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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孤独”母题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失落的孤独”和“渴望的孤独”两种基本样态，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为“先知先觉者的孤独”和“天涯沦落人的孤独”，在70后小说中呈现为“越轨者的孤独”“无根者的孤独”和“成长的孤独”三种变体形式。“孤独”是70后小说家们心灵和艺术的双重母题，他们终将以丰赡的创作实绩回馈自己的孤独。 关键词：70后小说；孤独；母题 作者简介：邓芳宁，男，河北博野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河北金融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小说。 题记： 哦，孤独！假若必须与你共处…… 请与我同登险峰…… ——济慈《哦，孤独！》 孤独与渴望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失败，它们不过是一个人活着的证明。 ——艾维利娅·莱恩《孤独的城市》 一 《庄子·内篇·大宗师》杜撰子贡和孔子的问答，借以表达自家的“立人”理想。不过，《庄子》树立的标杆是“畸人”，并赋予这些奇异的（不合于世俗的）人近似道家“真人”①的地位：“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认为畸人的所作所为与天道相合，堪为世间“君子”们的楷模。《庄子》的这一说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后世无数积极用世者（其中不乏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言辞激烈的批判。时移世易，这场笔墨官司和思想悬案应该如何看待？《论语·里仁》有云：德不孤，必有邻；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以“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社会史视角介入思想史研究[1]；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2]的学术史理念，等等，都提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从更多的角度去审视问题，“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在秉持“了解之同情”[3]的前提下，作出审慎的判断。《庄子》把“畸人”标举为“完人”，愤世之情喷薄欲出，一方面笔锋直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微子》）的伪君子，另一方面也暗示“畸人”之“畸”正是外部环境和人群排斥、挤压的结果。而遭遇排斥、挤压的“畸人”们，不可避免地都要面临一种困境的考验：孤独。“1953年，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者哈利·斯塔克·沙利文给孤独下了一个至今仍被认可的定义：因人类对亲密的需求未得到足够的释放，而产生的令人极为不快的、强烈的感受。”[4]18-19摔琴谢知音的俞伯牙，踯躅于汨罗江畔问天索地的屈原，怀才不遇又为梁王堕马而抱愧的贾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李白，“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杜甫，浔阳江头送别友人、闻听琵琶而泪湿青衫的白居易，吟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苏轼，徜徉于西子湖畔“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在悼红轩呕心沥血、奋笔疾书的曹雪芹……他们的“俯仰之间”，固然体现了“直面人生困境……的生命精神”[5]，但无疑都以各自的“孤独”为底色——他们都合乎庄子“畸人”的标准，既“奇异”又“不合于世俗”，因此，也都长时间浸淫于孤独之中（尽管部分出于自身主动的选择）。孤独之于“畸人”，如影随形，唇齿相依，甚至互为因果。 远在全球化的号角尚未吹响之前，《庄子》的“畸人”早已悄然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启了“感伤的行旅”：在德意志化身为孤独的思想家尼采，这个“世纪末的漂泊者”和“新世纪的早生儿”，“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时代潜伏的病痛”，他带着先知先觉者的遗憾自我解嘲——“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6]；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分别化身为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作品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塑造的罗亭、冈察洛夫刻画的奥勃罗摩夫，以及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利托夫[7]等一系列“多余人”[8]形象，这些贵族知识分子才华横溢，不满于现状却又无计可施，在孤独、彷徨中消耗自己的才智和生命；在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里化身为那些执着于数百条真理中的“一条真理”，“并试着让这条真理支配其生活”的“畸人”[9]；在乔治·吉辛《畸零女人》中化身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百多万无法进入婚姻、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道德处境苦苦挣扎的“剩女”[10]；在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浮世畸零人》里化身为遭家人排斥而出走的班，他外貌奇特、心地善良、天生蛮力，却因过于单纯而屡屡被人利用，甚至被当作科学研究的“小白鼠”，他渴望寻找同类、融入群体，却反复遭到现实的残酷打击，失望之极……[11]哈罗德·布鲁姆指出：“麦卡勒斯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竟然承载着她笔下给人印象最深、最难忘的隐喻，即该书的书名《心是孤独的猎手》。”