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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孤独母题在70后小说中衍生出三种变体形式：“越轨者的孤独”“无根者的孤独”和“成长的孤独”。在这里，孤独作为千百年来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其分类模式（依然是奥利维娅·莱恩的分类模型）没有发生变化。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先知先觉者的孤独”和“天涯沦落人的孤独”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70后小说把孤独感受的内涵，勾兑成三种不同口味的鸡尾酒，仔细品咂后不难发现，每种口味的“配方”和“组分”仍然清晰可辨。 （一）越轨者的孤独 “越轨”，在这里特指“有违伦常”的情欲冲动，它虽然未必发展成现实中的乱伦、悖德行为，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层面。“越轨者的孤独”既包含“渴望亲近”（“渴望的孤独”）的情欲指向，又带有“思念一个人”（“失落的孤独”）的爱恋色彩。有趣的是，对于“越轨者的孤独”，付秀莹和张楚这两位河北籍70后作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含蓄、模糊甚至有意引发“歧义”的处理手法。例如，付秀莹小说《旧院》的叙述者有这样一段“欲说还休”的内心剖白：“我一直不肯承认，在我的童年岁月，表哥的存在，对我，是一种安慰。真的。对表哥，我怀有一种静静的情感，美好，无邪，它在我的内心深处，珍藏着。我始终不肯相信，在我未来漫长的岁月中，我所喜欢的男人，竟或多或少有表哥的影子。在潜意识里，我是把表哥，这个我童年生活里唯一的异性，当作了理想男子的标杆。父亲不算。父亲是另外一回事。”连绵的短句，倾吐内心秘密的絮语体式，“一直不肯承认”和“始终不肯相信”都被一个“竟”字推翻。少女怀春，唯唯否否[24]。如果说，含蓄、节制的美德，源于他们对河北籍前辈作家孙犁和铁凝文学风格的借鉴和传承，源于对“不到顶点”[25]的平淡美学的自觉追求和服膺；那么，模糊和歧义也不仅仅缘于他们对伦理写作的审慎和对写作伦理的持守。1952年，荣格针对自己作品中“刻意的歧义”致信茨威·韦尔布娄斯基说：“我所讲的语言必须是模棱两可的，亦即充满歧义的——这样才能够符合心灵本质上的双面性。我意识性地且刻意地寻求歧义的表达，因为这样比明确表达要好，符合生命的本质。”[26]不妨说，付、张二人对“越轨者的孤独”模糊处理的方式，是一种类似于荣格“刻意的歧义”的写作策略。惟其如此，人性的扑朔迷离、人心的神秘莫测，才愈发彰显——乱耕暗中迷恋孙媳而不自知，直到某天清晨鬼使神差地闯进孙媳的卧室，两厢尴尬,乱耕更是懊悔不已（付秀莹《陌上》）；弟媳姜欣对王瑜山有一种亲兄长般的依恋，而王瑜山把姜欣所有的爱好都记得一清二楚（张楚《直到宇宙尽头》）；弟弟五桩在外打工，弟媳小灯和大伯子哥二桩互相欣赏，彼此吸引，小灯每次陪二桩去相亲都会刻意打扮，是潜意识唆使她要把那些姑娘比下去（付秀莹《灯笼草》）。几度按捺，几番隐忍，王瑜山和姜欣、二桩和小灯都把那些“枝枝杈杈的小心思”升华为孤独。镜花水月终成过眼云烟，幻魅的罂粟花就任它在心底自开自谢吧，拿来赏玩便逸出正轨，有悖伦常。葛亮长篇小说《朱雀》里的国忠暗恋异父异母的妹妹忆楚，忆楚遭遇强暴后，母亲担心女儿没人要，国忠向妹妹求婚，被母亲痛斥。终其一生，国忠都对忆楚疼爱有加、呵护备至，他在“越轨者的孤独”中停驻，再也没有越雷池半步。弋舟长篇小说《跛足之年》中的哥哥马领从小就对那些想和妹妹马袖交往的男生们严防死守，以致没有男生敢跟马袖说话，连女友罗小鸽都忍不住提醒马领：“我发现你对你妹妹太紧张了。”后来，罗小鸽在马领意欲求欢时，居然让后者叫她“妹妹”，这还不够，又变本加厉地让马领叫她“马袖”。马领虽然“觉得脑子里蒸腾出一股瘴气”，还是依从了，罗小鸽则“呼吸急促，答应着……笑得天花乱坠”。两人莫名其妙地迷失在突破禁忌的爱欲幻觉之中。与之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里，梁知和异父异母的妹妹梅梅相恋未果，后来遇到长相酷似梅梅的“我”，很快就把“我”变成他的情人，他刻意地把“妹妹”作为“我”的代称，千呼万唤，乐此不疲。“弗洛伊德在其名著《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禁忌有两面性：爱与恨，吸引与反感。任何禁忌，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正是为人向往才必须禁限，而禁限之后向往必然更强。”