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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经典和前人研究的质疑与新思考 理论进步重要的表现和动力之一便是对前人尤其是有巨大影响力理论的质疑。如果一个人质疑了前人的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自己的见解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还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实践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理论在他手上取得了进步。在今年的文艺学研究中，也有一些成果对经典和前人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新的理解。 邓晓芒检讨了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并对之进行了改造。邓晓芒认为，“审美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判断力’（哪怕是‘反思性的’判断力），而只是情感的传达能力。……情感的可传达性本身其实就已经显示了情感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而不需要用先天的认识能力来保证其普遍性。”（邓晓芒：《论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及其改造》）而情感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在邓晓芒看来恰恰不在于其先天性结构，而在于其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 卢文超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出发来分析艺术的物性与事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可以完美地复制艺术的物性，但无法复制艺术的事性，这导致了灵韵的丧失”。但在卢文超看来，“由于灵韵并非原作的物性，而是原作的事性，因此，这种事性尽管可能会消失，尽管无法通过技术复制而获得，却可以通过讲述而重新获得……因此，当事中之物变成无事之物后，依然可以通过进入新的事件，重新变成事中之物，重新获得新的灵韵。”（卢文超：《艺术事件观下的物性与事性——重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杨磊对于布拉格学派美学的非形式要素做了思考，与以往人们将布拉格学派看作纯形式主义美学不同，他认为，“对于布拉格学派来说，自律的艺术恰恰是实现其现实诉求的必由之路。”在杨磊看来，“布拉格学派面对的是中世纪的‘封闭宇宙’崩溃之后，赫然洞开的‘无限世界’。捷克民族急需在这样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秩序。……一种向内转的、自我导向的艺术理论，以及表征着自我导向的自主理性的民族语言和艺术因而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布拉格学派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试图塑造一个不受外界干涉、独立自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杨磊：《探寻美好生活：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美学》） 在理论及学术上，对于前人的质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有根据。根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逻辑与事实。一种理论、一种看法，如果不符合理论的逻辑，在道理上说不通，那就应该被质疑；但说得通的也往往不可靠，还要经得住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理论上的思考往往忽视后者，以上几篇文章从逻辑上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否符合艺术与历史的实际，则还有待检验。 四、深入历史语境的细部探寻理论真相 再普遍、再一般的理论都是从具体而特殊的历史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理论的普遍性恰恰是相对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往往会被遗落在历史的尘埃里，这也造成了对此种理论的误读。因此打扫尘埃，重新发现理论之所由出的具体语境，并据之再重新理解此种理论便显得尤为必要。而且，这样从具体历史语境来理解的理论，才是活生生的理论，才有可能更好地运用在其他地方，才有可能更好地被重新理论化、普遍化，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的文论、美学研究有些成果就能看到理论背后的具体现实。 周维东对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的重新梳理和思考就进入到了历史语境的细部。他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艺实践，在早期“形式”选择上面临内在困境：一方面，为了延续新文学的成就，承载革命的新内容，文艺形式要有创新；另一方面，为了能让更多的群众接受，文艺形式又必须与群众熟悉的旧形式保持一定的联系。因此，“抗战时期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革命文艺建设的内部问题，一个是新文学发展中的一般问题。就其在抗战时期发生的过程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革命文艺建设的迫切性，‘民族形式’论争不会首先在延安提出，并成为文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事件’。”（周维东：《革命文艺的“形式逻辑”——论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所以，延安的“民族形式论争”首先不是一个关于形式的理论论证，而是一个革命文艺的实践问题。刘卓则探讨了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在她看来，“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刘卓：《“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李雪莲从朱光潜和鲁迅争论的语境出发去研究朱光潜的“静穆”说。在她看来，朱光潜之重视“静穆”乃是借用西学来回归中国古典，即“寻求类似中国文化所曾经给予中国文人的精神‘归依’‘安顿’。”之所以绕道而行，是因为“作为‘西方学问’，希腊文化在‘新文化’中有着当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使人对系于其上的观点‘敢于自持’”。因此，李雪莲认为，朱光潜的“隐在目的是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寻求某种精神的安逸和安静”。（李雪莲：《重审“静穆”说——从鲁迅与朱光潜的“希腊”论争说起》） 很多概念、范畴与理论，只有进入到历史与语境的细部，我们才会对之恍然大悟，才会更加理解其必要性，才会更加理解提出者和倡导者的苦心与理路。也只有更好地理解，超越和创造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很具体，但却弥足珍贵。 概而观之，201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研究者有的进入历史的细部，有的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趋势；有的致力于发现概念背后的力量，有的仔细梳理概念自身的发展逻辑；有的致力于对前人的批判，有的则开始展开较为宏大的理论建构。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未来的生机和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