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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创新前瞻 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建构应当在哪些地方下功夫？与会学者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以下几点成为关注的核心。 第一，中国文艺理论话语建构的原则和追求。山东大学谭好哲认为，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当坚持主体性、目的性和学术性三个追求。江苏师范大学徐放鸣就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创新彰显文化自信的路径问题展开讨论，他提出四个维度，即发挥文艺对于塑造“四观”（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独特作用；发挥文艺对于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的独特作用；发挥文艺对于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的独特作用；以及探索当代文艺赢得受众的审美机制。哈尔滨师范大学于茀主张坚持文学理论的真理性诉求，切勿仅仅把它当成一种价值判断。江西师范大学赖大仁提出，当代文艺学研究要以实践论为基础，寻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知识论与功能论的统一。 第二，新媒介与图像文化研究。在数字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今社会，文学媒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学活动方式和文学观念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类挑战，从理论上对新的文学现象进行言说，或从媒介视角更新文学理论话语，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分析了互联网时代文学体裁和类型在结构方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新的变化。山东大学胡友峰认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文论话语范式突破了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呈现转型态势，主要表现在：文艺特质从“文学性”转向“媒介性”；世界从“实体”转变为“实体与虚拟”并存，文艺扩容；作者从创作者转变为制作者；作品从语言主导转化为图像主导；读者从接受者和解释者转化为参与者。浙江传媒学院钟丽茜剖析了数字艺术的“间性”特征，认为互联网数字艺术呈现出媒介间性、文本间性、创作与接受主体间性及人机间性等特征。河南大学杨宏鹏考察了传统感悟式批评在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微传播中的重生现象。 在信息化时代，艺术的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像与视觉艺术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对文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图文关系研究成为热点。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聚焦文字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在艺术理论视野下考察文字在转换为图像时的不完全性，从文字符号、思想和读者等角度探究其原因。江西师范大学陆涛认为，文学理论正在经历由文学语言学向文学图像学的转变。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尹航考察了电视传播对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湖南科技大学李文浩分析了“IP热”背景下的新型图文关系及其文化内涵。 第三，语言与形式问题作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始终是文学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在本次会议中，文学语言或形式的审美属性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文学评论》杂志社吴子林提出以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来实现语言由论证功能向证悟功能的转变，由此达到“以美启真”的艺术效果。厦门大学张开焱认为，叙事话语的组织形态、结构原则、话语语式、语体、声音等要素都蕴含着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上海大学刘旭光从审美角度对艺术作品的经验过程和分析方法分层次、按步骤进行了细致的提炼和解析。武汉纺织大学李展从存在真理、审美经验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对艺术作品的意蕴结构进行了剖析。 形式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凸显文学之美和文字之美的重要方式。 江苏师范大学吴建民从语言批评、文体批评和结构批评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形式批评的理论系统，发掘其对建构当代文学形式批评理论的积极意义。烟台大学张胜利从发生学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形式批评与审美鉴赏的关联，认为在吟咏与酬答过程中，诗文的形式之美得到了细微的体认。铜陵学院陈虹借助马丁·泽尔的“显现美学”理论，对汉字中的审美意象的显现方式进行了分析。 第四，性别理论与身体诗学。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指出，在后理论时代，一种理论包打天下的局面已经终结，理论话语进入多元共生的时代。此时，性别理论在西方成为方兴未艾的研究范畴，并对中国的性别认知和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从批判性视角对巴特勒的性别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进行了分析，强调理论语境化和基于现象的理论反思。江西师范大学陈静试图将生态问题与性别问题相结合，对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加以分析。深圳大学王晓华尝试把身体学引入诗学研究，提出“身体诗学”的理论设想，并对其基本结构和内涵进行了原创性阐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光顺同样关注身体问题，他探讨了《庄子》对身体问题的思考，认为庄子旨在通过身体技术演练回归感知觉，建构基于身体的新道德观，以纠正礼乐观念下的物役状况。 第五，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大，理论话语不断扩容。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新都需要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来引领。南方科技大学李凤亮表达了理论更新的迫切需要。他提出，文艺理论必须关注和探究新的文化形式，成为有效阐释、引导和催生新文化的思想引擎，并提倡构建以审美消费为内容的新文论，以此呈现文艺理论守本出新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中国海洋大学孟岗则希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思考和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和方法，他剖析了当代西方创客运动理论中所蕴含的马克思关于“完整的人”和“自由劳动”的思想内涵，思考创客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华东师范大学竺洪波将《西游记》研究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提出“大西游文化”的概念，以此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矿业大学史修永则把文化创意时代作为工业城市复兴和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新机遇，他从时空、文化和审美三个维度对此加以论证。 除以上几点之外，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未来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思考。比如，浙江大学苏宏斌主张从主体间性角度去解决文学阐释的失范问题，南京大学江宁康对政治美学的研究空间进行了阐述，湖北大学梁艳萍介绍了“气氛美学”的相关理论，等等。在开拓中国文艺理论的新话语方面，与会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视角。 三、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国际视野 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建构要具有国际视野，为全球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是彰显中国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也是文艺活动跨界交流和生产的必然要求。在本次会议上，“中国文论走出去”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与会专家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海外汉学视域中的中国诗学研究和中国文论话语的域外建构。西北大学谷鹏飞以《文心雕龙》的英译为中心，探究跨文化翻译的“经典重构”问题。他提出，在翻译中对原文本的语境还原、形式重构和中西范畴互文性比堪，使得《文心雕龙》在美国文学语境中成为他者视域中的经典。广州大学陆道夫集中探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翻译中国古代文论的策略问题。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李自雄认为，“抒情传统”表现出了“汉学主义”的理论范式，缺乏对中国文学本身历史语境及话语系统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对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作出了极大误读。深圳大学沈一帆围绕历史、文学和中国三个概念考察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的界定，由此表明当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转向。 第二，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提出，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为非西方理论进入国际理论界，并与西方强势理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文论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广西师范大学麦永雄认为，在当今全球化和电子信息时代，东方文艺和美学思想进入了国际视野，并形成了东西美学交叠互渗的新问题域，为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 第三，与会学者对中国文论“走出去”的方法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中国海洋大学薛永武主张以人性的共通性为基点，通过散点透视的方式对中西文论话语加以考察，在充分理解二者的相似性和相通性的前提下，探索其可通约性。湖北大学罗祖文则着眼于探究西方艺术中的东方审美元素，在他看来，中国线条和日本浮世绘的平涂技法在西方新艺术运动中的运用表达了新的文化内涵。云南师范大学刘连杰主张破除对中西文艺的刻板区分，从具体的研究和比较中发现新的问题。他以中西绘画为研究对象，指出“西画写实，国画写意”观念的失实之处，认为“写实”是中西绘画的共同追求，但在写实方式上存在差异。韩山师范学院吴亚南同样运用比较方法对中西诗歌的审美趣味进行学理分析。中国文论话语要想引起国际文艺理论界的关注和共识，不仅需要在研究的内容和问题上体现国际性，还应当转变研究思路，提出具有学理深度的有效的概念和论题，这无疑是文艺理论界今后的努力方向。 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的创新性建构作为当前文艺理论界的时代课题，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次会议汇聚了文艺理论界的各种声音，会议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基本理念，争取实现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 （作者朱海坤,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