[27]4歌德直言不讳：“我们都知道，有数不清的例子显示兄妹之间感官的诱惑是存在的，而当事人对这一点可能意识到，也可能并不知情。”[28]在世界文学史的长河中，卡夫卡《变形记》隐隐约约地触及兄妹之情的伦理边界：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听见妹妹葛蕾特拉小提琴，不再顾忌自身形象的怪诞和恐怖，从房间里爬出来直奔起居室，“他觉得，仿佛获取久盼的不知名的食物的途径正展现他面前。他决心要一直推进到妹妹跟前，去扯她的衣裙，以此暗示她，她可以带着她的小提琴到他的房间里来……他不愿意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只要他活着就不愿意；……她应该自觉自愿留在他身边；她可以和他一起坐在沙发榻上，向他低垂下耳朵，然后他就要向她透露，他已经打定主意要让她去音乐学院学习……妹妹听到之后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格里高尔就会直向着她的肩膀直起身来，去吻她的脖子，打从她在店里上班以来她便一直不系丝带或领子地敞着脖颈”[29]。格里高尔“久盼的不知名的食物”，竟然是妹妹不离不弃、自觉自愿的永远陪伴，以及亲吻妹妹的脖颈。这种越轨的冲动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才得以展现，足见是其长久以来被深深压抑在潜意识层面的欲念。穆齐尔《没有理性的人》里乌尔利希和妹妹阿珈特的“兄妹恋”，俨然成为小说第二卷的中心事件。当然，穆齐尔的描写不渉淫猥，乌尔利希和阿珈特只是滔滔不绝地大谈感情理论，彼此接续思路、驳难往还，共同进入一种无休止的思辨、感觉状态，后来阿珈特离去不知所终，乌尔利希经历这番精神思辨的洗礼则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思索的公民”[30]。如果说《变形记》涉及兄妹间的感官吸引，那么《没有个性的人》书写的是兄妹间的精神契合。卡夫卡和穆齐尔两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宗师都涉笔“越轨者的孤独”，这是发人深思的文学/心理学现象。若干年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乱伦情节，可以看作福、马二氏对卡夫卡和穆齐尔人性探索的回应。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在其《普通形态学》一书提出“胚胎重演律”，认为“个体发育史是种系发育史简单而迅速的重演”，亦即人的胚胎发育过程是人类进化过程的重演[31]。被称作“儿童心理学之父”的美国心理学家霍尔把海克尔“胚胎重演律”推广至发展心理学①的领域，认为个体的心理（即“精神胚胎”）发展过程是人类心理发生和进化过程的浓缩[32]。不妨在此基础上推论：某些特殊的或极端的生活情境，也许会触动人类心理积淀中的历史记忆，从而引发相应的“越轨”的意识或行为，这其实是人类远古时期近乎动物的本能的“重演”，是远古时期尚未发展完善的人性中的“兽性”成分的“再现”。70后小说关于“越轨者的孤独”的书写，既是致敬卡夫卡、穆齐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等外国文学前辈，又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里“孤独”母题的转化性创造。鲁迅的小说《肥皂》穷形尽相地揭露了一个中年卫道士对于街头年轻的孝女的不伦情欲。曹禺的《雷雨》巧妙的情节设计使得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凤、四凤与周冲之间的情感纠葛富有造物弄人的悲剧感。赵毅衡指出，曹禺《雷雨》的乱伦情节应该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予以读解，它是礼教辖制、人性压抑千载之后的一声长啸，拥有宣泄机制的文化才有望成为健康的文化，而《雷雨》就是一种文化宣泄的产物[27]6-8。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流传的洪水神话的上百个版本中，几乎都有“洪水过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对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情节，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等学者把这一情节溯源到汉族古代典籍关于伏羲女娲兄妹婚配的记载，以此作为中华文化同根共生的明证[33]。