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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一枫的小说往往具有通俗故事的外观，他总是力图通过阅读吸引力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中寄予宏大的叙事抱负。单就故事而言，《借命而生》的传奇性显而易见，但小说的关切重心并没有落脚在准确周延的叙事上，而是经由一种通俗故事外观，试图在写意层面投射作者孜孜以求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的呈现不仅在于小说展现的时代变迁，或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捕捉，更在于人物行动不经意间透露的“情感政治”内涵，以及这一内涵展现的不同寻常的叙事意义。 关键词：石一枫 长篇小说 《借命而生》 “情感政治” 作者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北京作家石一枫可谓近年来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他，在不长的时间里陆续发表《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营救麦克黄》等中篇作品，以及《心灵外史》和《借命而生》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世间已无陈金芳》夺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到，相对于作者早期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恋恋北京》、《红旗下的果儿》等小说，石一枫近年来的创作有着极为明显的变化，诸多地方都透露着沉稳中的笃定和抱负。这种“率性而为”之后的“文学自觉”不禁令人侧目，而其中至为关键之处在于，他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不再仅仅是自王朔以降的鲜明语言风格，那种简朴的俏皮和明亮的快意还在，但已不是小说的重点。这也就像孟繁华指出的，“在他狂欢的语言世界里，那弥漫四方灿烂逼人的调侃，只是玩笑而已，只是‘八旗后裔’的磨嘴皮抖机灵，并无微言大义。”[1]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评论者都注意到石一枫那张“不正经的嘴”，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隐藏在此之后的“太过正经的心”，[2]这或许就是“鲁奖”授奖辞所说的“敏锐的现实主义品格”，亦如作者自己所言，“把个人叙述的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3]进而“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中，浓缩社会生活的特定形态，展现着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这一点在年轻作者那里尤其难能可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创作被视为“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 纵观石一枫的小说，他确实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始终对勘探时代怀有巨大热情的作家。这就像评论者所说的，“当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然而他的这种对于时代的勘探，又并非是以纯文学的僵硬方式来完成的。相反，石一枫的小说往往具有通俗故事的外观，他总是力图通过阅读吸引力的诱惑，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之中寄予更为宏大的叙事抱负。《地球之眼》便是以“寓雅于俗”的方式，塑造了安小男这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进而在“道德领域”思考社会和个人所遭遇的精神难题。《世间已无陈金芳》亦是如此，这部获得普遍好评的小说，被视为一部“难得的社会问题小说”，作品所讨论的正是社会和一代青年遭遇的精神难题与道德危机。《借命而生》显然也具有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这部发表于《十月》2017年第6期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或华语世界的“基督山恩仇记”。在这部小说中，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辩证，构成了他的基本方法。在“小人物”泛滥成灾的今天，如何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来演绎“大情怀”，进而捕捉“大时代”的蛛丝马迹，这是石一枫执着思考的问题。如他本人所说的，“我能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5]在《借命而生》中，许文革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个落魄的逃犯，他与杜湘东，一个同样游走边缘的狱警，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让彼此的故事具有了史诗的意味。[6]然而这里的“史诗性”特征并不是最重要的，小说更加值得讨论的是，故事里的人物所展现的情感与伦理，以及这一情感所寄予的文化政治意涵。 