“西川会馆”的理念，到后来改为“西川论坛”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您能简单地回顾一下关于“西川论坛”创办的初衷吗？ 李怡：当时是在成都，我的博士生很多都是已经工作了的，有好几位在不同的高校工作，大家在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现在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学术空间并不是很开阔。其中有非常不利的一点，很多刚刚工作了的年轻人，实质上缺少一个走进学术界的可能性。因为在2007年前后，一般的学术会议还是以一些知名学者、有一定成就的人为主，像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学术界，所以受到学术界认可的程度比较低。那么，这样就失去了很多进行学术讨论、进入一些学术活动的机会，你没有一定的知名度，人家也不请你。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你要知道，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进入到一种与其他高校的学者进行相互交流、在思想碰撞中让自己有所提高的状态，这样你也知道整个国家的学术形势。就是说，学术交流活动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后来有一次在成都的郊区，我们几个人聊天，就说我们能不能自己来组织一个学术沙龙，利用一些青年人在各个高校工作的情况，我们自己来筹办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论坛，这个学术论坛就是以我们为主体，邀请一些国内甚至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也来参加，我们一起就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来讨论，这样就能逐渐形成我们的影响。我把我们这个群体所从事的活动，这个日常的、松散的、民间的一个联系，叫做“西川会馆”。 左存文：据我所知，“西川会馆”的设想并没有实体化，但是与之相关发展而来的“西川论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已经形成了有固定周期、固定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您能详细介始一下吗？ 李怡：当时种种的原因，咱们都不是一些经济人，也不是善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以说这个作为实体的“西川会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还没有经营起来。但是呢，作为一种精神的民间的读书沙龙，培养人的一个沙龙，一代一代相互鼓励的、彼此之间砥砺前行的学术沙龙，逐渐地就形成了。并且围绕这个沙龙，到目前为止，在西川会馆里实际上形成了三个有层次的读书活动，都是各自成序列的。第一个就是“望江读书会”，主要参加者是在校学生（博士生及硕士生），同时每次我会邀请一些老师参加，根据不同的话题邀请不同的老师，一般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次；后来我又到北师大任教了，同样地，也是在西川会馆的框架之下，在北师大我又组织了励耘读书会，鼓励的“励”，耕耘的“耘”，励耘读书会和望江读书会是遥相呼应的，都是同读一本书或者同一个主题，这个坚持得比较好。第二个层次就是大概每年六月份，每当一届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前夕，我们有一次同学之间的联谊、聚会、告别，但是并不是一般的世俗上的聚餐、游乐，我们都是跟学业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命名为“西川读书会”，主要是以在读的学生为主，不设定主题地发表他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篇论文，同时我们请来参加读书会的已经毕业的博士生或者博士后做点评，一篇一篇地进行点评，来促进大家的思想交流。第一届我们是在青城后山举办的，大家觉得效果很好，之后每年都办，以至于一些已经毕业的、在成都工作的学生，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关注我们的活动，积极要求回来参加，我们也欢迎他们参加，并且给他们都安排了点评任务，这样整个氛围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后来，张武军老师做了西南大学的博导，也积极地要求把他的学生带进来，形成成渝两地的读书沙龙，从前年开始，张武军就把他的学生带到成都来，参加我们的西川读书会，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多了；他还设想，以后在成渝两地之间轮流举办，他也可以举办，咱们四川大学的学生还可以过去。再后来周维东老师也在四川大学开始带研究生，他的学生加入进来，这样人就更多，还有包括西南民族大学的汤巧巧老师、彭超老师等，也曾经把他们的研究生带进来，这样就变成了两地多个学校研究生参加的很大规模的一个活动，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理论上讲每年有一次的“西川论坛”。这个是以毕业了的学生为主，当然也欢迎少部分在读的博士生参加，以已经工作了的青年学者、在高校工作的青年学者这样一个角度来办的。一般呢，我们是请各地有愿望来办的学校承办，会议经费也是由相关的承办学校来承担。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者，特别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者，把学者们组织起来，每次商定一个集中的主题，大家围绕这个主题发言、交流，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形式。 二 西川论坛的学术探索和实绩 左存文：从2012年在云南红河学院举办第一届以“民国经济与现代中国文学”为主题的西川论坛以来，到今年为止，已经连续举办过七届了，论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您能回顾一下西川论坛这几年的发展吗？ 李怡：第一届西川论坛，是云南的红河学院承办的，这个非常有纪念意义，因为红河学院所在地是蒙自，这是西南联大最早落脚云南的地方，后来他们才到了昆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到那里去，缅怀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西南联大的这批人，他们的教育和学术的传统。后来就陆陆续续地在全国很多地方举办过，比如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过，还在新疆阿克苏的塔里木大学、四川的宜宾学院、山西的运城学院等地举办过，甚至我们还把西川论坛开到了国外，在日本福冈，我们与日本著名的九州大学合作举办过一次国际会议，九州大学是郭沫若当年留学的地方。所以现在来看，西川论坛已经成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在国际上也有些联系的、非常有特色的青年学者的连续性的学术沙龙。