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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对文学的理解和评价要向社会敞开。而敞开的第一步就是了解非知识阶层，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文学观和文学阅读状况。作为当下最主要的体力劳动从业者，农民工对经典的阅读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接受状况。 积极了解农民工阅读状况 想要有效了解农民工的阅读状况，除采取问卷方式进行数据调查外，交谈、倾听和提问也十分必要。为此，我们采取“滚雪球”和偶遇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围绕“文学经典阅读”这一主题对南京63位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被采访者年龄在16—65岁之间，他们分别从事建筑、通信基础设施、餐饮、理发、销售、外卖骑手等诸多工种与行业。虽然被访谈者情况不一，但总体特点也十分清晰。经调查发现，农民工和文学经典十分隔膜，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少相关知识，或不了解文学经典的重要性，甚至不是因为缺少时间和金钱，而是受一种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实用性心理影响。 许多农民工对文学经典并非一无所知。在此，我们的访谈结果与贺仲明2012年对农民工的阅读调查相呼应。当被询问“你阅读过的文学作品或者熟悉的作家”时，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工不仅了解“四大名著”的大概情况，而且知道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李白、杜甫，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鲁迅，甚至知道郭沫若、巴金等。但问题是，这些经典作家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教科书上的名人，至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作家是什么时期的人等问题，他们大都并不清楚。在深度访谈中我们还发现，中国古典优秀文学作品在农民工中的影响力较为显著，但这种影响力也仅仅体现在他们能在问卷中快速勾选相关选项。其实，多数农民工对作品的具体内容并不了解，甚至叫不全主角名字。 农民工对文学经典的隔膜，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经典不重要。在进行此类话题的交流时，农民工也想尽力表达他们所知道的文学经典的相关知识。当感觉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时，大部分农民工都会感觉不好意思，或是竭力解释和澄清。此外，许多农民工表示，虽然他们现在不懂、不读文学经典，但希望自己的子女阅读。当被问到为什么希望子女阅读文学经典时，他们大都认为文学阅读可帮助子女实现某些功利化目标，有助于子女从政或经商。同时，他们也表示，子女阅读文学经典可以开阔思维，增长知识。 但即使如此，农民工还是会明确表达自己对文学经典的“拒绝”。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在中小学教育阶段的课本中接触过鲁迅的文章和“四大名著”，但已不记得这些作品的具体内容，虽然这些作品“肯定很好”，但他们以前“理解不了”，现在也不想读，以后也不会读。虽然许多农民工表示工作繁忙，阅读时间少，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没有时间阅读。有些农民工说，自己之前会读《故事会》《知音》《读者》等，而现在更多阅读网络文学，或是新闻类、成功学、谈话技巧等实用性文章。 由此可看出，农民工对文学经典持一种微妙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认为，阅读文学经典有助于提升子女的社会地位、开阔其思维；另一方面，他们也表明自己与文学经典的距离。这说明，农民工和文学经典之间的“区隔”并非来自金钱、时间或是普及性知识的缺乏，而是与其自我认知有关。在访谈中，农民工们反复使用“现实”“实际”等词汇，以此表达对于自身处境的体认。他们认为，阅读文学经典很难改变其生活状况。因此，在他们看来，阅读只能“修身养性”的文学经典，不如读专业书及可以提升工作能力的书重要，或是不如“休息”重要。 这一特点在“你认为什么是判断一部书好坏的标准”这一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是否有用”成为他们回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观点。所谓“是否有用”指的是：对于子女而言，阅读文学经典是否有利于语文学习—成绩提高—考上大学—找好工作这一连串的逻辑链条；对于他们自己而言，阅读文学经典是否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文学经典在“是否有用”这一标准的衡量下，有了“两面性”。在采访中，一位农民工甚至把“经典”定义为“有用的书是经典”。在他们看来，对于子女来说，文学经典能够满足子女“语文学习”“考上大学”等需要，但对于他们自己而言，文学经典不能促成经济效益的产生，显得“不切实际”。因此，他们阅读的多是“不能和社会脱节”的实用性书籍和“看个热闹”的消遣类书籍。即使图书馆是免费的，社区也有许多赠书活动，但农民工并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学阅读上。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农民工与文学经典的隔膜并不完全由客观条件所导致。当客观条件由于偶然性因素改变时，比如工作境遇改善，完成一定的资本累积之后，有了闲暇的时间和剩余的精力，农民工的阅读行为依然一如既往，仍很少阅读文学经典。由此可见，他们与文学经典之间的隔膜并不完全是客观原因导致的，而与他们的主观意愿和阅读习惯有很大关联。 当我们为农民工功利的实用主义担忧时，我们也要反思农民工认为文学经典在其生活中显得“不切实际”的原因。追求普遍性、超越性的文学经典，为何难以进入这些广大体力劳动者的世界；文学经典所包含的人性反思、审美超越等审美价值，为何与农民工的追求和向往并不完全一致。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文学阅读并不是纯粹精神性的行为，还与物质化、社会性密切相关。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接受并不单纯和个人的知识能力、审美修养相关，还与整体的社会结构相关。只在文学内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全面。从对农民工阅读文学经典状况的深度访谈中我们看到，知识普及、政策倾斜或是文学教育，对提升农民工的文学素养固然重要，但关键是要思考农民工内心的自我认知和其实用性文化观的成因，思考如何打破他们与文学经典之间的“区隔”。 努力促进农民工阅读文学经典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文学阅读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具有密切联系。要想改变农民工的文学阅读状况，必须从文学和农民工两方面着手。首先，文学创作与研究应着眼于“大文学”观，反思受众日益窄化的问题。在当前文学课堂，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大文学”观念依然没有被完全接受。文学教育应引入多元文学观和文学样式，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文学是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能力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与思考是增益智识、提升境界的诗意通道。 其次，积极促进各类文学作品创作，满足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网络文学是“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民知识素养提高的当下社会，增强网络文学创造力，提高其表现力和艺术水平，是文学研究者和创作者需努力的方向。加强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各类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文学从业者应有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担当。由此，文学经典与农民工之间的隔阂才能逐渐被打破，属于这个时代的有温度、有担当的新经典才有可能被创作出来。 再次，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使农民工拥有更多精神生活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农民工相关的劳动管理制度日益优化，相应的福利保障也更为完善，这些都为农民工“重新拿起书本”、阅读文学经典提供了必要条件。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