一、小说的现实投影 据石一枫所言，《借命而生》的故事其实来自对一则新闻的演绎，这涉及对国家新近刑法修正的现实呈现，小说的主体情节正是来自这个地方。如他所言，“写作的最初动机其实来源于一个法律常识：咱们国家的刑法是经历过修订的，如果犯人在旧法时期犯了事儿却在新法颁布以后才被抓住，那么量刑标准原则上也要从新不从旧，而且往往是从轻不从重。”[7]于是，一项政策的变化构成了小说创意的最初来源，这也是小说主人公许文革故事的法理依据。如小说所呈现的，经过漫长的逃亡，许文革用很小的代价“洗白”了自己的逃犯污点，这固然是法制的进步，即所谓新刑法不追究旧案件，但却与越狱未遂的姚斌彬被迅速处决的情节形成鲜明对照，现实的荒诞性便突出地呈现了出来。 单就小说故事而言，《借命而生》的传奇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情节可谓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小说贯穿着一桩早年的盗窃案，罪犯长期潜逃，刑警则不懈追捕，“越狱”与“追凶”成了悬疑剧的最大看点。看得出来，小说似乎深受当下流行文化的影响，作者也明显对于小说的影视改编有着刻意的期待，但这些也都无可厚非，尤其是在纯文学日益通俗化的今天，一切都显得理所应当，反而能够看出作者对故事的经营，以及由此彰显的纯文学的丰富性。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传奇故事对于巧合的依赖，在石一枫的这部小说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服刑犯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越狱潜逃，一路追赶的狱警不仅没有开枪，反而被逃犯夺走了枪支，而更加令人称奇的是，手握枪支的逃犯又被毫发无伤地抓了回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人公，那位落魄的狱警抱着必死的决心想做个英雄时，无能的逃犯又恶作剧般地缴械投降了。再比如，当追捕者长久地追击另一个越狱者，终于发现了一丝线索之时，一场矿难竟不偏不倚地发生了，不仅如此，小说还让嫌犯在这场矿难中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所有这些，都让人对小说的可信度产生深切的怀疑。 然而怀疑归怀疑，读完整个小说，我们大概也能对这种简单和直观产生一定的认同。这也难怪，在有限的叙事篇幅里，小说情节需要迅速推进，任何无谓的跌宕与波折都是对效率的干扰，而故事的转折也明显需要更加强悍和明快的节奏，因而戏剧化到略感生硬，直至“狗血”的状况，想必也会时有发生。尽管这样看来，小说的说服力会大打折扣，但总体上也很难说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借命而生》其实并没有将关切的重心落脚在准确绵密而逻辑周延的叙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一方面渗透进四周缠绕的人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命运底色和人性驱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和前行的踪迹也在其中清晰可辨。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借命而生》是经由一种通俗的故事外观，试图在写意的层面，去投射作者孜孜以求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的呈现不仅仅在于小说所展现的时代变迁，以及重新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捕捉与强调，而在于人物的行动于不经意间透露的“情感政治”内涵，以及这一内涵展现的不同寻常的叙事意义。 这便涉及小说的主要人物许文革，他经由犯罪、越狱，再到“洗白”的全过程，固然是为了阐释刑法修正后产生的戏剧性后果，以及人物命运的转折所呈现的时代风云变迁。但正如小说展现的，许文革被不断压到尘埃里，貌似为了形塑一个罪大恶极的暴徒形象，却又以欲扬先抑的方式更加完整地展现了他的人性光芒。我们其实早已隐约察觉到，许文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不然他何以会在逃亡的过程中见义勇为，去冒死挽救他人的生命？从小说一开始，许文革和姚斌彬盗窃入狱以及越狱逃走，似乎就暗藏苦衷，这其实构成了情节剧耐人寻味的悬疑。因而我们看到，在许文革与杜湘东的对峙中，这一“道魔斗法”的情节结构在小说结尾终于出现意外的陡转时，这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有多惊讶。在此，作者终于抖开了他掩藏已久的“包袱”，逃跑的罪犯奇迹般地成为读者同情的对象，而人物的意义也被顺势凸显了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许文革和姚斌彬身上果真藏着盗亦有道的壮举，这是他们逃亡的秘密所在。在他们那里，盗窃的财物——皇冠轿车的发动机——并不是财富贪求者的目标，而包含着令人感念的深意，寄予着工人阶级技术革新的奋斗梦想。 在姚斌彬和许文革那里，工人阶级的豪情壮志，荡涤了个人发家致富的卑琐，这正是他们的理想和抱负；而信守集体尊严正义的承诺，也无疑有力地消弭了许文革作为逃犯所理应携带的罪恶，这让整个故事的基调有了颠覆性的翻转。这一情节变化所昭示的小说伦理我们并不陌生，这便是勃朗宁引用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他热爱一切事物危险的边缘：诚实的小偷，软心肠的刺客，疑惧天道的无神论者。这种叙事类似情节剧的错位和张力，总是让人感到心醉神迷。正义的小偷，舍身救人的逃犯，贴在许文革身上的标签，超越了简单的善与恶，以及好人或坏人的绝对分野，而呈现一种暧昧的中间状态。