现在参加的人不断扩大，不仅是我们四川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所学校毕业的在高校工作的青年学者，还吸引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内的青年学者，当然我们的原则是开放的，欢迎他们来参加，愿意跟我们交流的都可以交流，所以说有很多其他学校的青年学者也慢慢加入到我们的论坛当中来。并且最有意义的是，今天的同学都说发表文章很困难，因为学术界人满为患，其实这是非常平面的对学术界的理解，一方面一些很平庸的文章的确难发表，尤其能够写平庸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就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应该来说，优秀的编辑永远都是存在的，优秀的刊物永远都在期盼着甚至渴望着有好的文章出现，所以随着我们西川论坛学术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著名的刊物，每次都会主动地参加到论坛中来。他们都觉得我们这些论题非常有意思，也切中了学术前沿问题，他们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观察这一批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新的发现。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学术期刊和我们论坛自身发展的一种良性循环，他们需要观察我们的思想发展，我们也需要借助他们的平台来展现我们自己，互相之间是一个非功利的、一个精神性的共同追求的关系。我觉得一个学术沙龙、一个学术论坛能做到这点，那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功，所以现在这个良性循环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 左存文：“西川论坛”取得的实绩大家有目共睹，单就西川同人发表的论文和申请到的各级科研项目来看，数据也是惊人的，我觉得这些成绩与“西川论坛”的创办初衷和理念密不可分，您怎么看待论坛和这些学术成果之间的联系以及论坛的意义呢？ 李怡：我觉得通过这些年我们共同的努力，西川论坛已经非常见成效了，在这个论坛里边成长起来的人呢，可以说是已经非常引人瞩目，有的人就是因为受了论坛的激励和感召，在读书期间为参加论坛所写的论文，就能到中国顶级的杂志比如像《文学评论》上发表。其实受这些年西川论坛不断推出的话题的影响、感染，我们整个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水平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我的学生为主），他们一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25项，还有教育部及其他省部级立项117项；发表的权威核心期刊，像《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这样的期刊上的论文就是二十多篇，还有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有三百多篇，我想这个数量即便是放在国内高校某一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来说，都是相当高的。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就是论坛的这种特殊方式所形成的学术氛围激励了其中的每一个人，带给了他们学术的快乐，让他们慢慢体会到学术的意义，这样就走上了一条学术的康庄大道。我想这就是十多年来西川论坛的意义所在，我从中也是受益无穷，可以说对教育也觉得充满信心，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论坛的意义，我想首先就在这里。 三 西川论坛的学术框架和视野 左存文：您对文学史叙述里面的新文学、现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既定的叙述提出过一些质疑，所以您就以新的一些视角比如国家历史形态之类的，提出的民国机制这么一个研究路径，这些观点不但引导了西川同人的研究方向，也在学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李怡：这个其实在我的一篇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我们西川论坛或者西川会馆打破固有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每个学术群体的诞生，一定是有他独特的追求，我们不是在重复别人、重复前人，这意味着要对问题有新的发现。那么西川论坛所形成的这个学术群体，我觉得很大意义上就在于我们有一个雄心，要对整个历史特别是文学史有一个新的解释，新的解释当然不是为解释而解释，是我们自己独特的发现，就是从国家历史形态这个角度来重新解释我们的现代文学，这个是我多年探索的结果。“民国文学”这个概念首先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早就追溯过它的来源，最早是1997年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福康老师，在他的学术研究当中发现“现代文学”这个词不好用，所以他写了一篇题为《现代文学还是民国文学》的文章。到2000年的时候，吉林大学的张福贵教授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应该用“民国文学”的概念来取代“现代文学”的概念。但是当时他提出来以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质疑，很多人都觉得“现代文学”这个词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它是有自己特殊内涵的，用“民国文学”这个词能不能达到取代它的目的，大家是心存疑问的。在这里我也不妨坦诚地说，在所有的疑问者当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当张福贵先生提出这个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是会议主办者之一。但是呢，我从内心并不很理解认可，因为我们都是在“现代文学”这个意义框架里边成长起来的，忽然要引入一个国家的概念，那我们就觉得它的合理性有多大，所以我是从存疑开始的。但是随着我自己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我就慢慢体会到“民国文学”这个词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最简单地来说是赋予了“现代”以十分具体的，一个可视化的、可以挖掘的一个国家历史的阶段性的一个命名。可以说，现代性就像这个词本身是充满争议的一样，西方的现代、中国的现代，“现代”指的是什么，其实说白了我们到现在仍是众说纷纭，那么我们从众说纷纭、充满争论当中来谈论“现代”时，有没有一个比“现代”更切实的、更能反映我们国家历史形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描述性的，就是“民国”。