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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我写过关于阿塔尔的第一篇小说《蕾奥纳的壁炉节》的文章（见《阿塔尔：值得期待的文学新人》，《文艺报》2017年4月10日）,对他的出现报以了非常的期待，内蒙古的文学也需要新面孔、新力量，以冲破近10年来相对沉寂的文坛。此时，我想起2018年3月，在《草原》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阿塔尔获得了“新人奖”，颁奖嘉宾是我尊敬的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当年近七旬的阿尔泰先生将奖杯交给还不到23岁的阿塔尔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动，感觉这是老一代作家在向年轻人传递文学的接力棒。那小小的奖杯一定是沉甸甸的，它代表了老一辈作家的深切希望，也象征了新一代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之后，我与阿塔尔又见过几次面，但是很少谈及文学和他的写作。我认为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在写作完成之前，外人介入其中指手画脚是对写作者的不尊重，也会扰乱写作者的思路，尤其是“90后”的作家，对我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或许只能给予他们写作之外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自由疯长。 阿塔尔应该是内蒙古小说的异类，就像最近刚刚出道就获得一致好评的1999年出生的女孩渡澜一样。这两个人的写作，我们很难用以往的惯常的阅读经验去解读他们，他们的出现是对内蒙古小说创作的一个逆反，他们是来自草原的两只不可预知的文学“狼孩儿”。对比两人的写作，我感觉渡澜的小说与阿塔尔的小说是两个极致。阿塔尔的语言是标准的透亮的汉语，清晰而好读，虽然内容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象和认知；而渡澜的语言却是生涩的，有时候甚至是混浊的，但是她的故事却是现实的，并且有穿透现实的锋芒和深刻。阿塔尔的写作是经过大量的阅读而形成的汉语流，它顺着叙述宽敞的河道四溢流淌；而渡澜却是本能的对汉语的陌生化，她在遣词造句的时候，选择的词字常常与我们司空见惯的用词产生错位甚至抵触。德勒兹曾说：“每位伟大的作家面对他所使用的语言时，总像个异国人，尽管这是他祖国的语言。”（见《批评与临床》，吉尔·德勒兹著，南京大学出版社）渡澜当然还没有达到这种自觉和成熟，但我在她的叙述中总是感觉她对汉语的不确认性。她与阿塔尔一样，母语是蒙古语，并且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汉语，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在写作中应该是用蒙古语思考的，只不过阿塔尔是极力摆脱这种思考，试图用一种欧化的标准现代汉语来逃逸母语的叙事屏障，而渡澜则是将两种语言在叙述过程中进行杂糅或者碰撞，让汉语产生“痉挛”（德勒兹语），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某种“异质性”的变化。这一点，我在“80后”作家娜仁高娃的小说里有过类似的感受，比如将句子主谓宾关系的调换，对非生命体的拟人化，还有夸张的修辞等等。这些尝试都可能为汉语写作注入一种新鲜的表达方式。 阿塔尔的《雪原战争》堪称一部“秘史”，800年前，蒙古族产生了一部奇书《蒙古秘史》，它通过蒙汉两种语言的拟音拼写的转换，隔绝了只懂汉语不懂蒙古语的外族读者，同时也阻断了只懂蒙古语不懂汉语的本民族的读者，但它就是以这种奇妙的方式流传至今，成为蒙古族独特而又可信的历史文本。而《雪原战争》则是一部虚构的幻想意义的人类史。虽然它依然没有摆脱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的某些影响，比如小说沿用了“北境”这个词，尽管它与前者没有关联；又比如故事中的某些人物关系的设置等等。小说几乎穷尽了作者所有的知识和想象，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神话或者历史有着原型上的相似性，甚至还有明确的时间点（11世纪），但是它的存在与运转却又属于另一个维度空间。比如小说中的“努古斯”王国，它的名称显然源自史前蒙古族最古老的两个部落之一“捏古斯”。还有其中的人名或者部落名，多少都与蒙古族常用的名称有关，比如阿尔斯兰（狮子），比如巴尔夫（老虎）以及粟娜。但作者却又故意在书写上区别于以往的“阿尔斯楞”“巴尔虎”和“苏娜”，即所谓标准化的名称翻译。在这方面，渡澜也同样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写，比如小说《美好的一天》（见《草原》2019年第11期）中的人物“巴日思夫”，甚至连作者的名字“渡澜”也不同于我们常用的“朵兰”。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更年轻的作家们，在写作初始便有意与我们拉开距离，试图重新梳理蒙古语与汉语之间的对应关系？ 《雪原战争》肯定与蒙古族神话和历史有关，但它肯定不是蒙古历史，作者似乎有更庞大的野心，他指向的是人类的境况。他将历史与神话、幻想与现实进行拼接，将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神、英雄和凡人三个时代并置于同一个时空。小说里有军阀和封建割据，有冷兵器时代的战神、国王和远征军，也有现代化的无人机和广袤的油田。这便使读者不断地转换于历史与现实、幻想与真实当中，并从中找寻着两者的关系、发展的逻辑及其真相。 我还注意到，在小说每一章的开端，作者都会虚构一部古代典籍，并杜撰一段引言。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暴行者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十二圣徒列传》。”我想，这句格言式的语句即使不是小说的主旨，也至少是作者对历史的规律性的一个总结。小说还虚构了一座圣山，叫阔贝山。“阔贝”在蒙古语里有“份额”的意思，引申意可理解为公平公正，人人有份。而在结尾，阔贝山的陷落则标志着一个理想世界秩序的陷落。正如文中所述：“阔贝山的破灭也是我童年梦想的破灭，一个在我心中耸立了20多年的世界的破灭。”虽然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无法找到与之重合的山名，但是这座已经在作者的想象中存在了20年的神圣之地的毁灭，让一个不到25岁的青年开始重新认识和塑造这个世界。 当然，《雪原战争》不过是阿塔尔同名长篇的一个章节，但足以让我感到它的复杂性和史诗性写作的雏形。如果要我对这篇小说提出建议，我希望作者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加强更多细节化的历史场景以及主要人物内心的刻画与揭示，这是虚构写作与历史写作的重要区别，也是小说这种古老艺术形式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