就像小说所言的，“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8]显然，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这是小说不遗余力地给予他们的礼赞。 二、“借命”的历史内涵 确实如此，《借命而生》里的许文革就是那个“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而早早死去的姚斌彬同样至关重要，他以命相搏的行动意义在小说稍后的叙事中被清楚地呈现出来。正是姚斌彬的拼死掩护，才让许文革重获生机，进而有机会去实践他们共同的梦想。在他们共同梦想的烛照下，姚斌彬成了那个永远被铭记的牺牲者。这种牺牲、生存乃至责任的话题，可以让我们顺利展开对小说标题“借命而生”确切意涵的讨论，小说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 “借命而生”，借谁的命，如何而生？这是人们的一个疑问。小说表面上看，是许文革借姚斌彬之命生存下来，但同样也可理解为姚斌彬借许文革之肉身来见证他们共同目标的完成，甚至更进一步说，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当时工人毕生奋斗的梦想获得实现的希望。唯其如此，“借命”者的背叛才会变得难以忍受，小说中，姚斌彬的死构成了许文革沉重的道德负担，而这一道德负担也贯穿了故事的始终。对于许文革来说，他必须守护对死去兄弟的承诺，铭记他们的梦想和责任。这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他死去的兄弟，这就是“借命”者的责任所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借命”的意义就变得既具体实在又抽象阔大了，具有了更加深邃的历史内涵。同样是事关“借命”，这里有必要论及广西作家东西出版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在那部小说里，主人公汪长尺面对因高考被人顶替而被“篡改”的命运，他致力于一种个人的反抗。我们从他那求告无门的无奈中，可以看到现实的不公与底层奋斗的艰难。小说中，正常的个人奋斗途径经汪长尺多方尝试已然宣告失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对抗可见一斑。而小说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汪长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顺利留在城市，过上他所认可的理想生活，竟然索性将孩子送给了富人（也是自己的仇人）收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定点投放”，也是寄望于后代的“重新投胎”。他试图以这种近乎玩笑的荒诞方式将被“篡改”的命又“篡改”回来。甚至为此，他不惜妻离子散，最后还以20万元的价格换取富人要求自己的“永远消失”。确实如此，汪长尺为了区区20万元，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安稳地留在城市，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这一辈子无望的命运，只能将未竟的理想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这是汪长尺做为个人卑微的极致，又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绝望抗争，于荒诞之中包含着无尽的悲苦与无奈。[9] 同样是为了寄予理想，石一枫笔下的“借命”显然与此不同。《借命而生》里姚斌彬借许文革之命来实现理想，或者说许文革替死去的姚斌彬活出人样，并不只为在个人奋斗意义上拼出个出人头地。汪长尺基于个人主义原则所追求的吃喝不愁的小幸福，固然也是许文革和姚斌彬的最初目标，但肯定不是他们的全部梦想。小说不断提示到，许文革的最大理想是要让陷入困顿的工厂起死回生，为此他们挖空心思去研究汽车发动机，不惜摊上盗窃的骂名。相较于汪长尺庸俗的个人幸福，姚斌彬与许文革的生死之约显然足够宏大，也更加令人震撼，这便事关阶级、共同体与牺牲的伦理学意义。 在此，姚斌彬的一条命，换回了许文革的顺利逃亡，直至他有幸“重新做人”。于是，苟活的许文革便不得不背负另一个人的命继续奋斗，去努力活成死去者想要的那副模样。甚至毋宁说，许文革是背负着当时整个工人阶级的梦想而活。正是这种由牺牲和使命所锻造的尊严政治，让许文革生出了“义无反顾的气概”，而这种气冲云霄的气概，也成功地感染了杜湘东，让后者开始反思自己的警察身份。好在这样的思考并不显得太过艰难，他终究顺利地从中“顿悟”过来。于是，他与许文革这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终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甚至是生死与共的兄弟。这种戏剧性，也是小说伦理中最令人震撼的转折，因为它所导向的是两位“憋闷”者，乃至更多的人的“新的团结”。 三、作为革命遗产的“情感政治” 这里的“新的团结”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能够有效唤起我们关于中国革命的情感记忆。相当多的研究者都曾注意到“情感提升”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情感的成功调动是它最终能战胜国民党并实现革命宏图的关键性因素。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情感的能量有助于实现革命的宏图，而由“情感提升”产生的奉献精神则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无论在其新成员还是在其骨干中，都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负的责任。