由此可见，兄妹之间的好感，既是血缘亲情，又包含着远古的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而对于这样一份蕴涵着如此久远、如此厚重的文化内容的情感，现代人又怎能轻佻、怎能亵渎？田耳的《夏天糖》是一部“中国版的《洛丽塔》”：江标从高中退学后学开车，遇到一个身穿绿色衣裙、每天都睡在马路中央的十来岁的小女孩，他每次路过都会把小女孩抱到路边的草地上。久而久之，这成为两个人之间一场默契的游戏。尽管理智上否认，情窦初开的江标其实在潜意识里爱上了小女孩，后者却毫不知情，之后就不知所踪。江标结婚后，由于对小女孩念念不忘，家庭婚姻生活并不和谐。他几年间一直暗中查访、寻找小女孩的下落，最终发现她成了一家歌厅的小姐。她忘记了江标，而且已经完全不记得他们之间的游戏。失望已极的江标开车从小女孩身上碾压而过，以毁灭爱恋对象的犯罪手段，来摆脱这段不伦的单恋，摆脱与“洛丽塔情结”伴生的道德负罪感，也摆脱长期折磨自己的“越轨者的孤独”。罗兰·巴特称“人类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之同时，也发明了叙述艺术”[27]8。70后小说家对“越轨者的孤独”的发掘，是在整合世界文学/文化相关资源的基础之上，于中国当代的现实土壤和文学实践中展开的有关人性/心理暗角的勘测与扫描，他们所发现的人性的阴暗、卑琐与狰狞，是对现代人的提示和警醒——虽然“每个人都有因自己的美德而带来的瑕疵”[34]297-298，但这不应该成为人性堕落和自我沉沦的借口，有所不为，有所持守，这是人之为人不可碰触的底线。毕竟，“狡猾与智慧有如猿与人，二者虽有关联，但是相去甚远”[35]。 （二）无根者的孤独 “无根者的孤独”，意在概括70后小说中“京漂”“海漂”“深漂”“校漂”“蚁族”①“偷渡客”等流动人口群落的“群体性孤独”。我国古代文学中多以“飞蓬”“浮萍”等“无根”植物意象指涉人的颠沛流离，如李白“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送友人》）；如苏轼“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颍州初别子由》）；如陆游“人无根柢似浮萍”（《行路难》）；如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过零丁洋》）等。古人飞蓬和浮萍的自喻，主要指涉“被剥夺了外在陪伴的客观情境”。而70后小说中“无根者的孤独”，更多的是“内在的孤独”，“是随时随地渴求一种无法企及的完美内在状态”[36]与稳定、体面、相对富足的生存境遇的结果。它兼有“失落的孤独”和“渴望的孤独”的组分：既包含“融入”城市的渴望，以及对于事业、爱情、家庭生活的憧憬等“渴望的孤独”，又包含学业/事业理想的失败（失落），思亲、怀友、失恋等“失落的孤独”的不同亚型。流动人口时常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石一枫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的一段描写触目惊心，那是小学生们对同班同学、来自湖南的借读生陈金芳的作为：“孩子的态度更要比大人极端得多，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逐渐升级的斗争。刚开始是班干部公然用‘品质恶劣’‘忘本’之类的词汇斥责她，后来是女生对她翻白眼儿，呵来斥去，再往后居然发展到了动手的地步。一些男生用跳绳抽她，用粉笔头掷她，还用扫帚把儿捅她的后脑勺。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都义正辞严的，但作为旁观者，我必须得证明，陈金芳并没有招过谁惹过谁。时至今日，她每天在学校里说过的话都不超过十句。而说起虚荣，谁又没这个毛病呢？哭着喊着胁迫父母用半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一双‘耐克’球鞋的大有人在。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一切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所作所为和言行举止，大多出自观察成年人行为之后的无意识模仿，是一种“观察学习”（或称“社会学习”）[37]。据此看来，小孩们对外省同学陈金芳夹杂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校园“霸凌”行为，实则是成人世界里根深蒂固的“排外”传统耳濡目染的结果。