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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瞭望》杂志工作，却仍执着于文学，对从事新闻工作内心不尽投入，颇倾心于业余写作并发表文艺评论以及散文和小说作品。当时，78级大学生毕业对各单位都是一次新生力量的较大补充，新华社也不例外，仅《瞭望》就一下子添入十名左右新人。其中分到经济组的林晨，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78级毕业生，瘦高个，喉结突出，眼镜度数颇深，头脑敏锐。他与我不同，不光适应新闻工作，且迅速在经济报道方面显其优长。我们虽不在一个组，但我对文学的执着和在新闻工作方面的游移，编辑部的年轻人都了解。1984年底或1985年初，林晨找到我说，他有个同班同学在《文艺研究》做编辑，正想物色人，问我是否有意。我当然求之不得。很快，他的同学就到新华社宿舍来见面，这就是吴方兄。林晨曾讲过，吴方在学校是他们的班长。见到吴方，人极沉稳，说话不徐不疾，而且和善。见面大约带点面试的意思，不过，当时单位要人过程非常简单，吴方见了一面并带走一些我的作品后，不久就收到调动通知，中间没有周折。 当年，《文艺研究》编辑部设在恭王府前院最北端的那一排由东贯西的两层长楼上，即俗称“九十九间半”者，编辑部占据着二楼西半截，文学组办公室在西起第二间，面积当未逾15平方米。由于没有宿舍，我就被安排在办公室居住，最里边贴墙旧式花窗下摆着我的办公桌，右首竖放一张单人床，床尾横着一架书柜，将以外空间隔开，外面沿墙与窗一横一竖还有两张办公桌，那就是吴方的办公桌和文学组组长杨志一先生的办公桌。 我不知道那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楼、家属院，调动前也不曾打听或提出住房分配问题，不过住房必定蛮紧张。因为我东边隔壁住着艺术组组长姚振仁先生，他年龄可以算我父辈，但由于是单身，也在办公室栖身。我西边隔壁，即主编林元老先生办公室兼卧室，屋里亦置一榻，不过林先生晚间并不在此留宿，那张床应是因他年高而便于午间小憩的。 20世纪80年代，单位里还是先前的遗风，不呼官衔也不称老师，我称杨志一先生“老杨”，称姚振仁先生“老姚”，即使是林元先生亦径呼“老林”。林元先生资格很老，满头银发，腿脚已不便，唯声若洪钟。我听说他是《新观察》的老人，并在他墙上见到李一氓所书赠的立轴，从中领略到了他的资望。不过，这并不曾给我们年轻人带来压力，平时谈稿，有何看法都直说，至少我是如此。 我来了后，文学组变成三人。之前似乎有一位萧立军先生，调到《中国作家》去了，我或许就是顶了这个空缺。杨志一先生出身老《文艺报》，笔名杨骢，是20世纪50年代文艺批评界的青年才俊，曾经风头颇有。不记得从哪里听说，当年老杨的文章很有战斗力，但我所见到的他却完全对不上号。老杨头发已白，胃和牙齿都不好，深度近视，脸上从来笑意洋溢，说话轻声轻气，他是湖南人，但并没有湖南人通常的峻急之风。当时在文学组，他一老带俩后生，按我记忆，相处颇洽。我和吴方同为78级毕业生，观念、志趣投合自不必说，而老杨亦未显出与我们隔膜，印象中我们组稿与谋划选题，他都言听计从。 先前《文艺研究》的版面上，艺术类和理论类文章似乎要突出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科领域、学术资源有关。不过文学版面也算有块招牌，就是王蒙先生就年度短篇小说创作，持续为我们写概览性质的文章，很受关注。这稿子，记得是老林拿到并直接交付组里的。 1985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大树新风之时，文学方法论革新、创作中“八五新潮”以及“第五代批评家”崛起等热点，都在这一年勃发。应该说，《文艺研究》文学版面之前在图新求变上，相较《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等，是有些落伍、沉默的。吴方和我都对老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文学组需要关注、加入新的潮流，同时保持我们的鉴别力，对于某些花哨、空洞、新瓶装旧酒而对思维方式更新没有意义的现象，与之拉开距离。老杨表示认可，汇报给老林亦认为恰当。1985年3月，我作为《文艺研究》编辑，到厦门参加了有名的“文学方法论革新研讨会”。此会主张文学革新的人士云集，而最突出的，是新崛起的青年批评家群体几乎到齐，且在会中占尽风头。