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薛毅曾经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读书界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知识转向，他说：“在之前，知识分子阅读的是尼采、海德格尔、加缪、弗洛伊德、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之后，人们开始阅读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福柯、《帝国》乃至《资本论》等等。这20年的变化大约可以从书单上窥见端倪。”读书界知识转向的发生意味着，内在于80年代新启蒙知识中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面对90年代中国问题的失语。新启蒙知识失语症的具体体现就是发生于1993年到19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这场波及全国知识界，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本是针对当时的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发言的。但是，它并没有证明新启蒙知识这位“医生”有治愈当代中国精神问题的能力。相反，经过这场讨论，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位医生本身就是一位问题重重的患者。 不过，知识转向的发生并不意味着现实问题的解决。毋宁说，它更说明了人文精神讨论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和持久性。它们吸引着一些知识分子持续思考，何怀宏即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何怀宏如此表述自己当时写作此书的心境：“我心里确实还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和冲动，这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识有关，我渴望着一种更为超越和终极的东西，个人也有一种不时袭来的忧伤和一些挥之不去的生命困惑。所以，我的这一研究也确实不止是出于一种知识的兴趣，也包含有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超越存在的关切。”这里所谓的超越、终极、生命困惑、生命意义，都不是什么新鲜词。它们都是人文精神讨论发起人的关键词，也是新启蒙知识的关键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何怀宏的写作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是对这场讨论提出的问题的再思考。 上世纪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一直比较热。中国读者阅读他，更迷恋其小说中的诗学形式和心理描写的深度。当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也风靡一时。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热呼应了新时期文学的纯文学倾向和向内转的趋势。与此同时，他文学世界中体现出来的超越意识和终极关怀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热情讨论。1988年，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出版。在这本书中，刘小枫设有专章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返回恶的深渊”的拯救意识。《拯救与逍遥》影响极大，中文世界中的“终极关怀”一词便较早出于此书。后来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刘小枫的这本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读物，引发人们思考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等诸多的思想命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与研究仍然限定在新启蒙知识的框架之内。而新启蒙知识无疑是一套现代知识，更准确地说，是一套关于现代人的主体的神话。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到了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到了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时刻，这套知识与神话才会被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原来在这一框架下被理解的对象的形象也会发生变化。以新时期鲁迅研究为例，在80年代，最初是王富仁的启蒙主义者鲁迅取代了陈涌的阶级论者鲁迅。随着研究者对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深入，又产生了汪晖的存在主义者鲁迅。而无论是启蒙主义者鲁迅，还是存在主义者鲁迅，都可以在新启蒙知识的框架内得以阐释和理解。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鲁迅的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左翼鲁迅”和“竹内鲁迅”成为鲁迅形象的主流。“左翼鲁迅”呼应了90年代中国出现的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异等现实问题，“竹内鲁迅”则与其时中国反思西方现代性思潮有关。正是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鲁迅成为一个抵抗西方现代性，坚持中国现代主体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在论述鲁迅的“抵抗”和“绝望”的时候，也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竹内好看来，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作为一个抵抗西方现代性的现代主体而出现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语境中，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鲁迅与这一时代思潮的关系已如前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到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这本书上来。事实上，何怀宏在本书前言中提到，自己之所以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对这位19世纪俄国作家有着以下的认识：“他的思想都是作为问题出现的，他是那些天才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又是这类思想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提问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敏锐的预见者，他能从一些最初的征兆中预感到时代的变革，预感到俄罗斯的命运，预感到人类在20世纪、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所以，他能有力地提出不仅是他的时代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即整个‘现代性’问题。”在这里，何怀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定性为现代性问题。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被嵌入到90年代中国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思潮里面。 对于俄国以及欧美国家而言，现代社会来临的一个标志就是作为西方人存在依据的基督教的脱魅，也就是尼采所谓的上帝之死。这个问题事关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如何生存，因此它是一个根本问题。在某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上帝之死并不构成困惑，他们甚至可以提出某种解决办法，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加缪的反抗荒诞的生存哲学。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就说：“我就这样从荒诞中推导出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面对荒诞，加缪的态度显示了人的尊严和勇气。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无论是上帝之死，亦或西方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种种解决方案都成为问题，让他困惑和苦恼。早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交往密切，是俄国典型的西欧派。到了中晚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从西欧舶来至俄罗斯的民主思想产生怀疑。作为一个文学思想家，他在《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长篇小说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何怀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整理成这样几个方面，即个人行为的道德问题、集体行为的道德问题、上帝的问题、人的问题、社会秩序的构想问题等。在何怀宏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展现了上帝之死后这些问题给现代人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困惑，乃至灾难。比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的思想便涉及到如果个人足够优秀，对于社会有益，是否能够杀死他认为对社会无益的普通人？再比如《群魔》中的比尔霍文斯基，作为一个社会革命者，为了未来美好社会的来临，是否就可以不惜一切牺牲当下人的生命和社会秩序？很明显，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比尔霍文斯基涉及到了没有上帝之后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道德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们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他预言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必然将人类带到深渊的处境。很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的危机在20世纪都一一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伟大的预言家。 我们都是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世界中的“问题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与何怀宏的困惑产生了共鸣和契合，从而让他在20世纪末写出这部《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来反思西方现代性，反思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时把人文精神讨论引发的问题进一步学理化，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回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