果戈理、福克纳与麦卡勒斯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孤独欲罢不能的探究”[12]。 晚清以降，伴随着列强入侵、西学东渐的大潮激荡，风雨飘摇、满目疮痍的故国“畸人”遍地：深得“托尼思想，魏晋文章”之神髓的鲁迅[13]笔下一度致力于改变世界却终究被世界所改变的吕纬甫、魏连殳，“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身心都陷入科举落榜泥潭、无法自拔的孔乙己和陈士诚，历经丧夫丧子之痛、背负“神权”十字架的祥林嫂，冲破礼教束缚勇敢结合、却被现实逼至穷途末路的涓生和子君等，都被时代和环境打入另册，在孤独的罗网中或挣扎、或死去；郁达夫塑造了一批颇有自况意味的于质夫、黄仲则等“零余者”的形象，这些零余者是《庄子》“畸人”血缘后代中经历了东西文化碰撞和欧风美雨洗礼的一群，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被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意义，而且同样震撼人心”[14]；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中一系列“多余人”的精神苦闷感同身受，其留苏期间的散文集《赤都心史》第三十五节以《中国之“多余人”》作为题目，并引用屠格涅夫《罗亭》的一段话开篇：“我大概没有那动人的‘心’！那足以得女子之‘心’，而仅仅赖一‘智’的威权，又不稳固，又无益……不论你生存多久，你只永久寻你自己‘心’的暗示，不要尽服从自己的或别人的‘智’。你可相信，生活的范围愈简愈狭也就愈好。”[15]他临终前把自己的最后一篇文章命名为《多余的话》，足见其对“多余人”的身份体认之深——当代著名作家李洱以瞿秋白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花腔》，立意高远、忧愤深广，把《庄子》“畸人”的嫡系传承者刻画得入木三分，葛任这个有着孤独灵魂和“丰富的痛苦”内核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象，足以面无愧色地与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系列“多余人”比肩而立；曾经怀揣“教育救国”理想的汪文宣徒自挣扎于生活的泥淖中，他既理解妻子又体谅母亲，在婆媳纷争中左右为难，在经济困窘和精神压力下耗尽生命，以病体残躯为一个时代、也为长期困扰自己的孤独殉葬（巴金《寒夜》）……歌德把“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称为“母题”[16]。孤独，作为“人生的重要体验”[17]193，作为人们“共同享有的东西”[4]255，作为人类不断重复的精神现象，自然成为文学艺术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母题之一。从以上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孤独母题往往以“畸人”形象作为载体，而“畸人”形象序列的不断扩充，又反过来丰富了孤独母题的表现形式，拓展了孤独母题的艺术疆土。总体而言，与前辈作家们相比，70后小说家塑造“畸人”形象的热情有所减退，而是更多倾向和侧重于情境、意境的营构与情致、意绪的点染。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告别革命[18]、放逐启蒙的时代，文学作品里“抒情现代性”[19]的凸显，非但顺理成章，而且是情理之中的必然。 二 中国台湾学者蒋勋把孤独分为六种类型，即“情欲孤独”“语言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思维孤独”和“伦理孤独”[20]。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蒋著更近于随笔性质的漫谈，其逻辑性、学理性、严谨性等方面都难免相对淡薄，比如，蒋氏所谓的“思维孤独”其实主要关涉思维的“顿悟”过程和文化生态的多元性问题，严格来说都与“孤独”无关，况且这两个问题之间其实并不存在逻辑上必然性的关联，而在作者“十指联弹”的论述策略下，对于两个问题的探究又都是轻描淡写、浅尝辄止，或许，此举意在委婉地表达作者于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环境下感受到的孤独？再比如，“革命孤独”与“暴力孤独”之间是否存在彼此交叉、重合的问题域？“情欲孤独”与“伦理孤独”之间是否存在（或部分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毕竟“情欲”是“伦理”范畴下的一个“子范畴”。“语言孤独”涉及的是语言的精确性和沟通的有效性问题，这是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哲学所钟爱的话题，也是现代语用学关涉的领域，应该说这个问题与孤独有一定的关联，但蒋氏散漫的行文和随感式的结论似乎浪费了一个原本可以深入探讨的大好题目。可见，在分类标准模糊不清的前提下，分类结果的周严性和说服力必然大打折扣。哲学家周国平认为“有两种孤独”：“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灵魂寻找另一个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21]与蒋勋的漫谈风格相反，周国平的分类有过于追求学理性（为分类而分类）之嫌，从而相对忽略了对现实的观照。