而“排外”是为了“重建秩序”：某些“土著”居民通过它来“重新组织”自己的“切身环境”，按自己“想要的样子规定世界”，用以“抵制……不时出现的不安定感。只要世界上为自己所控制的那一小部分是干净整齐的，这就足以带来某种安全感”[38]。排斥和打压，是维护自身“安全感”和优越感的必要手段，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变得和自己一样。阶层固化、壁垒森严，“无根者的孤独”路漫漫其修远，或许将绵延成“百年孤独”。盛可以长篇小说《水乳》中的左依娜来自某个边远地区，她和深圳“本地人”平头前进谈恋爱的过程中，每逢二人争吵，后者都会在紧要关头抛出“杀手锏”：“别忘了你什么身份！”这句话往往也意味着他们争吵的结束。因为左依娜没有深圳户口，只有选择和平头前进结婚，才能拥有那个“身份”，才能解决自己在单位的工作编制问题，才能终结自己“无根”的漂泊生涯。投鼠忌器，她只能忍气吞声。 徐则臣的“京漂”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西夏（《西夏》）、居延（《居延》）、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都取自古代历史上的邦国或军事重镇，既年代久远又地处边陲，对应于人物的外省身份，也暗示着他们的“融入”注定要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需要跨越的不仅是空间的区隔[39]，更是时间的绵延[40]，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距离，甚至堪与“古代”和“现代”之间的距离相比。关于“校漂”族，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描述道：他们“真正熟悉的地方只有学校，走投无路时也能只能回到学校附近。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上学期间都恨过自己的学校，但毕业之后一旦混得不如意，却又把学校当成了避风港。他们甚至在自我欺骗，感觉只要回到当初的状态，那么生活就还有希望”。《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是“校漂”族的一员，栖身于北大附近的挂甲屯。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彭德怀因对“大跃进”运动仗义执言而遭到错误批判，1959年9月底被迫“卸甲归隐”，于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躬耕试验田，以精耕细作的科学精神对抗“浮夸风”[41]。二十一世纪初，身为改革开放同龄人的理科天才、头脑中“装着半个硅谷”的安小男，却因拒绝以技术手段帮领导收集“证据”、剪除异己，而遭排斥、挤兑直致辞职，蜗居在挂甲屯毗邻厕所的出租房，靠充当“枪手”（替考）来糊口度日，时时害怕被监考老师识破，提心吊胆。元勋卸甲躬耕，天才辞职蜗居，小小挂甲屯见证了世间沧桑，也承载着“无根者的孤独”。鲁敏《零房租》写大学毕业生小雅遭受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没钱住宿，拖着行李箱在城市里游荡了一天一夜，遂以自暴自弃的“受虐般的武莽”入住一个“零房租”的鳏夫之家，打零工度日。她厌恶故乡的破败和妈妈的懦弱，一直在电话里骗妈妈说自己事业蒸蒸日上，爱情红红火火，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回不去的故乡，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失业失恋，举步维艰，这才是小雅真正的现状。鳏夫的儿子和小雅年龄相仿，十多年来杳无音信，很可能也在某个城市的某一角落穷途潦倒，困守于“无根者的孤独”中。鳏夫招租竟是为了替多年未见的儿子物色女友，在绝望的晚年尽最后的作为父亲的责任。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万念俱灰的小雅决意自杀，被鳏夫救下，“这个时候，天差不多也亮了”。还有多少小雅在“无根者的孤独”中挣扎？还有多少小雅处于倾向自杀的绝望边缘？请记住——“既然死是早晚的事，人所能获得的幸福，恰恰就在于在无情的命运面前悖谬地创造幸福。这种悖谬越大，生命的意义就越大。”[42]加缪“否定自杀的理由是”：在认识到个人生活的无意义无价值、体验到强烈的绝望之后，“人类仍然必须解决如何生活的问题。