当我们说“民国”这两个字，当然绝不意味着对民国的专制政府是肯定和欣赏，那显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它就是指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对国家历史的一个命名，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也是对1949年以后的历史更朴素的一个命名一样，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前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对历史的描述还原到了它最朴素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认为单纯提“民国文学”还不够，我们谈民国文学是为了把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特殊发展形态讲清楚，讲它怎么区别于我们的清代文学、古代文学，甚至也和1949年以后的文学有所区别。所以我认为，民国时期有它形成特定文学的一套独特的机制性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的说法。从2009年我第一次提到这个词，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所幸的是我觉得这个词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未必有那么多人接受，有的人也是很疑惑的，但是看看这些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用“民国”这个词来描述的越来越多。当然越是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词语本身并不重要了，关键是一种研究态度，就是你尊不尊重中国在特定历史的特殊性，还是根本不考虑，还是在一个笼统的“现代”的那个概念之下来描述这一切，你可以从上世纪初描述到今天，如果是用“现代”这个词，显然有很多的局限性。所以今天人们也意识到这个局限性，这个时候，“民国”充分考虑到国家历史形态，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文学和历史的对话成了我们今天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我觉得这一切的产生，就跟“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有重要的关系，所以到今天我觉得用不用“民国文学”这个词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了一种新的学术态度，这个态度是尊重特定历史形态，从尊重特定的历史形态出发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如果说这个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话，我觉得它开始吸引我们的学者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具体的历史环节当中，进行一种文史对话，这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左存文：从开始的民国机制到后来提出文史对话的研究方法，您提议将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之前新文学研究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现象重新纳回到文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重返历史现场进行研究，您能说一下这一转变的内在思维吗？ 李怡：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对文学的理解从表面逐渐走向深入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当中走上学术研究的，八十年代最大特点是强调回到文学本身，强调文学性，这个观点到现在我觉得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它首先的意义还不在于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文学性的存在，有没有纯文学的存在，八十年代提出这个概念首要的意义是完成了对政治干预文学的一次反拨，我们是谈文学性，谈回到文学本身，其实是要努力地从政治对文学的干扰当中挣脱出来。我们强调文学应该在文学内部来解决，意思是说，文学的这个内部到底在哪里，其实八十年代并没有想过，有没有一个绝对的内部？但是这个是有意义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这与单纯地把文学工具化和功利化是有所区别的，把文学纯粹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是在反思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意义上，强调回到文学本身，直到今天我仍然肯定八十年代的这个思想，我们也是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强调文学的修养本身。但是呢，随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逐渐深入，就会发现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虽然在一开始举起的是艺术的旗帜，纯文学的旗帜，但是它从来也没有被纯文学束缚。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它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非常复杂和艰难，文学还不能回避这些社会问题，而一旦文学主动地来承担这些社会问题，那就不可能走到一个纯粹的本身，文学就必然要解决人的周边生存环境的很多问题，而且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堕落，并不是文学放弃了自己的独特性，而恰恰是增加了文学介入社会的可能性。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当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身边的社会问题如此繁复和众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文学要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多余的、是虚伪的，相反，如果这些社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大谈文学为了自身，还大谈把文学自我束缚起来，我觉得那个才是虚伪。