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文学组的组稿对象、稿件来源较以往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此同时，文学组开始研究在来稿组织及选择以外，主动提出和表现我们《文艺研究》对文学革新的观点与主张的问题。组内几次研究后，一致认为应把注意力放在思维方式问题上。当时，不少标榜文学方法革新的作者套用所谓“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作家、作品，甚至生造公式，把文学批评和研究搞成数学论文的模样。这一度很是时髦，但在文学组，我们不甚以为然，觉得文学观念革新应从徒具其表、言不及义的花拳绣腿，拨往切实转变思维方式的方面。于是决定由文学组邀请文艺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组成三方会议，就如何认识文学思维方式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文学思维方式，共同研讨。研讨会于1985年5月3日租什刹海某会堂举行，与会者有刘青峰、邱仁宗、黎鸣、沈小峰、司马云杰、俞建章、闵家胤、林方、陈骏涛、谢冕、高建、魏宏森、金开诚、刘烜等。其实多年后，我对开会日期已记不太清，此次专门一查，竟是1985年5月3日！彼时动作之快，即便是亲历者的我，如今也不免暗暗吃惊，真为那年代文坛的意气风发感慨不已。会议记录经整理之后，以“关于文艺研究的‘三维对话’”为题，发表在《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导语写道：“五月三日，本刊邀集在京的十余位理论工作者，就有关拓展文艺研究思维空间的若干问题举行座谈。其中有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同志，有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同志，也有专门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同志，形成了一次关于文艺研究的‘三维对话’。”这个“三维对话”的提法，出之于我。当时觉得既是图新求变之会，提法也得出点新意，现在看不免造作。然而，80年代特有的锐气，后来确实难以重现了。 “三维对话”，是我在《文艺研究》工作期间，文学组举办的唯一一次研讨会。舍此之外，文学组于正常组稿、发稿的同时，主动和有意识采取的又一行动，是约请文学语言学方面的文章。方法论革新的喧嚣过后，文坛开始冷静和沉淀，转而注意语言、叙事与文本问题。对这一动向，《文艺研究》未再落于人后。1986年春，我们几乎第一时间就聚焦于此，开始从版面上集中编发这一主题的文章。为组织稿件，老杨曾领着我，专门到汪曾祺先生、张承志先生的寓所拜访。汪老当时住在蒲黄榆，家中十分简陋，水泥地面，狭小的两间屋子摆着从前典型的从公家借来的桌椅床柜家具。张承志住得更差，是一栋小破楼，室内黑暗。之后，汪老如约写来《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含“语言是本质的东西”“从众和脱俗”“神气·音节·字句”“小说语言的诗化”四小题，写作日期为4月24日。我们使之载诸《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这是我所经手编发的唯一的汪老作品，也是他晚年较重要的文章，惜乎原稿大约已经不存。约来的稿子中，我记得还有林斤澜、南帆、李陀等先生的文章。1988年初秋，林斤澜、李陀两先生以所主持的《北京文学》，为汪老办了毕生唯一一次创作讨论会，吴方和我都应邀参加。记得其间我俩私聊，都遗憾此会未由《文艺研究》召开。当时因经费之故，也由于编辑部日常状态是各组各谋其务，办会不太方便。 我在《文艺研究》时间不长，拢共未足三年。后来，刘再复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去社科院文学所工作，那里当时有个新学科研究室（即今比较文学研究室），想要开展和加强文学的边缘研究，我也对此很感兴趣。1987年11月，我办理了调离手续。离开后，虽仍住恭王府（1986年底，在研究生楼旁新建的简易楼里分给我一间），消息却不多，偶尔路遇吴方、老杨等，打打招呼。不久，听说吴方也调出《文艺研究》，去了刘梦溪先生的文化研究所工作，而老杨则退了休。又数年，惊闻吴方亡故的噩耗，专程赶去向遗体告别，首度切近地体会了生命的无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