仅仅选择死亡来消除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或者选择非理性来消除对理性的不懈追求与非理性世界之间的张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并且在它们产生的张力之下生活”[43]。活下去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活下去才不致辜负这“无根者的孤独”。人，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但一定要有勇气走到它的尽头。 （三）成长的孤独 70后作家阿丁说：“欺骗和背叛也许是你在成年礼时最大的收获。很多时候你自己就是祭品本身。”[44]他的小说《成人礼》和《一个旅程，一个旅人》写的就是这种痛苦的经验。对许多人而言，成长的确与欺骗、背叛相伴；对几乎所有人而言，与成长形影不离的，是孤独，是“成长的孤独”。“成长的孤独”既包括“渴望的孤独”中的“渴望亲近（异性）”“渴望融入（成人世界）”等亚型，又可能混合着失去（童年时代异性）友人、失去（儿时种种）关爱等亚型的“失落的孤独”。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长就是创伤。一如策兰诗云： 我的星辰中有一架洪亮的竖琴…… 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 正在熄灭。一朵。永远的一朵…… 那会是什么呢，妈妈：成长还是创伤……（保罗·策兰《冬》） “姐姐”对于男性的成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45]，柳青之于秋水（冯唐《北京，北京》），白蓝之于路小路（路内《少年巴比伦》），施雅、夏雯和雷春晓之于丁冬（阿丁《无尾狗》），“表姐”之于故意杀人的“我”（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等等，都是无可替代的“这一个”[46]。“姐姐”们往往兼有启蒙者和拯救者的身份，柳青—秋水、白蓝—路小路和夏雯—丁冬、雷春晓—丁冬,一度也曾是恋人关系；表姐施雅对幼年丧父的丁冬关爱有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生前的丁父（阿丁《无尾狗》）；无独有偶，阿乙笔下的“我”对“表姐”的依恋也是源于早年丧父时“表姐”的保护和安慰：“她将我的头掖在臂弯里，将我保护起来，从此不再让这天、这地、这人、这黑夜来恐吓我。她总是忧心忡忡地望我一眼，就好像她才是母亲（阿乙《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而正是集启蒙者、救赎者和恋人、父亲/母亲角色于一体的“姐姐”们，或背叛（如柳青）、或死亡（如施雅）、或疯癫（如夏雯）、或离开（如白蓝、雷春晓）、或老去（如“表姐”），留下巨大的情感空白，留下无尽的“失落的孤独”：失去亲人、失去爱人、失去启蒙者、失去救赎者、失去保护者，曾经的美好尽皆化作哀悼。“依恋理论之父”约翰·鲍尔比研究发现，婴儿、幼儿或儿童所表现出的依恋倾向，在青少年和成年人群体中同样存在，依恋对象的离去或不复存在，意味着“情感纽带的破裂”[47]和“安全基地的丧失”[48]，依恋主体会陷入短期的歇斯底里或反社会倾向的“游离”状态 [49]。由此，便不难理解，秋水发现柳青的背叛之后，再也不顾忌与小白的“国际友谊”，毅然决然地“强抢”小白的女友小红，与之度过疯狂的“十四夜”；由此，便不难理解，路小路因为要上班无法送别白蓝，心不在焉的操作险些引发一场重大事故，愤怒已极的工段长向他举起拳头却没有打下去——他蓦然发现路小路的“眼神就像个杀人犯”；由此，便不难理解，丁冬痛失恋人夏雯和得知表姐施雅的死讯后，一度变得寡廉鲜耻，不择手段地谋求自己在医院里的“社会地位”和“光明前途”，离开了姐姐般的恋人雷春晓，更是决意流浪，断绝与社会的一切关联；由此，便不难理解，“表姐”出嫁之后，无所事事的“我”居然会故意杀害女同学，随后看似漫无目的的逃亡，居然还是以“表姐”夫家所在地为终点，原来“我”残酷而荒唐的犯罪行为，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再度引起“表姐”的关注和爱怜。是的，青春是一场酷刑[50]，是一路荆棘、一路坎坷的长途跋涉；“成长”原本就与“失去”相伴相生，而承受“渴望的孤独”与“失落的孤独”的烹煮煎熬，原本就是“成长的孤独”的题中之义——成长就是失去之后的孤单寻觅，就是渴望之中的自我救赎，就是残缺之中的自我修复，就是污秽泥淖之中的自我振拔。“似乎没有人会忘记自己青少年阶段那些强烈的情感体验。”