所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文学的时代，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大文学的时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文史对话、大文学观，就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独特的风貌和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思想也发展起来了，八十年代追求纯文学，是充满一些对文学天真的幻想，尽管人的幻想是非常珍贵的，但是随着我们对文学理解的加深，我们就会从纯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必然，这是我们对文学由浅入深的认识结果，绝对不是抛弃文学的结果，是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更加内在化了。 左存文：“西川论坛”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西川论坛”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李怡：西川论坛一开始就很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与海内外学者进行思想的砥砺、碰撞，相互交流最新的学术思路，相互启发。每一届西川论坛，我们都会邀请一些海外学者参加，比如说来参加论坛的有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郑怡教授，韩国东亚大学的几位诗歌研究学者，像金龙云、金素贤、金慈恩等，还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冯铁教授等等，都跟我们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论坛开会的时候，邀请他们就相关主题撰写论文，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另外，我们还利用各种校际的交流机会，邀请其中的一些学者来做专题性的演讲。最近几年，我们分别邀请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学校的学者来上课或做短期讲座。后来，他们分别成为北师大、或者川大的短期授课老师，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其中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学生得到了最新的国外的一些研究信息。同时也给我们学生展示自己的才华提供了舞台，在上课的相互交流中，让这些海外学者能了解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这样为他们进一步走向海外，比如进行交换培养甚至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事实上，西川学人有好几位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到海外短期访学或者进行学术交换，比如周维东教授就去了维也纳大学（冯铁老师所在学校）当访问学者，谢君兰老师去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做短期的访学，赵静去日本大学山口守教授那里访学等等。另外，任冬梅、李哲、王永祥、李俊杰、谢力哲、谢君兰，他们还去过台湾政治大学，参加学生夏令营，进行学术讨论，其中谢力哲去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最近黄晶晶也去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加起来大概有十来位青年学生，因为这样一个机缘有机会到海外去访学或者留学。 四、相关刊物、新媒体平台及现代文献学的创立 左存文：您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在2014年被列入CSSCI来源集刊，您指导创办的内部交流电子期刊《西川论坛》、纸刊《西川论坛通讯》、新媒体平台“西川风”“西川·烽火”“诗诗诗”等，在同人成长乃至学界交流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您能谈谈相关理念和运作情况吗？ 李怡：我们青年学术论坛，一开始就很重视新媒体的宣传教育作用，所以就创办了电子期刊《西川论坛》，每期一个年轻学人当执行主编，到目前为止，我们出了三期，因为各种工作的原因最近暂停，但是我们很快就会恢复。这个电子期刊出版以后，我们利用所掌握的全球学者的信息，广为传播。刚开始，我们其实还没有意识到，慢慢地出了一两期之后，就发现学界反馈的信息非常地好，有大量的学者，包括海外的，都喜欢看我们的刊物。甚至当发现刊物暂停以后，好多学者都还在问为什么没有再出了，这也是在鼓励我们继续把它做下去。后来，微信公众号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交流平台。首先由周维东发起创办了公众号“西川论坛”，在我的建议下改名为“西川风”，其主要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这个期刊的来稿为基础，有时定向约一些稿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展示、传播学术成果的平台。再次，张武军老师也创办了微信公众号“西川·烽火”，侧重于以重庆整个抗战文化为专题性的特色研究，目前影响也越来越大。此外，随着中国诗歌研究院的创办，我们又结合相关内容，因为论坛的青年学人中有写诗、写诗歌评论的，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个关于“诗”的公众号，就又创办了“诗诗诗”，目前由周文老师在具体负责，相关方面的信息也得到了传播。其实呢，在我的设计当中还应该有一个公众号，叫“西川·流水”，这个主要是用孔子的这句话——“逝者如斯夫”来表达对历史的一种感受，因为西川学人中有好几位学者是做文学史料研究的，而我们整个的学术研究也都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所以说我曾经想专门做一个如何进行史料发掘的公众号，但是这个技术难度有点大，它需要不断地推出一些新的史料，可能对组织者和制作者都是一个考验，所以说还在筹备当中。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借助这些新媒体，将我们的学术研究信息及时跟学界做一个交流，向社会传递我们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得到一些反馈，相互之间也有个交流的平台，这方面我们将继续地做下去，我想会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特色。 左存文：确实，受西川论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同人开始注意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性，并有许多同人投入到现代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中来，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对现代文献的研究和思考，以及这几年来您所做的相关工作和新的理念吗？ 李怡：现代文献学不是一个与思想相区别的东西，一个好的文献学者同时也是个思想家，那么在思想的意义上文献学是干什么的？它不是在故纸堆里边淘材料，文献学就是寻找真相。因为我们的真相被百年来的别的什么力量遮挡住了，掩盖住了，我们需要回到文献，文献不做假，它可以让我们心明眼亮。