显然，周氏所谓“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的孤独”，是现代西方哲学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问题意义上的“本体论孤独”，是海德格尔所述“人被抛到世间”的“存在的孤独”[22]。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绝大多数时候所遭遇的主要还是周氏所说的“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的孤独”。英国评论家奥利维娅·莱恩把孤独划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失落的孤独”，“失落是孤独的表亲，它们相互缠绕，彼此重叠”，“失落的孤独”包含“丧失亲友的孤独，失去爱人的孤独，思念一个人或很多特定的人的孤独，哀悼的孤独”等几个亚型；另一类是“渴望的孤独”，是一种“无尽的、烦闷的希望。孤独是对亲近、联合、加入的渴望，是想要聚起那些将会分离、破裂或被隔离和遗弃的东西。孤独是对整体和一种整体感的渴望”[4]234-235。这一分类模型源自她对美国现代艺术家爱德华·霍珀、安迪·沃霍尔、亨利·达戈和大卫·沃纳洛维奇等人所创作的绘画、电影、照片等视觉艺术作品的深入解读，是细腻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澄明剀切的理性思辨力交织碰撞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推广性和可操作性。 借助奥利维娅·莱恩的分类模型，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俞伯牙的孤独是痛失知音的“哀悼的孤独”；屈原、贾谊、陈子昂的孤独源自其政治理想的失败（失落）；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的孤独既有政治理想的失败（失落）的直接诱因，又不排除其中有思亲、怀友和自怜的可能性；或许可以说,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和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两联诗句，部分地接近于周国平所说的“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的孤独”，而中国诗人的孤独感主要源自政治现实和生活现实的触发，它触及了“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这一“孤独的必然性”问题，但其思想内核仍是儒家文化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担当，与“本体论孤独”宗教/神学背景下的救赎取向有着本质的区别，考虑到陈、杜创作的历史背景，他们所表达的孤独应该兼有“失落的孤独”和“渴望的孤独”的意涵，是个人抱负和家国情怀遭逢残酷现实后的忧愤郁结、蚌病成珠；林和靖、曹雪芹的孤独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渴望的孤独”，都出于对“整体感”的渴望，不同之处在于林渴望的整体感是自身道德人格的圆满，曹念兹在兹的是自己有生之年能否把书稿写完、能否为后世留下一部具有整体感的“定本”，只有这样，才意味着艺术理想的完满，才意味着人生价值的实现。 我们可以从“感时忧国”[23]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辨别出两种类型的孤独：“先知先觉者的孤独”和“天涯沦落人的孤独”。这一分类受惠于奥维利娅·莱恩，而且是在她的分类模型的基础上，把“失落的孤独”和“渴望的孤独”及其所涵盖的若干亚型拆分重组，用以解读现代文学作品，从中提炼、概括而成。具体来说，“先知先觉者的孤独”既包含“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傲岸（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的苦痛纠缠，催生了“渴望的孤独”之“渴望亲近”亚型的反式变体），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牺牲意识（“渴望的孤独”之“渴望加入”亚型），又不乏“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失望落寞（“失落的孤独”之鲁迅式变体），以及“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担当（同时囊括了“渴望的孤独”之“对整体和一种整体感的渴望”亚型，与“失落的孤独”之“哀悼的孤独”亚型，这是启蒙者以天下为己任的铮铮誓言，既有投身启蒙/救亡大业的自我期许，又有自我哀悼的成分），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瞿秋白作品中类似于抒情主人公的叙述者，都沉浸其中。周国平不无沉痛地指出：“那些不幸的天才，例如尼采和梵高，他们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无人理解，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是可以用创造来安慰的，而恰恰在于得不到普通的人间温暖，活着时就成了被人群遗弃的孤魂。”[17]这也是先知先觉者的宿命，他们在现实中四面碰壁之后，反而会平添另外一重身份——天涯沦落人。倡导变革失败后的魏连殳和吕纬甫，“被误认为死亡”却埋名隐居、养伤治病的葛任，都兼有“先知先觉者”和“天涯沦落人”的双重身份。“天涯沦落人的孤独”主要是“失落的孤独”，失去亲人、友人、爱人、追随者、同路人，失去理想、财富、地位、权势、追捧者，失去曾经的“好日子”，失落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巴金笔下的汪文宣，郁达夫塑造的于质夫、黄仲则等一系列“零余者”，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陈士诚、祥林嫂、子君和涓生等，都承受着“天涯沦落人的孤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