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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调整期政治对文学的松绑，尤其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就文艺工作所作的系列报告讲话，不仅就文艺工作者“如何走路”、“为谁服务”指明了方向，还就“文艺政治关系”、“文艺特殊规律”、“文艺领导方式”作出明确指示，既为改善“文艺政治风气”、改进“文艺领导方式”、重视“文艺客观规律”和鼓励作家“敢说、敢想、敢做”营造了健康的政治局面，又为周扬直接领导“总结中国经验”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历史可能和政策保障。经济调整期前后中苏关系破裂迫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又使得文学理论建设在“反教条化”、“反样板化”过程中努力突破“苏联模式”，进而探索建设符合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关键词：调整期；“八字方针”；文艺政策；话语重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ZW002)、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项目(161090)、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WXC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圣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为摆脱“大跃进”造成的困境并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0年9月30日，由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开始向全国推广和执行。尽管“八字方针”到1962年底因“阶级斗争扩大化”受阻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制定与实施的短时段内，不仅宣告国民经济步入“调整期”，还意味着社会各领域“调整”与“转变”的开始。 受此影响，文学艺术领域获得了一次罕见的规划调整与宽松发展的良机，“派生性”审美文论话语再次获得弹性突破，并表现出一种对“苏化文论模式”的自觉改造，以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文论话语体系。这种在具体语境中对“本土化”文学艺术规律特性的求索与总结，充分体现在国民经济“调整期”（1960—1962）以周恩来为主导，以周扬为桥梁，以蔡仪、以群、邵荃麟、张光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理论家在“反教条化”与“去苏化”过程中试图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而努力的过程中。 一、模仿与独创：从以苏联为师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1949年“苏联模式”全面引进后形成的，其学科建设更被纳入到共和国早期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中。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艺界，便出版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较具代表性的有刘永济《文学论（附录四种）》（1912）、潘梓年《文学概论》（1925）、田汉《文学概论》（1927）、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1930—1934年讲稿，齐鲁大学铅印本）、程千帆《文论发凡》（1943）、王秋萤《文学概论》（1943）、顾仲彝和朱志泰《文学概论》（1945年，“青年知识文库”）等，较有代表性的译著有太田善男编《文学概论》（1906）、本田久雄《新文学概论》（1912）、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1926）、亨德《文学概论》（1935年，“万有文库”），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指引下，“必须肃清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及其在新文艺中的影响”，[1]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原则进行话语重建，尤其是要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2]这一“延安文艺传统”推向全国，以尽快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国家话语的统一性要求。 问题在于：1949年前的文论话语基本是在古代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的融合中进行体系创建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性文学理论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然而，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又亟需文学理论话语作出调整与改变。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加之“以苏联为师”的政策，全面引进、学习、模仿苏联文学理论话语，便成为新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必然选择。由此，不仅苏联《真理报》、《党的生活》、《文学问题》、《哲学问题》等杂志上的文论美学文章通过国内《学习译丛》、《译文》、《哲学译丛》、《新建设》等杂志源源不断地即时翻译到国内，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1953）、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1958）、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1958）、维波柯尔尊《文艺学概论》（1959）等一批苏联文论教材也引进到国内，更有毕达可夫、柯尔尊等苏联专家应邀到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校讲授文艺理论课程，由此铸就了新中国文学理论的“苏联范式”。[3] 毋庸置疑，对苏联文论范式的模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其特殊意义：一是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话语框架和经验范式；二是实现了由“旧”到“新”、从“无”到“有”，迅速建立起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的文艺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是通过模仿与学习苏联，掀起了理论学习与讨论的高潮，在文化水平和学术训练普遍较为低下的状况下，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知识人才，为后期文艺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起到奠基性作用。与此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对苏联话语模式不加选择地移植与模仿，也对后来文学理论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一是“左”的思想甚嚣尘上，造成学术话语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附庸品；二是苏联模式话语框架强行阻断了传统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发展上的倒退；三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原则及其思想命题被不加批判地移植到中国文学经验中，造成对中国文学独特经验及客观规律的忽视。 这种不加分析的模仿与“全盘苏化”，因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到1958年前后引起毛主席的重视，由此得到扭转。1958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在成都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针对经济与发展工作中的“冒进”与“教条主义”问题等倾向，毛主席尖锐地指出：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4] 隔天会议中，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再就“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对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批评：“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事实上，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评与挖掘民族优秀传统是紧密相关的，他早在1956年便指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5] 对“民族风格”、“中国特色”的反复强调，之所以在1958年得到如此高的重视，与对苏联的微妙关系息息相关。中苏关系破裂使得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举国上下尤其是经济生产和重大科研项目研究陷入“中途停顿”，这迫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此外，因“苏共”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不甚满意，由此在包括文艺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中强调突破“苏联模式”的教条，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发展路径，这也是毛泽东批判“模仿”、鼓励“创新”的初衷。[6] 然而，在不愿意照搬而自身经验又不足的情况下，战时革命经验向经济建设上转移的做法，导向了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尽管如此，毛泽东针对各领域就“苏联制度”不加反思地“照搬”这一教条主义路线的批判以及“以苏联为鉴”进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却为文学艺术领域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政策、新路线、新思路的出台，奏响了先声。 二、文艺政策路线调整及其对中国特色文论话语生产的制度影响 经济建设中战时革命经验的运用，使得1958年后中国实际道路的探索倒向“大跃进”，进而又在“反右倾”等斗争运动中陷入到“左”的路线上。