只要你去读，就会读到一个作家繁复的思想，因为他再繁复的思想都会在他的文字当中体现出来，当然这个文献是开放式的，我们不能只读一类文献，我们要全方位地读所有的文献。汪精卫是个汉奸不假，但汪精卫也有参加辛亥革命的慷慨赴死的那一面，我们只有把两方面的材料都了解清楚了，才能从他慷慨赴死到走向奴颜婢膝当汉奸这两者之间找出内在的逻辑。这种材料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能够对历史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多读文献、读全面文献的意义。为了适应这个理念，我们要在四川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献学的二级学科，这在国内属于首创，也准备在这个方向有意识地培养一批人才。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了把我所说的“文学要探寻真相”落到实处，文学的实处是哪里？一是我们感受的真实，二就是文献积累的真实。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探寻真相。 左存文：在国内设立现代文献学确实是我们学院的首创，其实您在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力邀刘福春老师携吨量级的新诗文献入驻川大，比如您自己也收藏了大量文献并做相关的研究，那么关于这个学科，您今后的想法和计划是什么呢？ 李怡：我们这个二级学科是探索性的，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所以到底该怎么样来建构起这个学科，都还在摸索当中，我现在初步的设想是我们需要有百年文献学史的知识，比如下节课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百年中国文献学学科历史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哪些人哪些事。另外，我们会开设具体做相关文献研究的一些案例性课程，比如说我们请刘福春老师讲他的手稿研究，讲他的版本研究；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些史料搜集方面的，比如佚文佚诗，它们对于我们整个理解某个作家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为什么成了佚诗，佚诗为什么又有作用，这里面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还准备请陈思广老师讲讲他的现代小说文献收集的一些心得体会。总而言之，我们准备采取的是很有针对性的、大量事实为基础的案例教学为主的方法，这样来吸引同学们对于文献学所做工作发自内心的兴趣，因为没有兴趣什么都做不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做，你就认定它是个枯燥无味的东西，那你以后也不会做，所以，给大家大量生动的案例，就是让他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趣味无穷的，我们准备从这样一个角度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来推进现代文献学学科的建设。 左存文：就像老师对现代文献学这样系统的计划，您之前在提出民国机制的时候就推出过很多系列丛书，这些丛书中有一部分是师兄师姐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看出，不管是西川论坛的各级读书会和学术活动，还是编辑出版系列丛书，您都有意识地将他们的研究方向整合在一个大的学术体系之中，您能大概谈一下对整个学术群体的发展所做的工作吗？ 李怡：目前为止，我编的四五套丛书都是围绕这些主题。一个就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十本；另外就是花城出版社的《民国文学史论》，现在也出了两辑，第一辑是六本，第二辑是十一本（计划当中是十二本现在出了十一本），这个系列将近二十本了；现在正在筹划当中的是第三辑，就是专门做二十世纪革命文学研究的，第三辑可能也是十来本吧。这样，花城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的三十来本，加上山东文艺出版社的就四十来本了。同时我在中国台湾还推出了三套丛书，一套是《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是关于1912年到1949年的文学研究，已经推出了八九辑了，每一辑都是十多本，总共一百多本了；还推出了《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文学论丛》，这个推出了六辑，每辑也是十来本，累计也是有六十多本，所以台湾出版的论著就是一百六十多本了，这个规模是很大的。此外，我和刘福春老师合作，在台湾推出了《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现在是围绕诗歌的，马上要出第二辑了，那么这些加起来也是一百多种。这几个系列加起来可能将近四百种书目，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大的主题来展开的，应该来说，基本上勾勒出了这个围绕国家历史形态来研究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从史料文献到思想评论都有，整个学科的框架通过我这几年的努力把它搭建起来了。当然这里面，还有没说到的两套书，都在陆陆续续地出版，一套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也叫《民国历史文化与文学》，现在一共出了7种；还有羊城晚报出版社推出的《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也是五六种。所以这些量加起来是规模很大的，里面值得一提的是，我毕业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基本上都收入了，或者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出版的系列。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已经毕业了的学生，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有一个很好的出处，也有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当然有一点，虽然我强调从国家历史形态来看文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意志强加给任何一个我的博士研究生，我的主张是，博士生愿意加入到我们一个大的思路当然很欢迎，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对话，如果说你自己真的有自己的想法，要做别的选题，我从来都不反对的。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说，你要做你自己的研究，你是真的为了学术研究，而不是说因为做不了这个研究，出于畏难之心去找一个你认为很轻巧的题目来做，那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并没有要求大家都要围绕我的那个框架来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我从来也不主张这样。