[51]于是，也就有了人生旅途中无数人无数次的驻足回眸。 此外，作为个体生长/成熟的过渡时期强烈的情感体验，“成长的孤独”与“青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如果说前述“成长的孤独”有“渴望融入（成人世界）”的特征，那么“青年文化”的一个突出表征是拒斥和分离，刻意与成人世界保持距离，甚至故意表现得格格不入。鲁迅曾以“抒写性灵”和“赋得性灵”区分小品文的高下，简而言之，自然流露的是“抒写”，刻意加工的是“赋得”[52]。不妨说，此前我们谈论的是“成长的孤独”是“抒写”的，而经“青年文化”包装过的“成长的孤独”是“赋得”的。 “‘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通常指青少年（adolescents and teenagers）将自身从父母所属的成人文化社群当中分离出来的种种方式。”[53]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的“少年”、陈独秀《敬告青年》里的“青年”和心理学家霍尔《青春期》里的“青春期”都有所不同，“青少年（adolescents and teenagers）”或“青少年期（teenagerhood）实际上只是西方社会在最近这四十多年才建构起来的概念”[54]2。梁、陈二文中的“少年”和“青年”所指涉的不是严格的生理年龄意义上的个体，而是涵盖所有心存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志的爱国者，但凡有此心志者，无论其年长年少，皆谓之“少年”/“青年”。因此，文明古国亦是“少年中国”，而“五四青年”中其实不乏年长者，五四运动中罢工、罢市以声援学生运动的工人、商人们，恐怕会囊括更多的年长者。霍尔的“青春期”是生理意义的概念，与人类个体的生长发育和性成熟密切相关。而“青少年（adolescents and teenagers）”或“青少年期（teenagerhood）”是二战后的美国由于社会物质富足甚至生产过剩，故而半是催生、半是建构出的一个消费群体，塞林格出版于1951年的《麦田的守望者》最早描绘了这个群体的精神肖像。[54]6-12如今，“青年文化”风靡全球，“青少年期（teenagerhood）”的概念也被全世界所接受。 作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青年文化（包括青少年期）与消费是孪生兄弟，它以标新立异的姿态把“成长的孤独”作为商品来推销和贩卖，“孤独”于是成为一个标签，一种时髦，一套可以被拿来标榜和复制的消费符号，一种没有门槛没有下限的行为艺术。比如路内《追随她的旅程》中技校里整天“一起抽烟打牌，满大街追女孩儿”、热衷于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小混混们，抢劫、殴打“我”和杨一的“少女帮”；再比如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我妹》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以吸烟酗酒、“茬架”、“拍婆子”等为招牌动作的小痞子们,甚至包括《红旗下的果儿》塑造的主人公陈星，他不停地走路来抵抗生活的幻灭与虚无（依稀可见凯鲁亚克《在路上》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他身心打下的烙印）——但是，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里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长的孤独”，有多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做作成分，又有多少出自对霍尔顿（《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们刻意却不失拙劣的模仿？相比之下，反而是石一枫《合奏》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学琴少年“渴望亲近”一个同样学琴的素未谋面的少女的故事，更加清新质朴，更加可信和感人。笔者在高校里真的遇到过一些这样的学生，他们平时《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离手，言必及孤独，对学业和课程毫不在意，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挂科、补考、重修甚至被取消毕业资格。