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释： [1]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周扬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5、37、39、54页。 [3] 张文勋、李世涛：《关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1954—1956）的回忆——张文勋先生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4] 《毛泽东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47页。 [5]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6] 直至1960年初，谈及“学习外国经验”时，毛泽东仍指出：“1950年到1957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1950年到1957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74—875页） [7] 薄一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初步实施》，《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92页。 [8]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 [9] 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29页。 [1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0、336、340、345、328、325、346页。 [11] 陈毅：《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15页。 [12]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1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6页。 [14]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27页。 [15]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6页。 [16] 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17]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6、328、325页。 [18]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6页。 [19]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周扬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20]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23页。 [21] 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59、60、63、70、73—74页。 [22]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3页。 [23] 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 [24] 周扬：《关于〈教育学〉编写工作的谈话》，《周扬文集》第4卷，第72页。 [25] 周扬：《在文科教材外文组汇报会上的发言》，《周扬文集》第4卷，第3页。 [26] 周扬：《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童庆炳主编：《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27] 周扬：《在文科教材政治、哲学组汇报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4卷，第136—138页。 [28]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2页。 [29] 周扬：《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童庆炳主编：《新时期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调查报告》，第169—170页。 [30] 蔡仪主编：《文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31]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第393页。 [32] 《文艺报》专论（张光年执笔）：《题材问题》，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二集·文学理论卷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 [33] 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意见》，《周扬文论选》，第465页。 [34] 仅1961年以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编辑出版了100多种，不仅突出了“知识性”，教材质量有了质的提高，还在有“破”有“立”中既突破了种种“框框”，又创新式地提出了许多学术创见。周扬：《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漫谈》，《周扬文集》第4卷，第262—263页。 [35] 李富春在汇报国民经济计划贯彻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时，毛泽东认为就是要“就地踏步，休养生息”。（《1961年，毛泽东决定大兴调查研究的由来》，《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10期） [36] 薄一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初步实施》，《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99页。 [37]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86—188页。 [38] 周恩来：《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53页。 [39] 陈毅：《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15页。 [40] 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68页。 [41]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87页。 [42] 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317页。 [43] 陈云：《1982年5月1日在杭州和上海、浙江、苏州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207页。 [4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45]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