这些“左”的思潮和错误，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进而陷入三年困难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历史条件下，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李富春等党中央领导，及时发现问题，努力调整社会主义建设方向。1960年8月中下旬，根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精神，特别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李富春对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进行研究时提出应以“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安排经济工作。8月底，周恩来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在“调整、巩固”后面加“充实”两字，进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意见。[7]1960年9月，为克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向全国正式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此对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 经济步入“调整期”，不仅意味着社会各领域转变的起步，也为文学艺术的规划、调整与变化带来了良机。正如周恩来所指出：“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8]可以说，“八字方针”意见的形成、制定和实施，从实际出发，不仅在极左的革命政治语境中为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作出巨大贡献，还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转变赢得了一定的宽松气氛，更在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领域为文艺思想观念的转变及本土特色文论话语的生产提供了制度性的政策保障。 首先，195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文艺工作者“如何走路”的问题，为文学艺术本土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尽管到1960年周恩来才主张“八字方针”，但这种思想早在50年代后期便已萌生。因1957年“反右”运动，部分文学艺术家不敢写作、不敢发言，文学艺术的发展处于消极状态。对此，周恩来在讲话中鼓励文艺界人士：一方面既要“学习政治”也要“结合实际”，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联系实际生活，防止“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脱离”；另一方面既要“思想性”也要“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还要“敢想、敢说、敢做”，要充分发扬艺术的“独特风格”、“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要兼容并包，在“两条腿走路”中将文化艺术工作推向前进。[9] 其次，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文艺文化方针，并就“文艺规律”和“文艺领导”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为文学艺术本土化健康发展提供了蓝图。周恩来在讲话中就文艺工作尤为强调如下四点：一是“标语口号不是文艺”，尽管“文艺为政治服务”，但只有“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二是文艺“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要注意解决文艺作品“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的问题，尤其要加强艺术家的“艺术修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才能”；三是要注意“领导问题”，领导者不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还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能随便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要努力营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此外，文艺工作者也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0]陈毅也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艺术家“要解放思想，解除顾虑”，而“凡是我们掌权的同志、领导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随便去批评人”。[11] 再次，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讲话，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文艺新思想、新体系、新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保障。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12]周恩来也从“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承认过去有错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六个方面就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进行了阐释，强调“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13] 以上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几次会议以及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不仅对各种“左”的倾向对文学艺术的扼制提出了批评，还鼓励作家艺术家要敢于发言、勇于创新。由此，经济调整期的文学艺术获得了十分短暂而又难得的学术发展机遇。包括“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编写”在内的文化艺术新探索，努力建立符合中国实际道路的理论话语，由此拉开帷幕。仅就文艺政策路线“调整”及相关指导方针、报告讲话对文论话语产生的积极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尊重并掌握文艺发展规律，反对“唯政治标准论”，防止政治对文化艺术的粗暴干预。周恩来极为重视文学艺术自身的艺术规律及其艺术特性，在关于文化艺术“两条腿走路”时便指出艺术品“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思想性是要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否则还叫什么艺术品”。[14]随后，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15]文艺不是政治，“标语口号不是文艺”，文艺有其独特的艺术形象，是多元化的，正如周扬所说“要注意艺术，不要以政治代替艺术”。[16]这就防止将文艺工具化、简单化，在充分强调文艺自身特性及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二，改进领导作风、改善文艺风气，鼓励作家艺术家解放思想、敢于发言，实事求是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周恩来指出，近三年（1958—1960）文学艺术领域由于作家思想的“束缚”，文艺界的作风与空气并不理想，究其根源则在于文艺上许多的不良做法：“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还有挖根子”，这些做法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政治局面下，作家艺术家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17]对此，周恩来同志对“领导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18] 周恩来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调，还与文学创作上的种种言论禁区及相关教条相联系。对此，周扬也批评指出“教条主义者脱离群众”，“他们只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而不要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只许一花独放，不要百花齐放。这是非常有害的”。[19] 其三，倡导“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中国的”与“外国的”相结合，进而在“有机地结合”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理论话语。在“反教条主义”路线上，毛泽东曾主张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0]在倒向“左”的路线后，周恩来又不断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尤其是针对文艺领域诸如“时代精神”、“典型人物”、“人民内部矛盾”、“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敏感话题，更是鼓励思想界“敢想、敢说、敢做，提倡首创精神”，[21]这也为文艺界的发展带来朝气，文学艺术学领域由此出现新的气象、新的形势。此外，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也针对艺术题材和作家艺术家主体观察力、感受力不足等问题，鼓励作家要打破框框、创新写作模式，要写“中间人物”，文学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基础”要进一步深化，[22]等等。 总体而言，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挖根子等不良风气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层，通过各种文艺讲话和座谈，不仅竭力扭转“极左”的政治局面和文艺风气，更向文艺界人士传达了“敢说、敢想、敢做”的信号。这些方针政策，不仅“接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并部分回答了文学理论在中国遇到的新课题”，[23]更在中国实际路线的探索中为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建设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