如其所言，“数百万参加红军的人，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与民族主义或者土地革命原则之间具有某种抽象关系而受到鼓动，而是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10]在此，以牺牲之精神投入到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之中，正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宝贵遗产。 有幸的是，我们从石一枫这部《借命而生》中，可以隐约领略这一宝贵遗产在当代文学的回响。观众大概能够注意到，《借命而生》故事的起止年份是1988年和2008年，其间有着20年的时间跨度。这样的设置显然包含着讲述当代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野心。20年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转型倒是其次，最为关键的却是思想状况的变化。理想主义的轰然倒塌，全球资本主义的重新袭来，一些人在物质主义的泥淖中走向沉沦，而琐碎的日常生活让更多的人慢慢走向困窘和卑微。这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变化早已深切地投射到故事人物身上。小说中，小警察杜湘东的“憋闷”贯穿了始终。正是这种“憋闷”让他全无警察的强悍豪迈，他似乎陷落在对过往事件的自责之中，反而因创伤体验的自暴自弃而成为失败的边缘人。在他的妻子刘芬芳极为卑微地沦为下岗女工之后，他也因“失职”的愧疚而一蹶不振。唯其如此，他对变化的现实多少有些格格不入。这让他犹如琥珀一般被凝结到过往的岁月之中，正因为如此而具有不因时代而动的坚定和执拗，使他意外葆有了某种过往的品质，残留着那个年代的理想和激情。因而当他得知许文革的失败之后，他会“涌动着悲怆的豪情”。这种朴素的阶级伦理所激发的“情感提升”令他坐立难安，他要和世间的不公与无义死磕到底。 小说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转型，让许文革的失败变得不可避免。这与《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的失败有着相似的意味，都是以人物的命运来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些改革年代的暴发户，无一例外地在新的资本全球化的时代面临新的挑战。当然我们也会清醒地意识到，就小说的情感叙述来说，只有让许文革惨遭失败，将其塑造为一位悲剧英雄，才能成就其形象的伟大，才能真正诠释小说里引用的那段威廉·莫里斯的名言，“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东西，却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11]在许文革那里，“那条漆黑的路走到了头”，却意外地让人看到一丝曙光，那是正义的事业所导向的共同体团结的微光。 在《借命而生》的最后，杜湘东终于成功救下了企图自杀的许文革，以此让人得见两个失败男人的惺惺相惜。至此，这位“憋闷”多年的小警察也终究“发光”了一回，却与整个时代氛围形成了微妙的反讽。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石一枫恰恰惯常以这种“笑中带泪”的情节模式收煞。这种煽情的方式也许只是情节剧的俗套，但它却并不廉价，反而更像是有意给读者的一次心灵重击。有时候正是这样，只有当我们为两个失败的男人抛洒同情的泪水时，我们才会不由自主地思索，这一路走来的大时代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石一枫这部《借命而生》的文本含义，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从写作缘起来看，这是对现实刑法变化的一次及时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借命而生》是“现实的”；其二，从历史跨度来说，这又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和思想意识变迁的一次总结，因此，小说又是“历史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第三个层面，就写作意义而言，这里的“情感政治”又是指向“未来的”。让我们再次回到那句无政府主义者威廉·莫里斯留下的，又被哈特和内格里郑重写在《帝国》扉页上的名言，“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东西，却会在时间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是的，在石一枫这里，那些失败的男人们曾经为之一战的东西，总是如此令人着迷。这也许就是我们从《借命而生》的杜湘东、许文革和姚斌彬那里，隐隐绰绰地看到的某种意义上“革命主体”的“踪迹”。这也恰如研究者所说的，这是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世界，“他们坚强的意志、真诚无畏的牺牲精神，常常让人联想到宗教中的使徒形象。”[12]这类“使徒”的气质所凝聚的革命遗产，分明是属于未来的，他们注定会让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时时反顾，从中汲取力量。这才是石一枫这部《借命而生》的最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