班主任、辅导员和任课教师们绞尽脑汁、苦口婆心，都丝毫不能动其心志。这些学生扮演霍尔顿·考尔菲尔德真的是入戏太深，以致模糊了艺术和现实的界限都浑然不觉。笔者想对他们说：“塞林格凭借《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成名之后置办田产，在山顶造屋隐居四十年，不问世事、不见访客，与世隔绝地守望着‘永恒的青春期’，这就是成年和老年的现实版的霍尔顿。不妨扪心自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东施效颦，否则，几年之后，面对‘橘逾淮而北为枳’的残酷现实，吃苦果的是自己。”而反过来说，凯鲁亚克、塞林格等其人其书，以及国内大批有意追摩《在路上》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品（不仅仅限于70后小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一些年轻的读者？2019年是塞林格诞辰100周年，审视其作品在普通读者群里具体的、真实的接受状况，理应成为纪念活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笔者绝无把莫须有的罪名按到广大写作者头上之意，况且追根溯源，这是国内方兴未艾的“青年文化”所传播的“赋得”的“成长的孤独”泛滥成灾的结果。“人类学家发现，在那些结婚与青春期的到来相对同步的文化当中，根本不会出现”以苦闷、冷漠、忧郁、叛逆为主题的“青年文化”，“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实行义务教育并因此通过拖延‘交配期’而让这些行为产生了出来”[54]2。而眼下我国的教育现状，何止实施义务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或迫于就业压力、或出于学术追求，导致高等教育就学年限的普遍延长的趋势已是既定事实。如何在这种情势下“抒写”/书写“成长的孤独”，而不是俯就于“赋得”的“成长的孤独”，这是70后作家甚至大部分严肃的写作者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重要的不是以一种真理代替另一种真理，而是在阐释的过程中使真理发生变化。”[55]我们期待着“抒写”/书写中“变”与“常”的博弈与激荡所谱就的清新乐章。 四 本文关于“孤独”母题的探讨，所聚焦的对象不仅是70后的小说作品，同时也关注这些作品的创作主体即70后作家群，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文化生态和现实处境。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被遮蔽的写作群体，其中不乏以“跨界”身份从事创作者①，“孤独”是他们共同的精神胎记和心理底色。孤独因此也成为70后小说家“心灵和艺术的双重母题”[56]。在这个文学业已失却轰动效应，电子传媒和视觉艺术君临天下，社会转型、文化转轨的时代，他们在生存压力、职业角色、文化渴求和写作抱负、社会期待、市场因素等多重困囿与制约下奔突辗转，“无望地栖在蛛网内，默然观望、悄然思索、孤单叹息，然后假以文字之手，写出这荒世的光与暗，血与泪，奶与蜜”[57]。 周国平说：“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推论：许多时候，“强制的孤独……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17]192-193。叔本华想必会同意这个结论，因为他坚称“一个人对孤独的喜爱、忍受或逃避，是与他个人价值的大小成正比的”[34]340。这也恰恰应和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语重心长的教诲：“任何东西，只要你爱，便是最美。”[58]1是的，孤独是一种“残寂之美”[58]116-141，是卑微和残缺的表征，是一场没有喝彩、没有掌声的心灵博弈和自我提升。实际上，一度潜伏于少有人关注的“灰色地带”埋头写作的“70后”小说家们，已经熟悉、适应甚至“爱”上了远离声名困扰与市场喧嚣的“孤独”。他们在孤独中修炼、成长，在孤独中积淀、升华，在孤独中沉潜深思、涵泳优游。他们正在孕育和书写自己的大作品，他们终将以丰赡的创作实绩和“现代性的文化经验”[59]来回馈一代写作者的孤独，他们深知——“在孤独中成形的事物，往往也能被用来救赎孤独。”[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