那个东西是你强加进去的而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对他的学术是没有好处的。如果他一旦不认可你这个选题的思路，那是勉强为之，对学生也好，对我们本身的学术话题也好，我觉得都是负面的意义大于正面的意义。 从我们目前探索的框架出发，是可以勾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文学的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个东西呢，目前基本上也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西川论坛，通过一级一级的读书活动培养人才所取得的成效。最后呢，我们通过组织这些丛书让大家的学术成果，有一个走向社会被别人了解的制度上的保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探索的论坛模式逐渐形成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会有这一天，而是在逐渐摸索当中形成的，通过读书交流、通过相互对话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通过做一个好的毕业论文，实现自己学术的第一次贡献，然后通过把你组织进一套丛书里边来对你的贡献做出肯定，可以说是送上马再扶一程的这样一个关系。这样通过“西川论坛”这个序列训练出来的学生，别的不能说，至少有一点，对自己的学术充满更大的兴趣，他们会愿意沿着这条学术之路不断地走下去，我觉得这就是“西川论坛”构成的机制对一个人的学术影响。 五 论坛的学术精神和愿景 左存文：我觉得“西川”一词在您的思想中包含某种精神特质和文化密码，这也是西川论坛的整个氛围给我的感受，就这方面您能再具体谈一谈“西川”一词吗？ 李怡：关于“西川”这个词，是来源于我们一些四川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于我们川西这个地域包括成都平原、岷山这一带的历史文化的一种猜想，和对它潜在意义的一个发掘。这个发掘就是说，中国文化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原地区首先发展，然后传播到我们西南边陲这种地方，而是就在这种地方也有自己的文化脉络，而且十分重要。他们证明川西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块发源地，特别是川西的岷山，他们就认为是文化昆仑。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观点，有很多东西还值得我们史学界进一步地讨论，并不是所有的史学家就一致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想史学意义上的同意不同意，这个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作为一个文化传统，它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实证性的，同时也是精神性的。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就是给了我们一种精神上的启发，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传统认为都是落后于中原地区，是被中原地区传播来的先进文明激发以后才能够发展起来文明的地方，其实我们有我们的根，有我们的文化脉络，那么一个现代人，如果能从这种文化想象当中被激发出一种创造力，被激发出一种不断进取的可能性，这本身就是这个文化带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说岷山到底是不是神话中的昆仑山，还有川西平原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来源地，这个我觉得咱们尽可以继续论证。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我所讨论的“西川”这个词它具有的文化含量和文化意义，这个对每个人来说，多多地体会、多多地理解、多多地阐发，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它的最终指向是要激活我们今天的一种创造力，激发我们的一种文化的自信，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左存文：由“西川”这个地域性的词，您发掘了它特有的精神内涵，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就像近年来您从巴蜀视野到成都模式，提出了很多居于前沿的学术观点，关于这些思考，或者说学术的前沿问题，就我们在读博士生来说，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提醒？ 李怡：关于前沿问题，那当然很多了，也是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的。前沿问题需要在具体的学术讨论当中激发出来，它也不是一个清单，说只要我抛出几个来，你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加强对中国文学各区域性独特资源的挖掘，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少，所以提出成都模式也好，我最近在说的成都路径也好、四川路径也好，目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为了激活现代文学在各个不同地方更丰富的可能性，目的是通达这一点。我相信，随着对于这个问题理解的增加，我们以前的很多学术史研究上的困惑，比如中西文化的关系、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区域文化的价值和局限性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新的框架里面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左存文：对于西川论坛，您现在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您对西川论坛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愿景呢？ 李怡：以后我们会坚持办下去。现在每年想来承办这个论坛的人很多，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有时候精力顾不过来，所以说会有意识地把节奏放慢。本来2019年下半年就应该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了，但是有别的学术活动在人员和时间上有冲突，所以暂时搁置。不同阶段的人才，有不同的教育氛围和环境，以后我们还是要坚持三个级别的读书活动，从望江读书会、西川读书会到西川论坛，同时还要发挥那些毕业了的研究生、博士生的作用，在他们各自所在的高校跟我们联合组织相关的学术活动，不断推进我们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 左存文：谢谢！ 原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